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沒了「拒統」的理由？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於2019年10月28-3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正式開始前，中共中央只通報了將以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重大問題為主題。外界對此議論紛紛，而台灣主流媒體一如過往對中共政局的「獵奇」心態，傳出習近平將在這場大會指定「接班人」。

當會議結束，中共一連發布了四中全會的《公報》、《決定》，以及由習近平署名的《說明》，台灣主流媒體的想像與臆測完全破功。甚至還有一家頗有聲譽的雜誌，以「習近平接班人沒出現」為標題，看得出媒體輿論對此的「失落」。

撇開這些關於中共高層政治的小道消息不論，四中全會過往多數主題與「黨建」相關，那麼這次習近平特別在《說明》要求「希望同志們深刻領會黨中央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進行討論」，顯見十九屆四中全會在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布局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從《公報》和《決定》來看，特別突出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13個「顯著優勢」，以及13個「堅持和完善」需要立足現實、不斷創新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解決方案，被大陸學界和官媒概括為「中國之治」。關於台灣的部分，就篇幅來說確實不重，在將近兩萬字的《決定》裡，台灣問題出現「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段落裡，側重統一前兩岸關係的推展，以及統一後台灣的制度安排。

台灣方面的解讀，可總結為兩種論調。一種認為習近平「穩而不安」，因此透過四中全會的規劃，加強內部的控制。另一種則指北京將加大介入香港和台灣的力度，兩地將面臨來自北京更為強烈的壓迫感。然而，兩種說法其實都流於刻板印象，用自己對中國大陸現狀的想像，套進四中全會提出的內容，卻完全忽略了習近平藉此做的戰略規劃。

四中全會對台灣的意義，或許可以透過這份台灣民調體現出來。據《聯合報》2019年度兩岸關係調查，有61%台灣民眾對大陸政府觀感不佳，比2018年增加10%，創下歷年調查新高。對大陸政府負面印象的原因，來自專制集權、強勢霸道、獨裁等等的認知。

對大陸人民的好感，2019年也從2018年的57%下降到53%，負面印象從2018年的30%上升到2019年的36%。這些壞印象中，認為大陸民眾不文明的人最多，其他負面印象還包括強悍霸道、不守法、高傲等等。

平心而論，台灣民眾對大陸政府和民眾的「反感」，從戒嚴時期至今，萬變不離其宗，以一種西方意識型態的優越感去區分兩岸之間的進步與落後，甚至進一步做為反中、拒統的理由。

許介鱗教授在新著《台獨脈絡記》分析，戰後從日本發軔的台獨陣營，即是跟著西方現代化論，將日據時期台灣與大陸的「落後」對比，將日本殖民統治「美化」為「現代化」，從而敦促「台獨」往現代化發展，這種想法影響至今。台灣藝人陳昇2014年為了支持「反服貿」，對大陸所表態的一句話：「等你們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就是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型態的集大成。

另一方面，同樣受西方現代化與線性史觀的影響，台灣人對大陸的評判，還有「民主化」這一軸線，並將民主簡化為投票選舉，做為抗拒兩岸政治關係進一步接觸的藉口之一。民進黨操作的「民主護台灣」歷久不衰，而同樣在「反共」陣營系出同源的國民黨，像是韓國瑜的兩岸政策特別強調「只有大陸民主化，才能確保兩岸和平發展」，基本上也是把「民主」上綱為兩岸政治分斷永久化的「護身符」。

台灣這類的觀點，放在西方視野裡是可以被理解的。如2019年12月3日《紐約時報》刊載了澳洲學者卡薩姆（Natasha Kassam）的文章，她就認為兩岸民心越來越疏遠，因此下了結論：「中國已經失去了台灣」。問題在每個地區的發展都有其根基於內部條件變化的階段性，台灣和西方用自身當下的情況去衡量中國大陸，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完全未察覺中國大陸走上了一條「鞋子合腳」的發展道路，在早已被西方現代話語壟斷的世界，重新挖掘出原有的多樣性。

中共「四個現代化」國家戰略目標，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主要領導人的路線下基本建成。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就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成為習近平時代大陸主要追求的目標，用白話來理解，就是中共將在過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基礎上，將執政的心力放到人民百姓「生活小事」的改善。

至於要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正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要加以檢證的。從《公報》和《決定》來看，中共將從法治體系、服務型政府、精神文化、社會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不同面向，對內建構出一條社會主義化現代化的自我革命戰線。

如果中共文件的話語過於抽象，不妨看看習近平曾提出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堅戰」，到這幾年來從中央層級發動的「廁所革命」，以及不同省市陸續推展的「垃圾分類」，甚至是大陸人社部將取消42項證明事項資料的「簡政便民」，大陸民眾所詬病的證明「你媽是你媽」等擾民政策將走入歷史。這些在台灣民眾眼中視為理所當然的「小事」，都可以理解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第五個現代化」所要具體實踐的範圍。

除此之外，四中全會閉幕不久後，國台辦和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隨即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26條措施」），也是這個發展目標下的產物。例如將台資企業納進大陸城市垃圾資源利用、再生資源等循環經濟項目的建設中，以及推動兩岸食品、農產品、消費品安全監管合作；甚至是此前廈門海滄廣招台灣青年擔任當地社區主任助理，表面上是「惠台」政策的一環，實則辯證地將兩岸融合發展鑲嵌進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中。

在冷戰和內戰框架下成長的台灣人，不可能想像大陸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而長期浸淫在西方意識型態下的台灣，或許也無法想像大陸有一天在社會治理、政治制度、人民水準、民生生活上比台灣更先進。這正是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得以窺探出的想像，當然，中共不是為了台灣才設定了「第五個現代化」目標，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客觀環境下，對其內部發展所規劃的總體要求。

在歷史脈絡與地緣政治上，台灣自然不可能脫離大陸未來發展所輻射出來的影響力。那麼台灣更應該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們連「拒統」的理由都沒有了，台灣還能耽於「維持現狀」的黃粱之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