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尤需牛虻

新冠肺炎武漢疫情初起的20天左右發生的事，應該使我們清醒認識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展的道路上，客觀地需要忠誠反對者和牛虻們的存在。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本來的題中之義就是摒棄僵化教條的意識型態束縛，實事求是，強調務實理性，立足解決實際問題，其一大優長之處就是擱置那些激烈的意識型態爭論，和沒有實際效用的政治極化紛擾。但是我們需要承認，實際問題往往極端複雜，對於實際問題的認知和解決也不可能從一開始就完全定於一尊，而必然是需要經歷一個反復檢驗、實證、比較、揚棄和自我反思的歷程。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需要那些忠誠的反對派的聲音，能無障礙地加入和匯流到這樣一個求索前進，和衷共濟的歷程中。一般認為，這一概念允許對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制度提出必要的異議，而不必擔心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像李文亮醫生那樣的人，不但不是造謠者，反而是寶貴的忠誠反對意見的提供者。有的人說李醫生的行為是沒有組織原則的表現，但我們需要注意，另有一些醫生選擇了在體制內上報，而非直接向社會傳遞信息，但是他們上報的信息最終也被體制（主要是地方官僚層級）擱置，並沒有及時轉化為立竿見影的防疫力量。這再次說明我國在現代化公共治理的道路上仍任重道遠，有待補強。而李醫生是典型的愛國者，他最後也犧牲在抗疫工作第一線，卻被一度打成造謠者，這是非常不公道的。即使按照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視角，官方當初對李醫生這樣的愛國者也應本「相忍為國」之義，以大局為重對其進行相應的體察和關愛，而不是一味打擊和壓制。

像李醫生這樣的愛國者，往往容易被人有誤解他的意圖和動機。我更傾向於把他看成牛虻（gadfly）一類人物。蘇格拉底常把自己稱為雅典的一隻牛虻，不停地這兒走走，那兒走走，不停地「叫醒、說服，以及譴責人們中間每一個人」。牛虻的意圖豈是在使城市生病？其終日忙碌的實際目的正是在於希望讓城市時刻都能有足夠的清醒和警覺，以便大難來時，能及早預料和防備。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客觀上需要牛虻這樣的人物，也恰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所提倡的，君不見《史記．商君列傳第八》所云：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