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窮寇到東興台灣

1950年3月1日，已引退一年餘的蔣介石，在台灣宣佈復行視事，恢復總統職權，繼續領導中華民國，與對岸的中共政權隔海對峙，迄今正好70週年，兩岸也因之分裂分治至今，就表面而言，此一現狀，也正好維持70週年，符合蔡政府所謂「維持現狀」的形式條件。

即就對岸角度而言，當1949年4月解放軍攻克南京，毛澤東意氣風發，以七律寫下一首詩篇歌頌之，其中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詩句，將蔣介石比之當年的西楚霸王項羽，必欲除之而後快。後來歷史證明，此一「窮寇」並未即時消滅，反而逃至海隅台灣孤島，建立流亡政權，中華民國苟延殘喘以迄於今，竟也渡過了70年歲月，頗出乎人們的預料，相信蔣介石也意想不到。

故而蔣介石當年的復行視事頗具歷史意義。也引發筆者不少感觸與聯想。

蔣介石當年復行視事，曾引發憲政爭論。他是先根據憲法第49條規定「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於1949年元月21日引退下野，再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但這只是下野的原因與條件規範，憲法卻無明文規定何時可以恢復以及如何恢復，更無所謂「復行視事」的說法，完全是蔣介石單方面說了算，雖然當時司法院長王寵惠曾以大法官身分釋憲，表示復行視事有憲法根據，「蔣總統不能視事原因消失，李副總統代行權當然解除」，這個說法是否禁得起法學界檢驗，尚待論斷，但當時老蔣確十分在意其正當性，現存史丹福大學的蔣介石日記，即顯示蔣曾特別剪下當年《中央日報》刊載這則新聞的剪報，貼在其日記本上，可見其心虛。

遠在美國養病的李宗仁當然不能同意，他在2月28日一封以英文致蔣介石的信函中表示「您自引退後，已經成為一個普通公民，和總統職權沒有任何關係，不經過國民大會選舉，您沒有合法的理由再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同樣，除非國民大會決定，授予我的權力，也不能由任何個人或任何政府機構以合法理由廢除。」信末李宗仁還警告「袁世凱的下場將是您的殷鑑」。

蔣介石不為所動，仍按照計劃行事，在3月1日的復行視事文告說「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應該說，這無異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中華民國內部的一齣政變，完全以實力為原則，是不能從憲政法理來論斷的。

至於為何選在3月1日復出？除了擁蔣的立、監委和國大代表全力支持外，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預定3月2日在白宮正式會見李宗仁也是重要因素。據時任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他將杜魯門會見李的消息告知台灣後，蔣介石為了稀釋李宗仁的政治權力和代表性，乃搶先一步在台灣復行總統職權，除了讓李宗仁很尷尬外，卻也逼得杜魯門非得正視現實不可，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並為未來的台美關係預留轉圜空間。從這點看，蔣的政治手段誠然不低。

檢視蔣介石的一生，曾經三次下野，三次復出，而每次復出，都較前擁有更大的權力，可以說他總是以退為進，說明他是善於審時度勢，是政治鬥爭的好手兼老手。

蔣第一次下野在1927年8月，時在北伐途中，屬軍政時期，下野原因源於「寧漢分裂」及「4．12」清黨後遺症，不容於黨內左派勢力。蔣利用下野期間赴日與日本政界朝野人士交流，復娶回美嬌娘宋美齡。1928年元月，蔣介石重返權力中心，通電恢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完成北伐大業，之後又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職，權力更大。

第二次下野在1931年12月，時在訓政時期，蔣介石受「九一八事變」被批不抗日的衝擊，以及年初將國民黨大老胡漢民軟禁的「湯山事件」影響，引發黨內各大派系的不滿，特別是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的強烈反蔣，他同時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海陸空軍總司令、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等職，同時辭去重要職務的還有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張學良。但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又運用政治手腕，與汪精衛結盟，在1932年1月28日的國民黨臨時中政會議中，推選汪為行政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長，蔣則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國民黨大權再次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而「蔣委員長」之頭銜自此也開始沿用，直到抗戰勝利。

第三次下野則源於國共內戰。這次下野表面是因黨內主和聲浪大，桂系將領再度逼宮，實際是因「徐蚌會戰」於1948年11月大潰敗後，蔣介石盱衡大局已不可為，乃宣告引退，將爛攤子交給李宗仁。而自己下台後，則開始有計劃的部署撤退到台灣，陸續將黃金、美鈔、故宮國寶運往台灣，另勸走一批有聲望的學界人士，包括胡適、蔣夢麟、毛子水、傅斯年等人，為未來的東山再起預作準備。

應該說這次的引退到復行視事的一年又40天期間，是一次極為完美的撤退行動，在中外古今人類歷史上，尚不見第二例。比起二次大戰期間1940年5月的「敦克爾克大撤退」更有過之無不及，前者只限於軍事，人數亦只34萬大軍，蔣此次則是涵蓋政治、軍事、文化諸層面，軍民人數超過200萬人。蔣於兵荒馬亂敗退中，尚能不失鎮定的有序「轉進」，足證蔣除了保有政治情操，終其一生矢志反共外，也印證確有相當本事。而其先見之明，更非李宗仁之輩可望其項背。

李宗仁在蔣下野後，興忡忡派出張治中等五人和談代表前往北京，欲與中共劃江而治，不但遭拒，和談代表還全部投共，弄得李十分狼狽。1949年12月李宗仁以醫病為由赴美，即停滯不歸，雖經在台黨政人士數次致電勸其早日返台，李終不為所動，理由是不想成為「張漢卿第二」。畢竟台灣還是蔣的勢力範圍，返台後已無立錐之地，下場會和西安事變後的張學良差不多，觀乎隨蔣來台的閻錫山、白崇禧、薛岳、何應欽、胡宗南等名將孤寂淒涼的下場，這點李宗仁尚不失有自知之明。

李宗仁於1965年7月返抵北京，發表聲明，正式投靠中共，李稱「我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並承認「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談協議，至今猶感歉疚」，在海外參加推動所謂「第三勢力」運動，一誤再誤，同時「亟盼海外友好乘時奮起，擁護祖國，幡然歸來，猶未為晚」。

這是李宗仁流亡海外16年，走投無路的最後歸宿。投共第二年3月，其夫人郭德潔因乳腺癌病逝，「文革」期間，又因「梅花黨」案件，差點被紅衛兵批鬥，幸經周恩來下令保護，得以倖免。直到1969年1月因肺氣腫醫治無效，病逝北京，得年78歲，距離他投共尚不足四年。

李宗仁以一位抗日名將、「台兒莊大捷」主帥，到中華民國行憲後首任副總統、代總統之尊，最後僅得以「愛國將領」之虛名終老大陸，還列入「二臣傳」之首，實在令人不勝唏噓。真正得利的還是居中聯繫策動他返回大陸的程思遠。程是李的廣西同鄉，曾任李的秘書，在國民黨中本來位置不高，卻因策反李有功，乃以民主黨派人士之姿曾任中共第七屆政協副主席，第八、九屆人大副委員長，躋身副國級國家領導人，至2005年以97歲高齡去世，在家鄉廣西賓陽還有保留「程思遠故居」，供人參觀緬懷，算是名利雙收了。

筆者在上世紀90年代赴大陸交流期間，曾多次在人民大會堂與程老見面，交換對時局與兩岸關係的看法，他總說統一是唯一道路，也是唯一選擇，台灣遲早要回歸祖國，除此也大談養生之道，以自身為例，倡導「千金難買老來瘦」，對當年如何策動與李宗仁返國則隻字不提，怕是觸景生情，或是在台灣人面前不便啟齒吧！

從大歷史角度，蔣介石因國共內戰失利，自大陸退守台灣，建立小朝廷，延續中華民國法統，情況有點類如崇禎自縊媒山，明亡之後的南明政權，在歷經弘光帝（1645-1646）、隆武帝（1646-1647）、永曆帝（1647-1662）三朝短暫政權之後，也於1683年經施琅收復台灣，明鄭正式歸降，大清終告完成全國統一。以史為鑑，南遷的政權從未北伐反攻成功，今日台灣最後的結局也大抵如此，逃不了歷史的宿命，所不同的是：

其一、滿清自1644年入關，建立滿人政權，到1683年始告完全統一，總計才39年，其間還發生「三藩之亂」，在台灣的鄭經並一度派兵登陸廈門協同作戰，但因反清勢力內鬨，利益擺不平，鄭經與「靖南王」耿精忠為爭奪漳、泉地盤，更形同水火，終告失敗而歸。而蔣氏政權則在蔣經國之後，不再延續家族政治，將政權經由民主選舉產生，而延續了中華民國生命，迄今70年，未來還要拖多久？猶未可知，但比起南明政權至少多活了30年以上，則是可以確定的。

其二、南明與滿清對抗，純屬內政問題，當時尚無明顯國際因素介入。明鄭初期，清廷一度想和海外勢力（如荷蘭）勾結，收回台灣，但均因互信不足與實力懸殊而作罷，目前兩岸形勢則十分嚴峻，主要有美國因素，確切地說，主要由於1950年爆發韓戰，美軍協防台灣，中共海空實力也較弱，不敢冒然動武。1979年台美斷交後，美國又藉「與台灣關係法」框住兩岸關係，將台灣納入其重大國家利益範疇，甚至美日安保條約也以「周邊有事」預留介入台灣問題的空間，也使中共投鼠忌器，磋跎至今，尚不敢明言武統，只說不放棄使用武力，仍以和統為政治號召，基本還是考慮實力不足，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其三、明鄭雖海外稱雄，鄭經在與康熙談判期間，甚至以「東寧國王」自居，有所謂「東寧建國，別立乾坤」之說，大有與大清帝國互不統屬、開國長治之意圖，但據台期間，始終奉永曆為年號，對外行文則以「大明招討大將軍」官職與「延平王」爵位稱之，鄭經身分為世子，基本上仍奉明朝為正朔，與中國大陸保持密切關係，其永曆年號在桂王被吳三桂所害（1662年）之後，仍不放棄，至1683年滅亡為止，居然長達21年之久。目前之中華民國紀元僅是國號而已，國民黨執政期間尚承認「九二共識」，以憲法維持一中各表，民進黨執政則不承認「九二共識」，執意去中國化，也不認中國人，甚至還自承是南島語系民族，稱蔡英文到南太平洋小島國訪問為「尋親之旅」。其拒統促獨之心昭然若揭，中華民國已名存實亡。

就個人歷史評價角度，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可說為自己創造了政治第二春，有論者以「東興台灣」稱之，對他的歷史地位影響深遠。設想如果蔣介石在最後是以國共鬥爭失敗告終，甚至果如項羽般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則後人又將如何評價？蔣介石除了因領導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外，恐因最終亡國亡黨而以成王敗寇的結果蓋棺論定，其歷史評價大概不會比項羽好多少，若以英雄氣概而論，則尚瞠乎其後乎？

從學術角度言，筆者倒是認為蔣介石在台延續中華民國迄今70年，非常意外且難得的提供了一套比較政治學的對照組，恰與對岸中共政權所施行的馬列共產體制形成強烈對比，孰優孰劣？應該到了可以論定的階段。而何者較適合中國人道路？也應該有比較確定的方向。具體而言，究竟走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道路，還是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比較為中國人所能接受？何者對中華民族復興貢獻較大？答案應該也很清楚了。

當然，台灣西式民主之路走到今天，要回頭也不容易，或根本是不可能之事。當年蔣介石父子推行民主與選舉，在最初階段只是演演戲，或者是為應付外人批評獨裁專制的樣板而已，不料卻越演越像，欲罷不能，終而走到誠如徐復觀所言「假戲真做」的地步，發展到今天族群分裂、統獨對立、社會紛亂、施政無效率、實力日衰的窘境，究竟該如何收場？尤其前無盡頭，後有追兵，面對對岸的國勢蒸蒸日上，2,300萬人的出路在那裡？實令人憂心忡忡不已，已非一句「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所能形容於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