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維多利亞公園更名的那一天

香港「國安法」及其制定後的香港前景

張東林
(海外華人學者)


5月28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議案。這個議案只是決定為香港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即一般簡稱的「國安法」。決定建立只是決定,還沒有建立。在本文截稿時,「國安法」還在徵求意見。但提交6月1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的草案,措辭有比較重要的改動。

令香港平民百姓鬆一口氣

所有國家都有各自的「國安法」。香港黑暴及其支持者的文宣,一聞「國安法」要建立,便大呼侵犯人權、壓制言論自由、取消「一國兩制」,等等。在法律具體細節尚未出台之時,這些鼓譟毫無意義,可以不理。目前,從中國官方新聞公報中,我們知道「國安法」是針對近年香港突顯的國家安全風險,這些風險包括四個方面: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活動;國外和境外干預香港的勢力(6月18日改為「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似乎要將對象收窄為香港人和在香港的中國人,而範圍則從香港特區擴大到全國)。就香港特區而言,「國安法」矛頭直指得到外部勢力支持的「港獨」暴力活動,所以,黑暴及其支持者的「權」和「自由」肯定會因此受到限制。對於受夠黑暴滋擾的香港平民百姓,此事應該可以令人鬆一口氣。

去年香港藉口「反修例」的動亂,既有組織,又有訓練,裝備齊全,策略專業,而且毫不掩飾地在大庭廣眾給參與者發放錢財,肯定掌握大筆資金,背後有境外勢力資助。儘管如此,當時不少人對境外插手仍抱懷疑態度,現在「美麗風景線」已移師美國,大家可以對照大洋彼岸發生的自發抗議騷亂,事情就一目瞭然。明知有外力介入,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出手阻止,至少應該去截斷他們的財源。但特區政府沒有這樣做,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香港未能就牽涉國安問題的《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使香港對外保安方面門戶洞開。沒有類似《基本法23條》的立法,港府即使知道有外力介入製造騷亂,也毫無辦法。因為沒有「國安法」,銀行就可以不讓你調查銀行帳戶和資金來源,也不讓你知道它們怎麼跟境外勢力交往。

「華為一樣的人質」

提到銀行與「國安法」,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臉書」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就很值得注意。 梁振英指責香港英資匯豐銀行「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著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並特別向大家提出警告,「避免成為類似華為一樣的人質」。所謂「華為一樣的人質」,是指美國為打壓中國高科技發展而炮製的變相綁架華為財務總監(CFO)孟晚舟的事件。據孟晚舟的律師團隊於6月15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引渡案聽證會上,向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高等法院提交的備忘錄,其中提及,美國司法部提交要求引渡的《起訴案件紀錄》中指控孟晚舟的唯一關鍵證據,是由匯豐銀行提供的。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在香港向匯豐銀行的一名銀行高管做了PPT演講,這份PPT此後被匯豐轉交給美國,並成為了加拿大法庭認為孟晚舟欺詐匯豐銀行的依據。香港一家銀行向外國政府提供自己客服的資料,讓外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政治迫害,而香港特區政府既不知情,也無法過問。「國安法」應該會堵塞這個漏洞。

港英時期在保安司任過職,後來在香港特區政府擔任過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接受其新民黨媒體採訪時透露,外國情治機構人員到香港,按規矩都會知會香港有關部門,並會跟特區政府在一定範圍內互通情報。但隨著中美關係的緊張,美國跟特區政府分享情報肯定越來越少。2019年黑暴衝擊、佔領立法會,大肆破壞,香港警察事前顯然沒有獲得一點風聲。此事很值得注意。順著葉劉淑儀的思路,我們大概可以預測「國安法」會有外國代理人到香港活動必須登記備案的條款,例如對美國民主基金會這類所謂非政府組織(NGO),也會嚴格管控,不會讓其自由活動。「國安法」草案已提出在香港設立機構,這種機構估計是監控國外、境外情報人員和活動,並與香港有關部門分享情報。

「國安法」若真的會堵塞上述這些漏洞,基本上可以阻斷國外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對國安風險的其他三個方面,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和恐怖主義活動,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國安法」要消除這三方面的風險,估計還要通過立法的精確界定和嚴厲懲罰條款的定力。

其實大家都想變

6月18日中國官方新聞說,對這「四類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和相應的刑事責任」,《草案》「作出了明確規定。」只有這樣,「國安法」才能產生阻嚇和打擊的效果。如此一來,香港的一些法官即使想對黑暴犯罪分子輕判放水,裁決時將會受到「國安法」的限制,再也不可能任由自己的政治偏見而為所欲為。

必須指出,「國安法」只是堵塞國家安全的漏洞,對近年香港出現的社會動亂,只有阻嚇和制裁的作用,並非根本地解決問題。香港的社會問題很多,例如,香港普通人住房負擔超負荷,就是民生方面最惹民怨的問題,特區政府動亂發生後已著手解決。但香港的動亂顯然也不僅僅是安居樂業那麼簡單。概括起來,不妨可以說,如何實現「一國兩制」才是香港更根本社會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談到「一國兩制」都強調「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中國當時強調不變雖然有其苦衷和必要,但久而久之,「強調不變」好像已變成「否定改變」或「反對改變」,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特區政府要進行任何改革都步履維艱,甚至寸步難行。其實「變」是肯定要「變」的,「一國兩制」就是「變」,什麼都不變只是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2019年的黑暴證明,其實大家都想變:中國想把香港變成「一國」底下的「兩制」之一,而逢中必反的人則要把香港變成離開「一國」、互不相干的「兩制」的另外一制。由於過分強調不變,香港特區政府實際上是自綁手腳,放任對手積蓄力量,伺機而動,他們終於等到2019年中美大國博弈的可乘之機。

從2019年的黑暴可以看到,這種「不變」的放任政策,已經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了很多陣地。原屬官方傳媒機構的香港電台,成了反中亂港的輿論喉舌;教育簡直是個重災區,大學生、中學生、甚至老師都有不少參與了暴動,連傳統的所謂愛國左派學校也出現「港獨」「黃師」;法律界中,支持黑暴的法官律師也有不少,不但屢次輕判暴徒,還公然贊揚他們是社會棟梁;政府部門中也有各別支持暴亂,例如食物環境衛生處就多次打壓支持警察的店鋪,對暴亂分子破壞環境衛生的事件則不聞不問。另一方面,反對黑暴的愛國人士和不支持黑暴的普通正常人根本毫無組織,香港的日常運作全靠警察苦苦支撐,才使這場「顏色革命」沒有成功。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國安法」制定後,騷亂暴露出來的上述問題,應該會逐步得到處理和解決。一個社會要穩定,歸根到底要靠社會基礎即大眾的團結。由兩位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發起成立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大概也是看到這一點。如果這個聯盟能夠把所有反對黑暴的愛國人士和不支持黑暴的普通正常人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則「一國兩制」就能夠有效運行。

香港的繁榮安定歸根到底要靠「一國兩制」的有效運作。「一國兩制」的有效運作需要根治黑暴的根源,彌合這次黑暴造成的社會撕裂。學校教育是很根本的,但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環境也很重要。香港回歸後一切不變的方針,經過黑暴之後,應該可以理直氣壯的改變了。香港社會需要去殖民化。

女王塑像可作愛國主義教育實物

如果有朝一日,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能改名為回歸公園,公園裡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塑像能讓大眾拆除搬到博物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實物,到了這樣的一天,香港才算是真正意義上回歸祖國的罷。只有這樣,香港的「一國兩制」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