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興廢原有數　浮沉聚散亦何傷

之後，我父親一邊在幾個大學教書，一邊翻譯一些書，貼補家用。期間，他的老師周作人動員他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是日本人辦的一個大會。我父親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去。他決定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去結識一些日本的文學家、作家。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到了東京組織者就把參加會議的人都帶到了日本皇宮，在天皇宮殿的外邊向天皇行禮。當時去的人都向著皇宮彎腰鞠躬，唯獨他一個人不鞠躬，而且把臉扭了過去。這個情形被一個叫岩谷大寺的日本人看見了。14年後，岩谷大寺在一本書裡把這個事寫出來了。如果當時他把這個事情披露的話，我父親可能就要因對天皇大不敬而蹲監獄了。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到我父親真是膽大，竟敢在那種場合表示對天皇的蔑視。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日本投降後，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在昌平的南安省村成立了北平市委，準備接收北平。市委裡面有我父親的一個學生，是搞敵工的，叫甄華，他邀請我父親到城外跟他見面，我就居中做了安排。有一個交通員帶路，我父親騎自行車在後面跟著，一直到了南安省。見面以後兩個人徹夜長談，第二天才把他送回來。後來美國人把國民黨的部隊空運到北平，把八路軍壓縮到離開城郊，部隊一撤，聯繫就斷掉了。我父親等不及，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就同我祖母先回台灣了。第二年，我母親帶著我的三個弟弟也回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下，再次去了根據地。我父親出城見八路軍這件事，他從沒有跟任何人講過。36年後我與母親恢復了聯繫，我曾經問過她，她根本不知道。因為那時候正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了不招禍，他沒敢講，我弟弟他們更不知道。

我上小學是在女師大附屬小學，即現在的實驗二小，是比較好的學校。有一次老師帶著我們去萬牲園（即現在的北京動物園）郊遊，有一些低年級的學生在園裡碰到了日本人，就用手指著喊小日本，小日本。日本人聽了以後沒吭氣，出來以後在學校雇的幾輛大轎車旁找到帶隊老師，劈手就打他的耳光，還罵你怎麼教育你的學生？老師同學看了非常氣憤。當時有個女老師，專教國術打拳的，當時也是義憤填膺，要衝過去跟日本人幹仗，後來被別人拉住了。回校以後，老師們就弄了個花籃，寫了一句話：「不要忘記今天。」這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們當時對日本人的印象非常不好，自然產生了一種抗日情緒。中學我讀的是志成中學，就是現在的35中。學校裡都有日語教官，我們的日語教官是個矮胖子，剃光頭，穿長衫，一看就是個日本特務。

日本淪陷區的生活也很糟糕，燒的是煤矸石，燒不著，還要排長隊去買。我父親要賺錢養家，要寫文章教書，排隊買煤這些事就落在我這個長子身上。還有就是配給的糧食，日本人叫共和麵，我們叫它混合麵，就是把各種糧食的渣滓，包括倉庫發黴的底子，混在一起磨出的麵，蒸出的窩頭是灰色的，吃到嘴裡牙磣。日本軍人在北平城裡橫行霸道，日本特務抓人殺人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我離休以後做了很多事情，第一個就是研究台灣文學，包括研究台灣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學的一些作家。首先就是我父親。整理出版過張我軍選集、全集和上下集的增訂本，目前準備出全集的補遺。我還有一個計畫，就是把我父親的全部著作包括翻譯作品全部囊括進來編成15本的全集，這還只是計畫，許多困難需要克服。

我父親是1955年去世的。他才50多歲就離世，一是長期的家庭負擔太重；二是精神壓力太大。1949年的4月，台灣發生了四六事件，我二弟張光直被捕。那次事件抓的都是大學生，只有他一個人是中學生，罪名是共黨嫌疑。那天早上有人敲門，我父親正在做早飯，憲兵進來就找張光直。張光直起來後憲兵就去搜查他的進步書籍，特別是信件，因為他到了台灣以後跟在北平的同學有很多通信，特務郵政檢查發現他思想左傾，就懷疑他是北平共產黨派到台灣來的，把他抓起來，坐了一年的牢。我父親當然很著急，第一就想著怎麼去營救他，第二擔心自己當年見八路軍學生徹夜長談的事被發現，或許是受了驚嚇，所以早早就走了。我父親去世當時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和家裡從1946年分手，我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弟弟去了台灣。按說我應當把他們送過去，但是內戰馬上就要開始，火藥味已經很濃了，我若再不走連北平城都出不去了。我母親當然不願意讓我走，我也覺得非常對不住她。她一個婦女，帶著三個孩子，而且我們住了20多年的一個家，三層院子，那麼多的傢俱書籍都要她來處理。我也是兩難，考慮來考慮去，最後一狠心，還是走了。

1947年，我在《晉察冀日報》上看到了台灣「二二八」起義的消息，我當然很高興，國民黨統治區的後院著火了；但是我也為家人的安全擔心。後來得知我父親當時在洪炎秋任校長的台中師範學校住著。「二二八」起義鬧得最厲害的就是這所學校。洪炎秋也曾被抓，但後來又給放了。我父親後來回到板橋開書店，「二二八」倒沒攤上事。我弟弟不知從哪兒弄了一件日本軍服穿著，一看就像台灣人，所以到哪兒也沒事。但是不能張嘴，剛從北平回去，他的台灣話不純粹。當時有一些過激的台灣人看到外省人就進行攻擊，這只能怪國民黨給台灣老百姓的印象太壞了。

當時想著很快就會解放台灣，我調到九兵團的時候，還是為解放台灣做準備嘛！後來朝鮮戰爭爆發，九兵團開赴朝鮮，把我們對台工作的幾個人留下了。再後來就是兩岸隔絕，在這30多年的過程中，怎麼能不想念家人呢！

兩岸隔絕，在這30多年的過程中，怎麼能不想念家人呢！兒是娘的心頭肉，我母親那邊也想我，而且想著法子找我。為了找我他們花了心思，甚至找到了我們駐聯合國代表團，又到中組部托人去打聽。我母親他們不知道我改了名字，所以不好找。後來還是通過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一個年輕幹部打聽到我；另外，我四弟是學醫的，他托北京友誼醫院的院長找我。這個院長是華僑，也是政協委員，開會的時候跟蔡嘯經常在一起。他向蔡嘯打聽，當然知道我，這樣幾條線就通了。後來張光直來大陸，與社科院的考古所有交流，我們兄弟倆在友誼賓館見的面，那是與家人分別36年以後第一次見面。後來全國台聯成立了，林麗韞出面邀請張我軍的夫人訪問大陸，1984年，我母親在我三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講師）的陪同下到大陸參觀。在北京看了看故居又會見了老朋友，然後到杭州和上海，在上海見到了林朝權，那時他是上海市台聯的兼職會長，由他出面接待我們吃飯。林朝權年歲太大了，來了以後也不知道接待的是誰，看到我母親似認識非認識，直到吃飯的時候，他問我，那個老太太是不是張我軍的夫人呢？我說是，我說我就是張我軍的長子。這他才明白了。當初林朝權和我父親等幾個台灣人都在北平教書，還留下了關於「八仙」的一段佳話。

我管林海音叫表姐，但其實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據說她的母親是板橋人，原來準備許配給我們張家，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嫁給了林家，但雙方關係非常密切，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稱。他們家住在城南晉江會館，我們住在城西西單手帕胡同，離著有一段路。跟我母親聯繫上之後，我跟林海音也聯繫上了。90年代初期林海音隨出版界的參觀團來北京，我接待了她。我牽線她認識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帶著她參觀。現代文學館有林海音和何凡的一個專架，她看了非常高興，當即表示，要把她經營的純文學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物，都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一共400多種。現代文學館有她的一個半身像，是她的兒女湊錢雕塑的。

我從北平出來參加抗日，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就把名字改了。我們好幾個人都是這樣。

我二弟張光直是搞考古的，曾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可是得了帕金森氏病，後來越發嚴重，就辭了副院長的工作，在台北找個地方住下來。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吳維誠帶著西南聯大的代表團到台灣去參觀，曾經到張光直的住處去看他，讓他非常感動。1999年年底，我到美國見他最後一面。那時候他在醫院裡住著，身上插了很多管子，瘦得不行。但頭腦非常清楚，最苦惱也在這兒。他很多事情撂不下，他搞的考古項目沒有完成，他的幾本英文著作還在出版前的校對中，他剛剛70歲，是2000年1月去世的。

我母親是2007年在美國去世的，那年她整整100歲。她的骨灰盒和我三弟的骨灰盒都還放在我四弟的床前。我母親當然要回台灣和我父親合葬。我那年回去時在板橋看到我們張家的墓相當漂亮，一個大墓，墓碑旁有一個鐵門，打開以後是一個個先人的骨灰盒，每個骨灰盒前都有一個牌位。現在搬了，不在板橋，但還在台北，都是骨灰塔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