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世界變局的影響

一、12位思想家對新冠疫情後預測

知名的《外交政策》雜誌鑑於「新冠疫情」對國際格局和國家運作的影響巨大，他們邀請12位思想領導者預測疫情之後的全球走勢：

哈佛大學的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教授認為，我們將看到當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進一步消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認為，「新冠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另外，向公民們證明自己可應對疫情危機將使領導人獲得一些政治資本，而那些無力管控疫情的領導人只會極力推卸責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認為，「COVID-19的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方向。它只會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更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普林斯頓大學的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認為，「隨著經濟的破壞和社會的崩潰，除了民族主義、大國對抗、戰略脫鉤等類似的趨勢得到強化以外，很難看到其他任何東西。」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香農．奧尼爾（Shannon K. O’Neil）認為，「COVID-19疫情正在破壞全球製造業的基本原則。全球供應鏈已經受到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打擊。」原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山卡．梅農（Shivshankar Menon）認為，現在作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所有國家中現在都已出現了向內部轉向的趨勢，以尋求對本國命運的自主權和控制權。」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認為，「僅僅考慮美國對其他國家行使權力是不夠的，成功的關鍵是認識到與其他國家一同行使權力的重要性。」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艾倫（John Allen）認為，「這將會是民主、多邊主義和全民醫保的偉大勝利。而對另一些國家來說，這將清楚地展現果斷的威權主義統治的好處。而新冠疫情危機的歷史將由勝利者書寫」。曾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認為，「本次新冠疫情的根本性衝擊在於使人們認識到全球供應鏈與分銷網路極易遭到破壞。全球資本主義可能會進入一個戲劇性的新階段」。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理查．哈斯（Richard N. Haass）認為，「新冠病毒危機至少會在幾年內促使大多數國家內顧，更加關注國內事務，而非境外之事。」「這場危機很可能會加劇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以及歐洲一體化的衰退。」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寇里．舍克（Kori Schake）認為，「這場領導力測試中，美國『掛科』了，世界也會因此而更加糟糕。」哈佛大學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認為，如果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應該停止口水戰，轉而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如果歐盟不能為其五億民眾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援助，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會收回其所讓渡的權力。」

二、三個大趨勢預測之評析

第一是全球化趨勢，思想家的預測有認為全球化會消退的，也有認為全球化會往中國傾斜，但大家相同的看法是原來企業全球生產供應鏈式的全球化模式，必然會調整。其實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必然趨勢，而反全球化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民族主義力量，其根源有種族優越感和社會貧富懸殊；在新冠疫情之前，英、美兩國之所以表現出反全球化的作為，是因為「全球化」加速了中國的崛起，影響到美國全球霸主的穩定性，所以川普等右翼政客就利用創造了「美國吃虧論」來反全球化；與美國相似的英國右翼政客就轉嫁「歐盟」。而右翼分子之所以可以掌權，是將種族優越感的失落與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造成西方國家內部極為嚴重的貧富的擴大化相聯結。4月4日《聯合報》刊出蘇起撰《美中制度競賽：美國篇》，文中舉出「在美國0.1%頂尖人士坐擁全國20%財富，0.9%人享有另20%，9%人再占40%。貧富差距已嚴重到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爆發革命。底層90%人怎麼分配剩下20%財富？資料顯示，中低技術人員平均工資已40年不漲。50%沒有儲蓄，更沒有退休準備。40%人是月光族。10%人沒有任何健康保險。只有30%高中畢業生付得起昂貴學費念大學。這些教育程度偏低、就業困難的『窮白人』占白人人口47%，多住在小州、小城或鄉村，只有遷離老家才有機會向上提升。」而右翼政客技巧地將自己的內部矛盾，轉嫁外國。但這種「反全球化」，對英、美而言，只是右翼政客為向其他國家進行政治訛詐的理由，他們希望的「全球化」是由他們掌控，為他們所用，為他們利益服務的「全球化」而已。

在抗疫的過程中，中國的停工、停產，確實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造成衝擊，經濟的產業鏈中斷，資本家的利益受損；因此，對資本家而言，確實必須避免這種損失，然而這並不是致命，不可挽救的打擊，石齊平在4月6日《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可能的方案，他說「未來的全球化將在『比較優勢原則』下考慮庫存適度增加及自給率適度降低，亦即把風險納為修正因素。」「新冠疫情」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不會本質性的，根本性的終止全球化，因為商品利潤作為資本主義運轉的目標，依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具慣性和強大的指導作用。因而就疫情的事件，作出「全球化」可能中止的預測，似乎早了些。

從人類長期的發展來看，中國式的全球化有可能在疫情過後，逐漸顯示其生命力，這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基礎，以合作為方法，以追求「共同發展」為目標的全球化，有可能成為與兩方全球化爭競的另一種全球化模式。例如出版《人類簡史》的尤瓦爾．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時報》發表一篇長文《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提出兩個建議，其中第二點就是「流行病本身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危機都是全球性問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全球化」可能調整，但不會消失。

第二是全球所有國家都出現民族主義和內轉的趨勢，以尋求對本國命運的自主權和控制權。從「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封國」似乎是全球各國最普遍的反應；隨著疫情加重，政府治理能力也隨著社會的限制措施的增加，而人民生活的不便也與日俱增，這時政府和媒體不論有意或無意地將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轉向中國，視中國人為洩怨對象，因此我們就看到西方國家和媒體出現群毆中國的現象，甚至伊朗也出現對中國的質疑。另外西方各國間，也有搶醫療資源，互責傳染源的新聞，川普的民調攀升，力主多元化的歐洲也出現公然歧視華人的氛圍，這些都是民族主義的表現，不過在西方國家這一波的民族主義也非始自「新冠疫情」，源頭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民粹主義，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大量湧入歐洲，引起歐洲人民的危機感，各國右翼政客乘機鼓吹民族主義，去年中歐洲議會選舉落幕，極右翼勢力雖未過半，但也囊括180席近25%的席位，所以民族主義在當代歐洲已是流行的思潮，而「新冠疫情」的爆發只是提供民族主義多一個宣洩口而已，當然在西方的媒體、右翼智庫、學者、政客的推波助瀾下，西方必須慎防此一思潮，步上民族衝突不歸路的可能性，但一定看成未來的必然趨勢，似乎仍有再觀察的必要。

從疫情的角度來看，「內轉的趨勢」其實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疫情的能力，問題是政府治理疫情能力的決定因素很多，領導者的態度、國家制度、人民習性、民族歷史、政治價值都是抗疫、防疫成敗的關鍵。領導者像美國的川普、英國的約翰遜本身對待疫情就十分輕視，則政府自然不會積極，這就誤導民眾面對疫情的態度，自然無法控制疫情的傳染；以國家制度論，涉及的政府組織力、動員力和幹部的執行力。組織力的重點在指揮系統和上報系統的暢通；動員力重點在人員的適任，物質的充裕與調配靈活；執行力重點在幹部執行政策的效率；這些要求比較有利於全能型政府的制度的設計，然而西方國家崇信的是小政府，一旦遇上重大突發事故，就不容易及時有效地消災解難，美國流行的笑話「你好，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說明西方人對政府的態度。不過這次疫情期間西方部分學者的態度已有變化，例如著名的福山教授就說「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要建立一個全能的政府是有難度的。

從人民習性來論，最為明顯的差異就在帶口罩的要求上，從傳染病學專家的建議，絕大部分都同意，面對「新冠病毒」人們在外面活動，帶口罩未必保證不被感染，但不帶口罩保證會被感染。然而在西方習慣上認定只有醫師或病患才使用口罩，因此，「口罩」在西方人的生活習慣中是不被接受，在社交生活中亦然，如《時代》雜誌3月12日的一篇文章就引述學者說法，指出「在西方的社會互動中，人們需要展示自己的身分，與他人有眼神接觸，因此面部表情非常重要」，而且他們也認為「戴口罩」既「不能百分之百阻止新冠病毒傳染」，那麼「戴口罩會讓人有『錯誤的安全感』」。

在民族歷史看，也存在東、西方的差異，湯馬斯．佛里曼在《紐約時報》撰寫《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的世界》，文中引用馬里蘭大學的米歇爾．蓋爾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的觀點：「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樣的嚴密社會，有許多規範社會行為的規則和懲罰。這些地方的公民習慣予以加強良好行為為目的的高度監控。在美國、義大利和巴西等寬鬆文化國家，規則較弱，也更加寬容」、「法律最嚴格、刑罰最嚴厲的，是那些有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瘟疫暴發歷史的國家，是的，還有那些病原體暴發的國家。這些災害頻發的國家已習得幾個世紀以來的慘痛教訓：嚴格的規則和秩序能挽救生命。與此同時，面臨著很少威脅的文化－－例如美國－－擁有放任自流的奢侈。」除此之外，西方的政治價值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特別重視個人自由，以致於類似中國武漢「封城」、「距離社交」、「禁止外出」等等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在中國大陸剛剛使用之際，西方國家和媒體都認為這是「封建專制」、「侵犯人權」、「過度反應」，但當病毒在西方肆虐，「為了抑制病毒的傳播，封城成了非常現實的選擇」，然而由於西方的個人主義的傳統根深蒂固，實施起來就不易徹底，自然效果也大打折扣。

總之，「民族主義和內轉向的趨勢，以尋求對本國命運的自主權和控制權」的現象，確實因為疫情而更加明顯，換言之，新冠疫情扮演更多的是加速器，但是是否成為趨勢，主要決定是病毒危害的時間，時間太長，如一年、兩年人類繼續在疫情的陰影下，將大大影響民生，則各種深層次的問題，都會被檢討，包括現行政治的所有「典範」。

第三是美國在抗疫事件上扮演失敗的領導，中美對抗關係的持續惡化以及歐洲一體化將衰退。當然這也是延續性的世局變化，從川普發動貿易戰到如今新冠疫情全球惡化的一段時間，中美的對抗可以清楚區分為第一場和第二場，當然中美對抗，理論上不止於此，不過到目前為止，以新冠疫情發生作為區分點，在疫情之前主要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結果是中美互為對手，競爭的方式是全面的：從行動的領導權、輿論的話語權、規則的制訂權，而三者的背後是制度、文化、意識型態的競爭，競爭的標的：美國是獨享霸權，但中方只是參與共用。疫情之後，中、美各自以新冠病毒為對手。中國主打上半場，西方世界主打下半場，而中國也被逼繼續參加。競爭的各方或是那一方先控制疫情，開發出疫苗，殺死病毒。那一方經濟率先復甦，其背後是治理能力，科技能力的競爭，競爭的標的：新世界的論述權。

目前看來，中國原本受疫情影響，整個國家幾乎暫停了兩、三個月，迄今也沒有完全恢復，所以歐美各國，原本完全可以擴大差距，加速領先，然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從領導人到媒體，從政界到智庫，幾乎是在有預警之下陷入困境，盲目自信，驕傲自大，自以為是，使得他們在新冠病毒面前，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從而將其國家、民族所有弱點，一一暴露，以致不得不利用其國際話語權，製造出「中國病毒源頭論」、「中國疫情隱瞞論」、等荒謬論點，企圖對中國進行第二次「庚子賠款」的勒索，看來中國常說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白白浪費了中國為全球爭取到的抗疫時間，其實從戰略競爭角度看，西方浪費的不僅是防疫的時間，也是戰略扭轉的機遇時間，因此事後想甩鍋為自己的無能和傲慢來脫罪。

三、結 語

《外交事務》季刊邀約的12位思想家闡述他們對疫情之後世界的預測，當然大家都肯定「疫情」必定影響世界格局，然而在疫情之前大家已經意識到世界正在歷經百年未有的變局，所以我們預測「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其實是對世界變局的影響，那麼問題應該是「疫情」對世界的變局是起加速作用，或是減速作用。但無論如何這些變化都是許多因素積累的結果，而非單一變數，「新冠疫情」此一全球性重大突發事件的出現，有可能正是上天給人類的舊格局出的一份考卷，各國答卷之後，地球班上的排名會改變，現在都還沒有最後繳卷；誰會奪魁，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