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代漩渦邊緣一路走來的台南人黃幸

黃幸，1924年生。1948年9月，離台赴滬，從此直到1995年春才重踏故土，見到雙目失明的母親，兒孫滿堂的弟妹。黃幸在大陸從事翻譯工作，參加過志願軍入朝，他說：「我在朝鮮待了三年四個月，回國時得知有18萬志願軍烈士留在朝鮮，尚不能回家。由於他們捨生忘死的戰鬥，新中國才能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戰勝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而維持了和平。和平是寶貴的，來之不易。當我們享受和平時，絕不能忘記這些烈士，更不能忘記，和平屬於有憂患意識，努力做好兩手準備的人們。」本文取材《番薯仔兩岸留痕》中黃幸口述。

我們黃家在台南市是中醫世家，我爺爺、我父親、我父親的幾個兄弟都是中醫。我姥爺（外公）住台南縣鄉下，他會功夫，是武家子，又懂中醫，也開了一家中藥鋪，像正骨推拿開方子都會。因為家裡的一些變故，我父親搬到了我母親的娘家，幫我姥爺管理中藥鋪。我出生在台南縣大內鄉大內村，小時候就生活在那個地方。

我原名黃辛潘，是家裡的老大，有四個弟弟。我開始在鄉下上日本人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為了上學，媽媽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到了台南。在台南我們住的地方叫花園町，裡面有個公園，很漂亮。公學校畢業以後我考上了台南二中。畢業後（1943年）考上了台北帝國大學（就是現在的台大）。台南二中那年應屆畢業140個，考上台大兩個，我是其中之一。

我一開始學的是醫科（台大預科理乙醫科），那時候台灣人只有當醫生才有出路，因為日本人不讓你學工學理。所以我們醫科班大部分都是台灣人，只有一、兩個日本人。而工科、理科、文科大多都是日本人。這是對台灣人很大的歧視，所以在台大的時候我們跟日本人沒有來往，學校好多俱樂部的活動，我們都不參加。

我對日本人的認識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發現台灣人跟日本人是不一樣的，不但講的話不同，生活水準也大有懸殊。日本人不管做什麼工作的都是單獨的宅子，每家一套。像我們家一家六、七口人，一個房子分成三個部分，前面是前廳，中間是睡覺的地方，後面是伙房，最後是一個廁所，住的水準和生活完全不一樣，這種差別從小就感受到了。在學校裡，日本老師對台灣學生很凶，逼我們學日語，考不好一定要挨打，用竹鞭把手打得腫這麼高。好在我考試一直不錯，一般沒有挨打。

第二個階段，到了中學，認識了日本的「差別待遇」（歧視政策），跟日本人的矛盾就增加了，那時候我在台南二中，是台灣人上的中學，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比例是4:1；台南一中是日本人上的中學，比例剛好相反。像我們班有40、50人，四分之一是日本人，而且學習非常不好，一個個都是笨蛋，但都是班長、隊長呀什麼的，管著你，讓我們感覺到這種區別對待。而且同一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找的工作也不一樣。日本人的差別教育差別政策，當然會引起我們的不滿。所以跟日本人的矛盾非常大，動不動就打架。老師偏袒日本學生，同樣打架，台灣學生被罰站，仇恨就這樣攢下了。

第三個階段，是上了大學以後慢慢地明白，日本統治者是要我們台灣人當一個好的日本人，怎麼個好呢？就是替日本人去打仗，為他們賣命當砲灰。通過這三個階段，我明白了日本推行皇民化的真相：皇民化是掩蓋「差別待遇」的幌子，不是要台灣人作為日本人活著，而是替他們去死。日本人稱我們台灣人是清國奴，是失去了祖國的人，所以才欺負我們，我們對這特別的不滿。我們是台灣人，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尊，更有尊嚴。台灣人的台灣意識就是這樣產生的。

那時我住在士林，那個地方幾乎全是台灣人，只有兩個日本人：車站的站長和小學校的校長。士林這個地方很有名，有台灣早年的進士第，好幾家門前插著標杆（旗杆）。在那個地方有我們台灣人的協志會，經常舉辦一些活動。協志會是楊文萍（很有名氣，後來任台大教授〔楊雲萍?編者〕）、何斌、郭琇琮（台灣光復後曾任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1950年犧牲）、陳泗治（當地長老會的牧師，文學家）等幾個人搞起來的。何斌和郭琇琮都是台大醫科的，比我大幾年級。協志會提倡保留台灣的民俗風俗習慣，藉以反對日本人的皇民化。他們搞展覽、搞合唱隊、還搞讀書活動。我參加了合唱隊，參加他們舉辦的各種展覽，還借閱各種各樣的書，《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女人的一生》等等，都看過。在士林這一段對我的人生很重要，接觸了西方的近代文學，他們提倡的人道主義、正義感、公平合理、同情窮人、關心弱勢群體等思想在我世界觀形成的時候奠定了基礎。

我在大學實習的時候郭琇琮鼓勵我到工廠實習，通過接觸工人瞭解他們的情況，關心工人；陳泗治也很正直，他是基督教的思想，很反日，日本人把他列為「要注意人物」進行監視。他帶著我看了好多歐洲近代文學的書，對我影響特別大。他教會我彈鋼琴，他的鋼琴老師是加拿大的美國人泰勒女士（後住加拿大），有名的鋼琴家。

日本投降後，我改學工科，考入機械系。我為什麼要改科呢？因為日據時期不讓我們上工科，也是一種反彈。我當時認為，中國工業力量薄弱，才挨打，才輸給了日本人，我們只有振興工業，才能強國。那時候我進台大已經兩年了，再三年就可以畢業。那時候工科幾乎全都是日本人，只有10來個台灣人，而我們機械系只有一、兩個台灣人。日本學生走後，留下好幾個老師教我們10來個學生。但是國民黨接收，只派官員沒派來老師，所以日本老師一直把我們教到畢業為止。

剛光復的時候，台灣老百姓很熱情地歡迎國民黨。台灣人是失去了祖國的人，祖國在什麼地方？那時候我們不瞭解情況，模模糊糊，只是覺得要有個祖國，有個國家當我們的後盾，這樣我們才能像人一樣活著，這應當是我們青年人普遍的思想。所以日本投降，國民黨剛一去的時候我們是很歡迎的。祖國來人了，祖國的親人到了，我們當然要張燈結綵、放鞭炮、敲鑼打鼓舞獅子，表示歡迎。國民黨士兵過來，我們去松山機場迎接。我當時就發現他們的軍官個個滿臉橫肉，臉上發光發亮，趾高氣昂指手畫腳；士兵卻瘦弱寒酸。光復大會上，陳儀講話隻字不提台灣老百姓在日本統治下怎麼受苦，怎麼鬥爭，沒說一句暖人心的話，只聽著喊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這讓老百姓非常失望。國民黨來了以後，表現不好，貪官污吏橫行，軍隊像賊一樣搶東西，社會治安社會秩序很亂，而且物資短缺，物價飛漲，台灣的大米和糖本來是很多的，後來都買不到了。另外，日本統治後期，禁止協志會活動，我們不能唱歌，甚至是士林教會的聖歌。國民黨來了，還是禁止協志會的活動，大家特別生氣。台灣人開始不配合，對國民黨不滿也逐漸增多，所以「二二八」一個契機，大家馬上就起來了，沒人動員，也沒人煽動，是自發的反抗運動。

「二二八」事件發生了。那時候我們學生都有一股熱情，大家都反對國民黨，憑著一股學生的熱情，總覺得應該做點什麼。台大醫學院有一個指揮部，大家主動跟他們聯繫，看有什麼任務。他們就告訴我們計畫奪取國民黨的武器，地方都找好了，在天母溫泉，離台北市不遠，那裡有國民黨的一個武器庫。我跟潘淵靜就去偵察，打扮成去釣魚的模樣。潘淵靜跟我是同學，我們根本不懂得怎麼偵察，連觀察地形都不知道，只是問當地的老百姓，知道那裡駐著大約30個兵就回來了。心想這20、30個兵很好辦，衝進去把他們幹掉不是很簡單嗎？回來就把這些情況彙報了。台大指揮部商量以後，就讓我們做好準備。沒有武器，只給了我們三個手榴彈。我們準備好，3月5日就要行動了。聽說台北共有三個大隊，陳炳基帶一個，郭琇琮帶一個，李志中帶一個。我們士林是單獨的、自發的，當時參加的都是大學生，有個別的女高中生，是台北女中的，一定要參加。要出發之前，大家要告別一下，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在那裡還搞了個大合唱，我指揮唱《哈利路亞》，是亨德爾寫的，準備出征。唱完以後大家來到我們幾個學生下榻的地方，就在何斌家的樓下。有一個老阿姨，是基督教徒，對我們特別好，她知道我們要去行動，很擔心我們，她給我們弄飯吃，吃完以後準備行動。我們連武器也沒有，每個人找了一根半米長的乾柴。那天晚上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在等指揮部的命令。當時說烏來山上的少數民族同胞要下來一夥人，他們有武器，他們動起來我們各地再行動。當時等了半天，烏來的沒下來，雨又太大，指揮部下令行動取消。後來得知多虧那天沒行動，如果發動的話，死的人恐怕也不會少，據說人家機關槍早就準備好了。

「二二八」之後大搜捕，大家都跑，農村有家的就回農村，沒地方去的就躲在士林的老百姓家裡，他們對我們特別好。我在一戶姓曹的人家住了一個多禮拜，他每天給我提供食物和外界的資訊，讓我躲避風聲。風聲過後，我回大學登記，他們沒看出我們有什麼事，這事就這麼過去了。

這以後就更沒有心思學習了。二二八之後，我們的事情發生了變化。大學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來台灣招生，經過考試，我被錄取了。我去的那個工廠是上海閔行通用機械工廠，它是同濟大學搞的一個工廠，是德文系的。我學過德文，能看書看材料。可能是因為我懂德文，才給我安排到那個工廠。那個工廠的設備是德國的，所有設計圖都要求用雙語：英文和德文。

我是1948年9月離開台灣的，離開台灣時，我父親和協志會的幾位同志把我送到基隆港。我買的是最便宜的四等艙，在甲板上靠著自己的行李睡覺，只要不下雨無所謂了。在船上看海，海水黑黑的，很可怕。以後晚上常常做夢掉進海裡，在黑水裡掙扎。

我那時每個禮拜六都會到同鄉會，因為沒有地方去嘛。1949年4月從台灣過來的有陳炳基、吳克泰、潘淵靜、吳河、黃迺育（？），他們都住在同鄉會。見到他們，我很高興，都是同學嘛。我那個時候有收入，和他們相比是有錢人，我就買大米讓他們用。我每次去都請他們吃飯，所以都挺歡迎我，還給我起了個外號叫「禮拜六」。我今年整90了。回顧一生，自認為選擇的路是正確的。我是從時代的漩渦邊緣一路走過來的。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漩渦中心，像日本統治時期，侵略中國、皇民化運動，都是漩渦；國民黨統治以及共產黨來了以後一系列政治運動，這些大大小小的漩渦我都經歷過，但不是在中心，我們也不可能處在漩渦中心，都是在漩渦的邊緣過來的。

1980年，我還在大使館的時候，意外地收到我三弟（當時他在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當教授）寄來找我的信。以前我收到的最後一封家信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二弟告知我小妹（當時在屏東師範念書）因病去世，從此，我一直與家鄉斷了音信。據我三弟在信中說：自從新中國成立後，家裡人一直惦記著我，曾多次按照我在上海的地址寫過信，但都被退回。後來聽說大陸改革開放，我三弟又按照1949年我在上海的地址寫了信，這封信在上海台灣同鄉會和外交部協助下終於轉到我手裡。我三弟收到我回信後說：「這是奇蹟，是最大的福音」。從此我與家鄉取得了聯繫，這時我已離開家鄉32年了。

1986年夏，我隨團赴美參加一個研討會，見到我的五嬸、老師、朋友，最後見到了我的三弟和專程從台灣趕來的大妹和二弟，這是我離開家鄉後第38個年頭。1995年春，我70歲，離開台灣47年之後，才重踏故鄉，見到雙目失明的母親和鬢髮斑白兒孫滿堂的弟妹。1998年年底，再次赴台；2000年母親去世，到台灣待10天，給母親掃了墓。這樣三次回到一度斷了聯繫的故鄉，了卻我幾十年的心願。2010年，我的老二黃承陪我回家最後看了一次；2012年又請我幾個弟弟來廈門見過一次面，不知以後還有沒有機會。故鄉還是難忘的，思念故鄉的心情難以形容，真想在有生之年再回家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