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園揮手，落日崦嵫

真是遺憾與悲傷，這幾年我的老朋友一個個先後離世，先是陳映真，其次是王仲孚，再是尉天驄，去年12月又走了魏萼。在這四個老友當中，認識最久，而又同事過的唯老友魏萼，這樣的特殊關係，讓我對伯英（魏萼字）兄的離世感到特別不捨。

魏萼出生於1942年，我出生於1941年，雖然相差一歲，但在1965年我們同在復興崗政工幹校接受預備軍官第13期軍事訓練，而且同一連隊。受訓結業我們同被分發到外島服役，我們同搭一艘登陸艇離開台灣前往金門。當時金門是前線戰地，對岸廈門共軍對金門採取「單打雙不打」策略，每隔一天便在傍晚時分聽到對岸共軍砲兵部隊向此岸金門發射砲彈的落地轟隆爆炸聲。

雖然「戰地砲聲」不絕於耳，但我與魏萼有事沒事總有魚雁往還。伯英兄在信中告訴我，他準備服役一年退伍後便出國留學，因此他在戰地前線服役一如笛卡爾在法蘭西戰地前線服役般，除了努力保家衛國，防禦對岸敵人外，就是看書加思考。「我思故我在」，伯英兄這個時候就思考到自己的「存在」與「未來」，一個在前線戰地服役的台大經濟系畢業生，能有如此的哲學本體論上的「主體性」，在當時年輕人的族群中是少見的。

我們同時退伍，離開前線回到台灣後，為了生活及未來各奔西東。伯英的人生旅途比我順暢，他不久便赴美留學，先在伊利諾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後在聖路易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在聖路易大學遇見在該校任教的早年擔任過胡適在美期間的私人秘書楊日旭教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期間結識《康隆報告》起草人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教授，楊、施兩人都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對魏萼後日的學術生涯都有影響。

伯英在美留學期間，刻苦用功，成績優異，學成歸國後在其母校台灣大學經濟學系任教。這時伯英是年輕有為的歸國學人，經常赴美歐出席國際會議，羽扇綸巾，學譽日隆，多年後他在台大讀書時的業師施建生教授有一次在雲南大理旅行時還在車上對我說：「魏萼在台大不論教學或研究都認真且有成就。」施教授是有名的、嚴謹為學的經濟學老前輩，他不隨便對一個人說「肯定」的話，尤其對他的學生。

「學而優則仕」不久也落在伯英兄身上，1980年代經國先生執政，黨國看重他的才學，伯英出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不久進入「劉少康辦公室」參與大陸決策事務核心幕僚工作，那段時間我人在美國留學，在紐約我遇見國民黨海工會駐美東的重要人物，閒聊時告訴我魏萼教授忠黨愛國，有才智、有能力、有品格，也有個性。我完全同意。當時我心裡在想，有才學、有品格、有能力絕對是好事，有個性便「有所不為」，這在國民黨的傳統官場文化中許多政學兩棲的人物不一定辦得到，我欣賞伯英這一點。

那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時代，經國先生每年都召開「國建會」，政府禮遇海外學人，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禮聘聖路易大學楊日旭教授回中山大學任教，楊日旭與伯英早年在聖路易熟識，楊來到高雄中山大學後便邀聘魏萼前來中山學術研究所任教。

我1989年冬天由美返回台灣之前，伯英兄寫信給我，推薦並歡迎我去中山大學任教。本來要回到曾經培育過我的政大東亞研究所服務，卻因「伯英因子」而轉變成前往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任教。楊日旭所長見到我後，開口就說：「魏萼教授說姜先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本所正缺批判共產主義的學者專家，有魏教授的推薦，歡迎您來這裡任教。」就這樣，決定了我回台後的學術生涯，成為在中山大學專任，在政治大學兼任的每周來往於高雄與台北之間長達13年的「知識動物」。

在中山大學與伯英同事是愉快的，他在中山所碩博士班開授不同的經濟專題課程，上課時臉上架著斯文的金絲邊眼鏡，穿著白襯衫及深色西褲，解下領帶，手執粉筆，侃侃而談，有名士之風。修他專題課的學生有人滿之患，就讀博士班他的好學生之一的翁嘉禧曾告訴我說：「魏老師上課精彩，專題有內容，分析問題有見地，他是個有學問的人，同學們非常歡迎他。」

楊日旭教授屆齡退休，伯英兄接任所長，他那時候也在台北主持「亞洲與世界社」，每周和我一樣奔波於台北與高雄間，忙碌可想而知。他常邀我到「亞洲與世界社」參加論壇，在論壇上因伯英的關係讓我認識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優秀學者專家。

過了三年，伯英所長屆滿，我接任，他對我說學術知識也要「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於是我們一起努力將中山學術所的「知識力」推向大陸，走入國際。我以中山所名義曾經組團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遠東研究所，共同舉辦有關「後共產主義與中國發展」學術論壇，伯英兄全力支持而且親自參加；中山所至北京大學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合辦「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學術研討會」，伯英也是大力支持並全程參加；伯英兄組織台灣學術代表團訪問北京，全台灣一流的重量級學者教授全部獲邀，他請政大校長歐陽勛做團長，這種為功不居，行事低調的君子之風，令人欽佩。

如果談到兩岸學術交流及對中國大陸研究，乃至對「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上有所影響，伯英兄是最早也是最為重要的台灣學術界人物。他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便去大陸，「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看到魏萼教授談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著作，託中國社科院邀約伯英在北京見面。在鄧小平與「台灣學者」見面一談就長達六小時並款待酒宴者，就我所知，唯伯英一人（鄧晤見的楊力宇、熊玠等都是「美籍華人學者」），而且前後見面兩次更屬空前絕後。伯英回台後從不張揚與「鄧公」晤面之事，一次在飯局中對我談到此事，我尊重他，藏在心裡，直到現在要「懷念」他才在此說出，我敬佩伯英兄的低調與謙虛。

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中鄧公告訴伯英：「我已決定先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只懸掛孫中山和毛澤東的畫像。」在場的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說：「魏教授，鄧主任今天講的話，您可不能拿去對外宣傳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啊！」這是大陸變革的訊息，果然不久天安門廣場撤走了馬恩列史，換上了孫中山，保留了毛澤東，這表示中國的革命已經轉型，中國的發展已經轉向。

伯英在鄧公款待的餐桌上從民族發展及道德勇氣「建議」大陸「政治學台灣、經濟學台北」，並請鄧小平放棄「四個堅持」，鄧公當場對伯英說：「我們不放棄『四個堅持』，並不是針對台灣，台灣如果從中國走出去，就變成『台獨』了！『四個堅持』如果拿掉，西藏、新疆先亂，這是丟不得的。」當時鄧小平對魏萼講這些話時鄧是中國大陸最高決策者，也是中共對台工作小組最高領導人，30年後從歷史維度思之，我認為伯英兄是中共「偉大的歷史轉變」節點上極少數有機會與中共政治強人鄧小平見面、晤談並中肯地提建議的台灣學者。

伯英說：「我去見鄧小平，既不是兩岸密使，也沒有政治任務，純粹是以研究學者而建言，為台灣找出路，為中國找希望！」可見伯英兄的家國與民族情懷，他是真正的學者，是一個先天下而憂的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他不是政客，更不是甚麼密使。用古語說，魏萼是「君子」，是「士」！

「士」－－「知識分子」的首要條件是風格、見識與學問，伯英兄具備這些要件，他的學問展現在他的著作裡。他出版不只10本專著，學術論文更多，最有影響力的是《中國國富論：經濟中國的第三隻手》（台北：時報文化，2000/05）。此書指出中國問題在「貧窮」，中國社會經濟如何脫離開發中國家「貧窮的惡性循環」是第一要務。伯英說這在亞當斯密、馬克思、凱因斯思想理論中都找不出為「中國經濟問題」之解決所需的答案，該書強調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宗教因素，有將韋伯思想補充馬克思之意。我還欣賞他的另外兩本著作：《吾土吾民：中國人站起來了》（與翟文伯合著）、《西藏現況研究》。前書預見今日中國之崛起；後書告訴我們西藏問題重要，不可忽視。

伯英由中山大學退休轉往淡江大學任教，先擔任美國所所長，後又當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幾年後因身心勞乏由淡江再次退休，退休後回到宜蘭老家隱居遁世。此時我也由中山大學退休轉往礁溪佛光大學服務，我與李本京教授幾次要去宜蘭看望伯英兄，他都客氣地婉謝，此讓我想起胡適的一句話：「不增加朋友的負擔，便是道德。」

八年前我有一次在台大校門口與伯英不期而遇，看到他消瘦的身影，勸他要善加保養身體，最後一次見面是六年前邀約他到礁溪佛光大學參加我主辦的「全球化下的兩岸關係」國際學術論壇，他高興地由宜蘭趕到礁溪，乘車上山到佛光大學，除做論文與談與評論外，並在會場上見到來自海外他的幾位學界老友，會後他離校下山時告訴我：「今天我在佛光大學見到了老朋友們，心甚欣慰。」

最近幾年，我由礁溪回到台北，台北與宜蘭之間雖有雪山山脈阻隔，但對隱居在宜蘭的伯英兄我常在念中。雖然沒有機會再度晤面，所幸常在《海峽評論》編委會議上見到魏艾教授，我常問魏艾教授：「令兄近來好嗎？我想念他，請代問候，祝他健康！」

認識已逾半個多世紀而且在中山大學又同事超過10年的老友魏萼教授是我的幸運，他是一個行事低調的君子，也是一個有民族情懷的知識分子，他連離世都不驚動親朋友人，看到家族在報紙刊出訃聞與謝啟後，才知伯英兄已告別世人安眠宜蘭員山福園。

伯英兄，礁溪山上佛光大學一別竟成千古，寸心悲悽難以形容，謹以短句追懷如下：

乘化蟬蛻，家國所之。
漚滅歸海，花開滿枝。
福園揮手，落日崦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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