日皇明仁退位的時代意義

2016年8月8日，日本天皇明仁透過宮內廳以預錄影片的方式，表達年事已高，對於承擔憲法所要求的「國事行為」責任，感到力不從心，雖說日本天皇談話中未言及「退位」，但希望提前交棒的想法溢於言表。明仁萌生去意不僅震撼日本朝野，更引發國際社會關注，該談話被媒體稱為平成的「玉音放送」，意謂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1945年8月昭和接受盟國投降條件，結束二戰的「玉音放送」。本文將分析日皇明仁「生前退位」的意涵及其對日本外交，特別是中日關係的意義。文末亦解讀新年號「令和」所透出的中、日「和而不同」的文化詮釋。

日皇明仁將在4月30日退位，繼昭和年代，平成年號亦將隨之走入歷史。3月12日，明仁少見的著上沿用中國唐法製作之朝服「黃櫨染御袍」，前往皇居「宮中三殿」中的「賢所」朗讀「御告文」，向皇室列祖報告退位日期，正式啟動天皇的退位儀式。

2016年8月8日，日皇明仁公開表達「生前退位」之意，安倍內閣為回應明仁的請求及考量他年歲已高，體力逐漸難以承擔「國事行為」，啟動相關法制，增修《皇室典範》，訂定僅適用明仁退位的特別條款，完備日皇「生前退位」的法源。

戰後日本天皇雖為虛位，且基於政教分離，不再為「現人神」，但天皇在日本社會仍地位崇隆，言行動見觀瞻。其實，天皇在日本歷史上多數統而不治，因而不似中國歷史的「易姓革命」。從貴族政治至武士政權，天皇因政治上的超然，得以維持「萬世一系」。

其實，近代之前，日本天皇「生前退位」不勝枚舉，而日本史及文學中亦不乏對「上皇」或退位後出家之「法皇」的敘述，但自1817年光格天皇禪位仁孝天皇後，歷五代天皇近200年，均為死後傳位皇太子，未有「生前退位」，而日本立憲後施行的《皇室典範》中亦未規範天皇「生前退位」。

因此，明仁想「退位」卻苦無法律依據，只能透過談話，隱晦的表達不願在天皇的位置上，卻無法充分履行理應完成的公務。明仁認為，依憲法及《皇室典範》，設立「攝政」無法改變天皇無法履行公務，但直至生命結束仍為天皇的事實，表態「攝政」的制度難以解決天皇體衰無法視事的問題。此外，明仁認為，將公務委由皇太子代行，僅維持形式上的「天皇」亦非良方。

近年來，明仁去意甚堅，旁人無法動搖。明仁向國民拋出「生前退位」的問題，希望藉此啟動社會的討論，形成民意共識，在法律上，完善戰後日本的天皇制度。明仁的理想即是當天皇不能承擔公務時，即應由皇太子即位，不必等到死後。

在戰後《日本憲法》中，明訂天皇的地位「基於國民的總意志」，不得介入政治，禁止依據天皇意願發動立法的行為。因此，明仁「生前退位」的法制建制中亦避免以天皇退位意願為條件，而是依國會的綜合判斷為依歸，作為例外應對措施，允許退位之立法過程，以免招致違憲之質疑。此可窺見明仁對戰後憲法之謹守。

明仁退位後，將依《皇室典範》的「特別條例」授與「上皇」的稱號，但不同於日本歷史中，「上皇」常於皇室及貴族間的政爭起關鍵作用，涉入朝政，未來「上皇」仍將服膺戰後憲法將天皇作為「象徵」地位之精神，不具政治之角色。登基30載之明仁始終謹守分際，退位後，毫無懸念，將維持「象徵」地位，不對政治發言，而無歷史中「上皇」干政之「院政」復辟之虞。

誠然，明仁「生前退位」不致牽動戰後日本憲法「象徵天皇」的改弦更張，但突顯戰後日本天皇不再具神格化的「現人神」地位後，在法律上成為「人」的天皇如何在老後，實現有尊嚴之退位的人權問題。此始為在思考「生前退位」法制化時，日本朝野須關注之重點。

在戰後日本憲法制約下，無法「干政」的天皇亦失去憲法中對人權的諸多保障，不僅失去一般國民退休的權力，亦須對歷史三緘其口。安倍首相在思考日本修憲議題時，如何擺正內閣制中天皇與政治的關係為另道重要課題，此或許為日皇明仁「生前退位」的弦外之音。

然而，明仁在二戰結束70年談話中「對先前的大戰深切反省」之殷殷期盼是否為戰後世代的德仁皇太子所承繼受人注目。德仁皇太子在59歲壽辰時表示其深受父皇的影響，明仁的談話應為即位後行事的「重要指導」，相信明仁對戰爭反省及珍視和平的精神當為德仁皇太子登基後，在「民眾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多元化時代」中延續。

伴隨新皇即位改元的2019年對日本而言是特殊的一年，在外交上亦復如此。憲法中虛位的天皇在外交中仍具重要意義。5月28日，美國總統川普將以「國賓」身分出訪日本，成為德仁繼位後在皇居接見的首位外國元首，藉此彰顯日本戰後外交基石的「美日同盟」。此舉不僅為日本在國際秩序中之「大義名分」，亦為日本外交之「建前」（公開表態），無可厚非，北京當不必將之視為日本對習近平於年內訪日的小動作，意在阻卻習近平6月出席大阪G20時，以「國賓」身分訪日，或向習近平「殺威」。

無可諱言，日本在對中外交上須帶有美日關係的思考，在日俄關係中亦復如此。然而，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川普，日本與中、俄修好亦為對美外交所需之槓桿，更為安倍首相實現「自立外交」悲願之契機。

「首腦外交」為中日關係之重要渠道，在安倍正式訪陸後，習近平回訪日本乃中日關係回溫之具體象徵，日相安倍自當全力促成此事。據共同社報導，安倍邀請習近平年內兩度赴日，除出席大阪G20峰會外，今秋另以「國賓」名義到訪，會見新皇，以期有助於中、日歷史仇恨的緩解。

持續推進中日關係為今年「安倍外交」之重點，期待新皇德仁承先啟後，在反省戰爭歷史、珍視戰後和平中，成為中、日友好的助力，此非對新皇的「外交利用」，而為東亞之歷史和解建極綏猷。

為迎接新天皇即位，4月1日，日本內閣如期公佈新年號。正值初春，日本陸續進入賞櫻的時令，東京街頭日本民眾除因滿開之櫻花帶來之喜悅外，引頸企盼內閣新年號的公佈，此別於1989年1月8日，裕仁天皇歸天次日決定「平成」年號時的舉國哀戚氛圍。

安倍內閣依《年號法》，在臨時內閣會議中議決政令，在明仁天皇用印後，頒佈5月1日德仁皇太子即位後的新年號「令和」，此為日本史上第248個年號，意味「平成」將走入歷史。「令和」符合戰後日本制定年號，選用讀寫皆易之漢字的原則，但「令和」卻是難以望文生義的和製漢語，與此前之日本年號皆語出中國《易經》、《尚書》等漢籍不同，「令和」之出典為和書《萬葉集》。

重視季節感的日本人在文學創作中常因此抒發內心的感觸留下諸多和歌、俳句，此為「物哀」之表現。當中，最早之和歌集即為《萬葉集》，異於「漢詩文」，《萬葉集》乃日本「假名文學」之伊始。「令和」之典故為《萬葉集》32首《梅花歌》之「初春令月，氣淑風和」，為時序更迭之表現，意味大地回春，萬物欣欣向榮，亦為對德仁皇太子登基後之日本能走出「平成蕭條」，並完成「311地震」等重大天災重建寄以盼望。即將退位的明仁天皇在諸多談話中皆以此為念。

然而，安倍首相將語出《萬葉集》之「令和」解讀為「集合眾人良善之心，孕育新文化」，強調《萬葉集》乃「象徵豐厚之國民文化與悠久傳統的國書」，此解釋側重於此次年號選定捨「漢籍」，就「和書」之文化意涵，更為日本與中國在文化上「和而不同」的政治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