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vs.「新型舉國體制」

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到「新型舉國體制」

此次「新冠疫情」戰「疫」中，習近平總書記於3月2日考察了「一軍」（軍事醫學研究院），「一地」（清華大學醫學院）。瞭解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考察中他強調「在涉及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領域，如核心技術攻關的過程中，要強化和完善『新型舉國體制』」。

「新型舉國體制」一詞初見於2019年2月20日習近平會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他說：「這次嫦娥四號任務，堅持自主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實現人類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視探測，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國足跡，是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又一生動實踐。」

其後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六、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中正式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戰略計劃。

習近平所謂「新型舉國體制」，主要構想是針對中國科技的空白部分，希望以國家的集中投入來快速克服弱點。中國的科技發展起步較晚，如果放任民間發展，則在可預見的未來，科技都將受制於人，加上其他國家多以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為由，禁止科研成果輸出。縱使輸出，也有知識產權、專利年限、授權等種種法律和利潤的捆綁。

當年赫魯雪夫對中國要求原子彈、核潛艇技術，這種受制於科技先進國家的宰制，中共早有深刻體會。因此，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就有舉全國之力攻克外國科技封鎖的實例，因此才有70年代後的外交局面。鄧小平時期，稱此一作為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優勢。到了習近平則簡約地命名為「新型舉國體制」。

習近平使用此一名詞，依然是指國家的科研、技術突破，主要是指那些被外國人掐脖子而中國又亟需突破的技術，如計算機的芯片、大飛機的發動機等，透過這一波貿易戰，中國真正警覺到所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軟肋，所以有上述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戰略安排。可以清楚感覺到此時針對科技的「新型舉國體制」，已然從毛澤東時代國防科技的突破，走向國家全面安全與發展所需科技的突破，戰術上毛澤東時代，集全國之力在一點突破，到了習近平，中國已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安全和發展兩個領域尋求突破。

然而在「新冠疫情」中習近平再提「新型舉國體制」，應該說這個「新」有新的內涵。

二、戰「疫」中的「新型舉國體制」

從中共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設計而言，就是一個有利於吸取資源集中處分的制度，所以從改革開放以前的國防科技突破，到改革開放國家建設，只要中央確定目標，堅定方向，社會主義中國的表現，幾乎沒有不令人刮目相看的。縱使在國家必須被動因應天災變故的事件上，如汶川大地震、舟曲土石流、長江發洪水、東北森林火、新疆暴雪災、2003年SARS病毒等，中共政權的治理也都獲得高度肯定。

此次「新冠疫情」的挑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依然是極為嚴峻、前所未見的考驗。此次情況大不同於以往：

一是不論天災或貧窮，以往對手是明的，而「新冠病毒」是隱的；二是參考經驗不同，以往的對抗都有其他經驗可茲參考，對成敗心中比較有數。3月2日習的講話指出，因為「我們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源頭和宿主、傳播途徑、致病機理、危害性致命性、診療方案、救治藥物以及患者康復後是否存在後遺症等，都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所以「打贏疫情防控……還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三是出現的範圍不同，以往是局部對抗，按習的講法：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四是對抗的時間不同，以往的對抗比較可以主動把握所需時間，而此次戰疫，開始大概只有決心，何時成功則沒有把握；現在看來，即使中國「疫情」可控，國際疫情卻方興未艾，中國反而成為華僑的「諾亞方舟」，是以第一階段戰疫，方才稍歇，第二階段又號角吹響，給人一種結束無期的焦慮。

但從中國抗疫的第一階段來看，中共的「舉國體制」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此次戰「疫」應對的雖是新問題，然而中共的「舉國體制」也有了「新型」特徵，習近平所謂的「新型舉國體制」具備以下的治理方式：

第一、當今的科技成果大大提高政府的組織力、協調力、決斷力、信息力、監控力和執行力；特別是借助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不斷投入和完善的基礎建設，如網路、電信、高鐵，交通建設，使中央可以十分清楚自己國家人力、財力，各種物資分佈，量存多寡，以及需求者、需求量、需求地、補給時程等，可以依照需求，有序合理地供給。

此次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戰「疫」中，中央很快成立相應單位，統一指揮，調動各地各種資源，有效有序建醫院，徵醫、護，調物質，之後協調各省對口支援湖北人民生活所需，更換不適任領導，每日發佈疫情和相關情況，有力監控疫區的管控情況，網格化的排查和管理，不僅迅速彌補武漢、湖北先前疏漏，更在一個月左右控制疫情，有序恢復生產。

如果沒有新科技協助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措施，新科技功能尚不止此，大規模、長時間的要求市民集體禁足，如果沒有手機提供社交生活、精神生活，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所謂的「新型舉國體制」之「新」，有極大比例是因「科技」成果的有效運用帶來的「新」。因此，中共在「決定」中強調是為科技突破的「新型舉國體制」，經此次戰「疫」，使用科技已悄然昇華為政權的政策規劃力和執行力。

第二種力量是「制度」。一方面是中共建立，而習近平再次從制度上強化的所謂「工農商學兵，以黨為中心」的橫向領導，按「民主集中制」建立的一套從上而下，從組織到個別黨員的運作方式和紀律，此一制度的安排使得共產黨的能量深入全社會、全行業、全基層，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措施才能極快地深入大陸所有組織和個人。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指導權力運行的規範，對於權力的運行具有限制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政治史上的新制度，自然不可能完善。經此次新冠疫情的考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動員力、協調力、信息力和監控力可說都通過了考驗。

2月5日習近平主持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時強調：「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這就是中共警覺到即使在抗疫的關頭也必須依法而行。此次指揮疫情，雖充滿戰爭的思維，但不是只達目的不擇手段，先求表面效果，不計後遺症的作法，而是在目的前顧及手段的合法性，在效果上顧及作為的長期性。所以習近平將抗疫定位為現代化治理的一大考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儘快推動發布「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作為規範的制度，一方面激勵黨員身先士卒，以獲得制度上的認可，有利於個人的功名，另一方面也規範其權力的行使。

在新冠戰疫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武漢的全民排查，以及網格化管理，如果不是有深入肌里的黨細胞，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黨員必須作楷模、作典範，深入防疫第一線，而那些臨陣脫逃、為官不為、胡作非為的，習近平說「要在鬥爭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幹部。對那些不作為、亂作為的幹部，對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幹部，對那些不會幹、不能幹的幹部要及時問責，問題嚴重的要就地免職。」

第三種力量是中國社會。相對於政治而言，傳統的中國社會一直是弱勢的弱勢，是寄生於政治之下的單元，所幸儒家的「政治文化」一再告誡當政者必須「勤政愛民，視民如子」，「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所以中國人民並不仇視政府，反而視從政為人生至高的個人成就。中國的人民對政府一向比較信任，起碼也是無可奈何地信任，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常說的中國選擇了共產黨，反之也是習近平不斷提醒共產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原因。習近平以「反貪腐清吏治、正官箴」，強化了社會對共產黨的信賴，所以湖北地方領導的作為雖然大失民心，但在北京接手後，中央常委會立刻下決心、出辦法、穩社會；之後不僅「中央成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又向湖北派出「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隨後即更換地方領導，在湖北成立「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這一連串的「金牌」都為了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此次「新冠疫情」的「舉國體制」中，整體社會的「信任政府」也不同以往，表現出主動和積極配合「戰疫、抗疫」的工作，這些社會組織從以往的救死扶傷的義工，進而是協助封閉社會默默運轉的義工，這些社會臨時組織，代表對社會自發的關懷，對政策、政令的生動支持，這樣的支持代表當代的中國社會對政權的作為已從被動服從進而主動支持，中共因此必須從統治者「民本哲學」轉為治理者的「民本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府，不能只是追求取信於民的「民無信不立」的執政境界，還必須追求「徯我後，後來其蘇」（《尚書．仲虺之誥》）的社會主動配合。

中國社會對「新型舉國體制」的發揮而言，源自於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也是極其重要的元素，「集體主義」是指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中，一直具有「集體優先於個人」、「個人理應服從於集體」的崇高「價值觀」，此一「價值觀」在社會的運行中，社會集體對個人的行為具有強大的約束作用和指導意義。「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意即無所不在的監督，所以社會、百姓已認定的一些規範、限制，其約束力甚至大過官吏的管理和法規。在當代科技協助下，更可強化集體主義的約束力，這是抗疫快速見效的社會元素之一。然而此次戰疫中，國家對病患兜底式治療，全國各省、市對湖北的「對口支援」中，看到的不僅僅只有「集體主義」的制約性，也看到「集體主義」積極面、深入面，實實在在地照顧到個人。

習近平的「新型舉國體制」確實具有其特殊性，自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朝廷統治，亦有別於毛、鄧時代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導向作為，進而成為一種治理國家，面對重大突發事故的「治理」機制。

三、結 語

新冠疫情抗疫中，「澳媒」先是感慨「如果到頭來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都上了一課，那可咋辦！」作者斯坦．格蘭特說「考慮一下中國是如何應對冠狀病毒疫情的，然後捫心自問我們是否也那麼高效？……世界衛生組織稱其為前所未有的舉措。試想我們去封鎖某個郊區？短短一周內，武漢市就建立了一所專門治療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醫院。一周時間！這場危機遠未結束，但中國似乎控制住了疫情擴散，病例數穩定了」。

其他外國媒體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防疫效率，德國也呼籲歐洲必須學習中國的防疫措施，作者說「許多之前對中國採取果斷抗疫舉措冷嘲熱諷的國家和媒體，終於開始放下意識型態偏見，重新打量中國政府以舉國之力，發揮舉國體制優勢採取的那些舉措」。

人類面對重大變故時，總希望可以「及時止血，立刻痊癒」，此時「效率」成為無可代替的價值，從此一角度看，中共指揮「新冠疫情」戰「疫」應該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傑作之一，也可以是行政學中教科書等級的教案。而「新型舉國體制」可否戰勝輸入型病毒的第二場戰役，以致有序恢復經濟、社會生產，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實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完成「十三五」規劃的目標，則是接下來的治理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