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人多了，路就出來了

1975年我進政大新聞系時，尉天驄是中文系的教授，聽說以前他還教新聞系的大一國文，但我進政大時，他已不在新聞系任課。大學四年，我沒有選修過他的課。認識他，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我念政大四年，木柵一帶的堤防還沒修好，三不五時就淹水。有回淹水過後，我跟著鄰里一齊清除住處外馬路上的垃圾，見到抱著兒子走在附近的尉老師，他不嫌我一身泥濘，與我聊了起來。

他住我賃屋公寓的四樓，後來常有機會碰到，慢慢熟起來。他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陳映真的《將軍族》，許南村的《知識人的偏執》，他介紹我讀的。

尉老師的姑父任卓宣，筆名葉青，是國民黨內著名的理論工作者。戒嚴時代不少禁書，因他姑父的關係，尉老師家看得到，我常借來讀，印象比較深、影響我也比較深的有艾思奇著的《大眾哲學》。

1978年的暑假前後，尉老師介紹我給《夏潮》雜誌的總編輯蘇慶黎。那時國民黨禁絕所有黨外雜誌，《夏潮》撐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後，我記得是1979年春節前，隨著高雄縣長余登發被抓，當局令《夏潮》停刊。猶記總編輯蘇慶黎一早把睡在辦公室沙發上的我叫醒，說余登發被抓，要我趕快走，我還茫然問她一句，走到哪？

《夏潮》停刊後，尉老師跟我說，當局看政大學生思想出現問題，似要拿我與陳國祥開刀，殺雞儆猴。他說我在屏東中學念高中被調查局調查的紀錄也到了政大。他介紹我去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的《中華雜誌》，並跟我說，胡先生用你，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胡先生見了我，二話不說就要我到《中華雜誌》當執行編輯。尉老師放了心。停刊後，《夏潮》的幾位主要人物尉天驄、陳映真與王曉波都被胡秋原先生邀到《中華雜誌》每月一次的碰頭會上，大家見見面，談談時事，然後在胡先生於新店中央新村五街11號的住處共進晚餐。

當時尉老師住的公寓是同一層的兩戶打通成一戶，有張長餐桌，尉師母孫桂芝女士很會做菜，那個時候我常到他家吃飯、喝酒，一屋子的人，見到過黃春明夫婦、陳映真夫婦、齊益壽夫婦、王曉波夫婦、郭楓先生，在座的我年紀最小，他們都看我是年輕一個世代的人。記得當時大陸的酒很少見，我第一次在尉老師家喝到大陸酒洋河大麯。

那段期間，《文季》復刊一段時日，尉老師要我幫忙催稿、編排，加上他姑父的帕米爾書店中員工多年事已高，他也要我幫忙，所以我到他那的機會更多。

1980年代初，尉師母病了，這樣的餐敘就結束了。1988年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職司思想警察的警備總部、國民黨第四組文工會逐漸走入歷史，台灣進入一個新的局面。大家各忙各的，見面的機會少了。

尉老師介紹我到《夏潮》時，在王昇的劉少康辦公室主使下，反共作家對鄉土文學作者展開的圍剿剛告一段落。後來尉老師編輯出版了《鄉土文學討論集》，留個歷史紀錄。胡秋原先生似乎在陳映真身上看到他年輕時的影子而鼎力支持鄉土文學，這恐怕也是後來他遭職業反共者周之鳴、趙慎安與沈光秀、勞政武的《疾風》集團不停攻擊的原因之一。

鄉土文學論戰甫結束，1978年年底舉行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夏潮》的蘇慶黎、陳鼓應與王拓（紘久）熱衷現實政治，王拓決定競選國大代表，約我到他木柵住處談事，要我助選，尉老師囑我別涉入，同年年底傳來華府與台北斷交的消息，選舉喊停，接著就發生余登發被捕，《夏潮》停刊的事。

現在回想，美麗島事件時，除了王拓被判刑，蘇慶黎被押兩個月左右釋放，陳鼓應遠走海外，包括陳映真都未因鄉土文學遭稱為「工農兵」文學而入王昇的牢籠。後面的主要原因恐怕還在蔣經國沒有點頭。那陣子蔣經國在莫斯科大學的同學嚴靈峰常邀我到中山堂（當時國民大會所在地）對面的上上咖啡店喝咖啡，他對我說，你們怕王昇，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蔣經國寫個條子，他就沒了。

蔣經國對付了美麗島事件中的台獨勢力，對鄉土文學這一塊他似乎網開一面。當時我不清楚華府在台灣的鋪天蓋地影響力，現在回想，蔣經國與王昇的一舉一動都在華府眼皮子底下，蔣經國沒像他父親那樣搞白色恐怖，以「匪諜」項上人頭向麥卡錫交心，這筆帳，華府或記在帳本上罷。

尉老師曾與我談及另一位毓老師，乍聽之下，我還以為是他同宗，後來他介紹我給當時這位大家稱為毓老的滿清宗室愛新覺羅．毓鋆。我對毓老授課的易經沒有興趣，未跟他學。毓老告訴我彰化鹿港天后宮邊有個小廟新祖廟，是福康安蓋的官廟，有乾隆題的匾，有紀功碑，他去看時，紀功碑給拿來當磚砌牆，還是他跟廟方說了才保護起來，要我前去看看。記得是1996年春節我們一家才去，碑果然給保護起來。

毓老對我說起他對溥儀的不滿，當了偽滿皇帝，有資源卻沒有維修祖墳永陵，最後還是開放探親後他籌資維修，毓老也希望我有機會去永陵看看。前兩年我藉到瀋陽的機會去了一趟，守陵的聽我提起毓老，對我分外親切。毓老有個照顧東北滿人的基金會，要我幫忙，後不了了之。他提及滿人遭遇，說民國成立後，因為排滿，所有滿人都消失了。等到有了少數民族政策，滿人又突然湧現。

尉老師為什麼介紹我給毓老，我沒問過他。

那個時候，尉老師與陳映真像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同世代的都稱陳映真「大頭」，稱尉老師「老哥哥」。陳映真是不是尉老師介紹給胡秋原先生的，我沒問過他。

開放探親後， 尉老師與大陸親戚聯繫上，知道了大陸親戚在文革中的慘痛遭遇，因為「大頭」對文革有不同的認識，兩人逐漸少了往來。每回我去看他，常聽他氣憤地談起大陸家人的遭遇。這幾年，他車禍後多躺在床上，或許大陸親戚對時局的看法變了，他的氣憤也逐漸平息。

尉老師大陸家人的遭遇讓我想起王曉波陪他父親回貴州遵義的敘述。王曉波陪著年邁的父親回到家鄉，看到家鄉的新面貌用貴州話跟王曉波說：「家鄉已經脫胎換骨了，為什麼我們王家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也是安慰他父親也是道出歷史的真實，王曉波說：「有多少家庭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中國才有今天。」

跟尉老師的緣起於「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今天我要詮釋這句話紀念他：路有「正路」「邪路」，尉老師說的當然是正路。

1972年尼克森訪北京，發表《上海公報》後，日本田中角榮跟進，趕在美國之前與北京建交。我嘗想，為什麼老蔣就沒有田中的思路，跟進美國、日本而與中共和解？話可以說得很漂亮，是幫尼克森解決他怎麼繞也繞不過的台灣問題。這是一條「正路」，開始或老蔣乾綱獨斷，但隨後此路上的人當會越來越多，台灣也不致陷入今天獨不了，統退潮的泥淖。

鴉片戰爭以來，整個民族的正路是救亡圖存，復興中華。一百多年來，不光是走在這條正路上的人越來越多，更有不少人前仆後繼在路上倒了下去，多少家庭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價，今天終於走出了一條民族復興的大道！

40多年了，除了對家人在大陸的遭遇痛憤外，尉老師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隨遇而安」心平氣和的人。車禍後，我得知他不可能再站起來行走，但也不好跟他說，也從來沒跟他說，每回去看他，坐在床邊聽他談天說地，從沒聽到他提及自己還能不能行走的話題。

12月12日尉師母的小妹孫桂芳跟我說他到了萬芳醫院急診室，我去看他，他躺在急診室病床上，臉上有氧氣罩，已不能說話，睜眼看了看又閉上，體內二氧化碳超標一倍，體溫32度，他掙扎來掙扎去，像要掙脫身上什麼東西。我耽心他受罪，問小妹，小妹說尉老師早跟他們說了順其自然，因此不送加護病房，不做侵入性治療。

這時我記起馮友蘭寫他母親的一段話：「母親常對我說，中藥六味地黃丸對她的身體很合適，不管得了什麼病，吃了六味地黃丸都見效。我說：『那可以常吃。』她說：『常吃幹什麼，還要活一百歲嗎？』我揣測她的意思是說，她在承先啟後這方面應該作的事都已經作了，多活幾年也沒有什麼意思。用中國哲學家的話說，這是『明於死生之道』，是很難有的一種覺悟，很難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也正是像張橫渠《西銘》所說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明於死生之道」，尉老師已達「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的精神境界。老師，您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