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一種幣值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

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透露，數位人民幣將先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及未來的冬奧場館，進行內部封閉測試。

這個訊息引發全球金融界關注，一方面是關心數位人民幣將以何種形式面世，另一方面是如果數位人民幣成功上路，是否會翻轉全球貨幣體系，特別是目前的美元霸權會否受到挑戰。

使用支付寶必定得跟銀行帳戶綁定，算是法定貨幣數位化的使用方式。而DCEP不依賴銀行帳戶，而是由中央銀行記帳，將帳本統一化。換句話說，DCEP的發行由人民銀行掌控，是中心化的。這也跟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不同。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2019年8月一場論壇上揭示央行數字貨幣的幾個特色。

首先，是雙層運營體系，由央行作為上層，下層為各商業銀行。為保證數位貨幣不超發，這些商業銀行向央行全額繳納準備金；其次，數位貨幣的設計重點在替代M0（流通中的現金），不包含M1、M2等涵蓋儲存在銀行的活期或定存等，以防止貨幣超發。

總之，DCEP不用綁定銀行帳戶進行支付，具高度中心化。而雙層營運體系為貨幣超發的風險設下了安全閥。

中國開發DCEP有幾個遠因近因。就近因來看，大陸幅員廣大，相對而言，地方上的經濟活動也較難掌握，因此常成為非法金融活動的溫床，甚至多有利用代幣進行交易，導致亂象衍生，不利社會安定。

如果能夠順利推動DCEP，將更能掌握地方金流數據，除了防範洗錢或是弊案，更能快速直接進行調控。

就遠因來看，則是跟跨境匯款有關。目前從事國際貿易主要使用的貨幣清算與支付機制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的縮寫），這套系統有諸多令人詬病之處。

使用上，SWIFT系統收費貴，因為它在全球跨境支付具壟斷性，手續費高；此外，SWIFT的交易處理速度太慢，一筆交易要花數天才能完成，其間的時間成本常讓業者與銀行蒙受巨大損失。

除了使用便利的基本問題之外，值得注意的是SWIFT是由美國控制。因此，這套體系同時可成為美國政治施壓與制裁的工具。如果美國將一國排除在SWIFT之外，等於切斷該國與外界的經濟聯繫。如2018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的同時，也將伊朗剔除SWIFT體系之外，進而導致伊朗出口下跌，通膨上升，貨幣貶值，讓伊朗著實吃了不少苦頭。

美國更時不時以SWIFT體系威脅其他國家，如俄羅斯、委內瑞拉等。這也導致許多國家紛紛尋求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如委內瑞拉便在2017年在石油原油交易上改以人民幣計價，近期研議用加密貨幣來作為外匯存底貨幣。

另一個趨勢是各國之間的美元結算比重在下降。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總裁基里爾．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表示，過去五年來美元結算在俄羅斯外貿結算中佔比從92%降至50%，而盧布結算則從3%上升到了14%。

與此同時，在最近一次舉行的金磚國家巴西利亞峰會上，各國考慮打造自己的支付體系來取代SWIFT。因為若不這樣做，在金磚國家日益增長的貿易額中，過度仰賴美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將有極大風險。

作為美國競爭對手的中國當然深知擺脫美元影響力與避險的重要。因此在DCEP的推動背後，實際上含有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意義。這條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可從一帶一路說起。

2013年底，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計畫，因為這個項目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製造業等眾多領域的金融支持，有益於加深人民幣對外貸款、貿易、投資，深化自貿區跨境人民幣投融資創新試點，為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助力。

2015年10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的縮寫）第一期上線運行，它是由人民銀行獨立組織開發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目的在進一步整合現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渠道和資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滿足各主要時區的人民幣業務發展需要。截至2018年，參與者覆蓋全球148個國家和地區。

2016年10月，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IMF）「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中的第三大貨幣。其中，美元仍然是SDR最大的儲備貨幣，權重為41.73%，其次是歐元，權重為30.93%。人民幣權重則為10.92%，超越日元和英鎊。

從上述過程，可知道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一條循序漸進的軌跡。隨著貨幣型態的轉變，DCEP將是數位時代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在數位支付為主流的時代，數位貨幣是不可逆的趨勢。也因此2014年中國便提出數位貨幣的構想，2019年美國網路公司臉書提出數位加密貨幣（Libra）。

臉書推出的Libra，宣稱是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加密貨幣，並由Visa、Mastercard、PayPal和UBER等數十家公司組成的行業協會主導，但這個項目被視為對以美元為核心的美國金融體系的威脅，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甚至直指Libra會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備受美國監管與立法機構質疑，目前還看不到發行的時間。

當然在這種狀態下，有輿論會認為DCEP的穩步施行正好可以搶得數位貨幣的先機，如果能夠順利推行，未來跨境交易結算上，人民幣佔具有極大優勢。

回顧貨幣歷史，從銀本位、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到1944年的布列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後，將美元與黃金連結，隨時得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的交換媒介及儲備貨幣，直到1971年12月，尼克森頒布法令，宣布美國聯準會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體制名存實亡，但美元依然是世界貨幣體系的基準，而美元的發行量取決於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

但美元本位發展至今，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暴露了內在的缺陷，為了救市，美聯準會採量化寬鬆（QE）政策，不斷向市場釋放大量資金，期望能刺激美國經濟。但美國如此自救，後果則由全世界承擔，因為美元的發行量牽動著各國金融市場的變化。

這種狀況讓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時，有可能造成國內短期經濟目標和國際長期經濟目標的利益衝突。這困境最早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反思持續發酵，從金融海嘯的經驗可知，當美元讓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深深鏈結在一起，如果美國經濟發生波動，全球都遭罪，這對各國來說是莫大的風險。

從歷史演變來看，不論是金本位還是美元本位，制度的確立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問題。但今日美元問題逐漸浮現，全球必須思考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因為在新一波的問題加乘之下，改革必將發生。

未來的改革，是否會如輿論所熱議，人民幣將取代美元霸權？周小川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想法或許可以與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對照來看。

2009年，時任中國人行行長的周小川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在文章中，他從2008年金融海嘯的經驗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問題，他認為未來的走向應該是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他也提到應該充分發揮SDR的作用，且由具信賴度的國際機構將全球儲備資金部分集中管理。

從周小川的分析可推測，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並非為了取代美元霸權。在全球暴露在美元所帶來的經濟風險及為了減緩美國時不時的金融制裁，為了避險與維護一國經濟之安定，在儲備貨幣上勢必要有所行動，人民幣起步先行，未來將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何種變革，值得世人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