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興廢原有數 浮沉聚散亦何傷

張我軍留在大陸的長子何標自述(下)

編輯部


張我軍不向天皇行禮

之後,我父親一邊在幾個大學教書,一邊翻譯一些書,貼補家用。期間,他的老師周作人動員他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是日本人辦的一個大會。我父親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去。他決定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去結識一些日本的文學家、作家。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到了東京組織者就把參加會議的人都帶到了日本皇宮,在天皇宮殿的外邊向天皇行禮。當時去的人都向著皇宮彎腰鞠躬,唯獨他一個人不鞠躬,而且把臉扭了過去。這個情形被一個叫岩谷大寺的日本人看見了。14年後,岩谷大寺在一本書裡把這個事寫出來了。如果當時他把這個事情披露的話,我父親可能就要因對天皇大不敬而蹲監獄了。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到我父親真是膽大,竟敢在那種場合表示對天皇的蔑視。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日本投降後,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在昌平的南安省村成立了北平市委,準備接收北平。市委裡面有我父親的一個學生,是搞敵工的,叫甄華,他邀請我父親到城外跟他見面,我就居中做了安排。有一個交通員帶路,我父親騎自行車在後面跟著,一直到了南安省。見面以後兩個人徹夜長談,第二天才把他送回來。後來美國人把國民黨的部隊空運到北平,把八路軍壓縮到離開城郊,部隊一撤,聯繫就斷掉了。我父親等不及,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就同我祖母先回台灣了。第二年,我母親帶著我的三個弟弟也回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下,再次去了根據地。我父親出城見八路軍這件事,他從沒有跟任何人講過。36年後我與母親恢復了聯繫,我曾經問過她,她根本不知道。因為那時候正是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了不招禍,他沒敢講,我弟弟他們更不知道。

日人在北平橫行霸道

我上小學是在女師大附屬小學,即現在的實驗二小,是比較好的學校。有一次老師帶著我們去萬牲園(即現在的北京動物園)郊遊,有一些低年級的學生在園裡碰到了日本人,就用手指著喊小日本,小日本。日本人聽了以後沒吭氣,出來以後在學校雇的幾輛大轎車旁找到帶隊老師,劈手就打他的耳光,還罵你怎麼教育你的學生?老師同學看了非常氣憤。當時有個女老師,專教國術打拳的,當時也是義憤填膺,要衝過去跟日本人幹仗,後來被別人拉住了。回校以後,老師們就弄了個花籃,寫了一句話:「不要忘記今天。」這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們當時對日本人的印象非常不好,自然產生了一種抗日情緒。中學我讀的是志成中學,就是現在的35中。學校裡都有日語教官,我們的日語教官是個矮胖子,剃光頭,穿長衫,一看就是個日本特務。

日本淪陷區的生活也很糟糕,燒的是煤矸石,燒不著,還要排長隊去買。我父親要賺錢養家,要寫文章教書,排隊買煤這些事就落在我這個長子身上。還有就是配給的糧食,日本人叫共和麵,我們叫它混合麵,就是把各種糧食的渣滓,包括倉庫發黴的底子,混在一起磨出的麵,蒸出的窩頭是灰色的,吃到嘴裡牙磣。日本軍人在北平城裡橫行霸道,日本特務抓人殺人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研究台灣文學

我離休以後做了很多事情,第一個就是研究台灣文學,包括研究台灣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學的一些作家。首先就是我父親。整理出版過張我軍選集、全集和上下集的增訂本,目前準備出全集的補遺。我還有一個計畫,就是把我父親的全部著作包括翻譯作品全部囊括進來編成15本的全集,這還只是計畫,許多困難需要克服。

我父親是1955年去世的。他才50多歲就離世,一是長期的家庭負擔太重;二是精神壓力太大。1949年的4月,台灣發生了四六事件,我二弟張光直被捕。那次事件抓的都是大學生,只有他一個人是中學生,罪名是共黨嫌疑。那天早上有人敲門,我父親正在做早飯,憲兵進來就找張光直。張光直起來後憲兵就去搜查他的進步書籍,特別是信件,因為他到了台灣以後跟在北平的同學有很多通信,特務郵政檢查發現他思想左傾,就懷疑他是北平共產黨派到台灣來的,把他抓起來,坐了一年的牢。我父親當然很著急,第一就想著怎麼去營救他,第二擔心自己當年見八路軍學生徹夜長談的事被發現,或許是受了驚嚇,所以早早就走了。我父親去世當時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和家裡從1946年分手,我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弟弟去了台灣。按說我應當把他們送過去,但是內戰馬上就要開始,火藥味已經很濃了,我若再不走連北平城都出不去了。我母親當然不願意讓我走,我也覺得非常對不住她。她一個婦女,帶著三個孩子,而且我們住了20多年的一個家,三層院子,那麼多的傢俱書籍都要她來處理。我也是兩難,考慮來考慮去,最後一狠心,還是走了。

1947年,我在《晉察冀日報》上看到了台灣「二二八」起義的消息,我當然很高興,國民黨統治區的後院著火了;但是我也為家人的安全擔心。後來得知我父親當時在洪炎秋任校長的台中師範學校住著。「二二八」起義鬧得最厲害的就是這所學校。洪炎秋也曾被抓,但後來又給放了。我父親後來回到板橋開書店,「二二八」倒沒攤上事。我弟弟不知從哪兒弄了一件日本軍服穿著,一看就像台灣人,所以到哪兒也沒事。但是不能張嘴,剛從北平回去,他的台灣話不純粹。當時有一些過激的台灣人看到外省人就進行攻擊,這只能怪國民黨給台灣老百姓的印象太壞了。

當時想著很快就會解放台灣,我調到九兵團的時候,還是為解放台灣做準備嘛!後來朝鮮戰爭爆發,九兵團開赴朝鮮,把我們對台工作的幾個人留下了。再後來就是兩岸隔絕,在這30多年的過程中,怎麼能不想念家人呢!

我管林海音叫表姐

兩岸隔絕,在這30多年的過程中,怎麼能不想念家人呢!兒是娘的心頭肉,我母親那邊也想我,而且想著法子找我。為了找我他們花了心思,甚至找到了我們駐聯合國代表團,又到中組部托人去打聽。我母親他們不知道我改了名字,所以不好找。後來還是通過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一個年輕幹部打聽到我;另外,我四弟是學醫的,他托北京友誼醫院的院長找我。這個院長是華僑,也是政協委員,開會的時候跟蔡嘯經常在一起。他向蔡嘯打聽,當然知道我,這樣幾條線就通了。後來張光直來大陸,與社科院的考古所有交流,我們兄弟倆在友誼賓館見的面,那是與家人分別36年以後第一次見面。後來全國台聯成立了,林麗韞出面邀請張我軍的夫人訪問大陸,1984年,我母親在我三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講師)的陪同下到大陸參觀。在北京看了看故居又會見了老朋友,然後到杭州和上海,在上海見到了林朝權,那時他是上海市台聯的兼職會長,由他出面接待我們吃飯。林朝權年歲太大了,來了以後也不知道接待的是誰,看到我母親似認識非認識,直到吃飯的時候,他問我,那個老太太是不是張我軍的夫人呢?我說是,我說我就是張我軍的長子。這他才明白了。當初林朝權和我父親等幾個台灣人都在北平教書,還留下了關於「八仙」的一段佳話。

我管林海音叫表姐,但其實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據說她的母親是板橋人,原來準備許配給我們張家,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嫁給了林家,但雙方關係非常密切,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稱。他們家住在城南晉江會館,我們住在城西西單手帕胡同,離著有一段路。跟我母親聯繫上之後,我跟林海音也聯繫上了。90年代初期林海音隨出版界的參觀團來北京,我接待了她。我牽線她認識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帶著她參觀。現代文學館有林海音和何凡的一個專架,她看了非常高興,當即表示,要把她經營的純文學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物,都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一共400多種。現代文學館有她的一個半身像,是她的兒女湊錢雕塑的。

我從北平出來參加抗日,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就把名字改了。我們好幾個人都是這樣。

二弟張光直搞考古

我二弟張光直是搞考古的,曾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可是得了帕金森氏病,後來越發嚴重,就辭了副院長的工作,在台北找個地方住下來。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吳維誠帶著西南聯大的代表團到台灣去參觀,曾經到張光直的住處去看他,讓他非常感動。1999年年底,我到美國見他最後一面。那時候他在醫院裡住著,身上插了很多管子,瘦得不行。但頭腦非常清楚,最苦惱也在這兒。他很多事情撂不下,他搞的考古項目沒有完成,他的幾本英文著作還在出版前的校對中,他剛剛70歲,是2000年1月去世的。

我母親是2007年在美國去世的,那年她整整100歲。她的骨灰盒和我三弟的骨灰盒都還放在我四弟的床前。我母親當然要回台灣和我父親合葬。我那年回去時在板橋看到我們張家的墓相當漂亮,一個大墓,墓碑旁有一個鐵門,打開以後是一個個先人的骨灰盒,每個骨灰盒前都有一個牌位。現在搬了,不在板橋,但還在台北,都是骨灰塔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