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對付中國的緣海尖刀：台灣

現代地理學興起後，「環境決定論」或「環境可能論」，逐漸形成歐洲各種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在「政治地理學」上更是顯學。此種地理空間或地理位置觀念，甚至影響歐洲列強的國家生存之所謂「最適宜地緣觀」，如德意志和法蘭西兩國的邊境糾葛和戰爭，均因認定地形的區位、態勢與國家的生存、發展唇齒相依，關係密切。以德國而言，俾斯麥的強大德意志之鐵血政策與希特勒的擴張侵略，皆立基於國家生存之「政治地緣論」。

列強或是在近鄰之國依據地形與空間位置等要素發展、擴張領域，或是佔有優越的位置、要衝，隨著航海以及殖民擴張，「政治地緣論」的實行，也就成為以各大洋、大洲為尺度的全球地理環境空間論，其中有兩個較具針對性的國家或政治地緣說，可對近、現代台灣的東亞空間區位的關鍵要點深刻清楚的詮釋。其一是麥金德的「心臟大陸說」或「大陸島說」。此說係將歐亞大陸視為一個超級大陸島，而中亞到新疆之中心內陸地區則為其心臟，他主張國家擴張和生存的戰略是控制歐亞大陸心臟，控制心臟，就能控制歐亞大陸島，進一步控制四周海洋，因此，歐亞大陸的沿岸、半島、港口、河口、緣海、大小島嶼等，是進出的戰略線和面。另一是曼罕的「海洋控制說」或「海權地緣論」，主張國家的全球擴張，應使用海軍的強大力量掌控大洋和緣海，形成海洋上的強大力量，如此就能將大洲的大陸加以包圍而進一步控制，此與「大陸島地緣論」有一個空間區位之交錯點，即前述的沿岸、半島……。

現在不是討論此兩種上世紀的環境決定論，而是從台灣的地理位置之戰略地緣之歷史，認識台灣作為東亞大島之被強權互相爭奪的必然命運。台灣在歷史地理的架構中，不能擺脫在東亞戰略的十字路口區位，是世界殖民體系中霸權必爭之控制點；而在當代，它亦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鬥爭的東亞海上戰場。因此，不能不明白地緣區位給台灣帶來的影響。

台灣緣海在「政治地緣論」，是大陸島的延伸，是歐亞大陸島與太平洋的界面。同時是海上航路以及大陸出海的十字路口，依南北方位言，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海運，須經台灣之邊；就東西方位言，海上絲路往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地中海，或從南亞、東南亞往東北亞的琉球、朝鮮、日本，必經台灣。自大航海時代開始，台灣更成為太平洋航入東亞緣海而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的東亞海上十字路口。

歐人為尋找資源而向東以武力開拓商業殖民地，最後抵南海而與中國接觸，當時，閩粵沿岸要津和島嶼遂成要衝，是西力從海上地緣區位撞開亞洲大陸地緣區位之東南界面。於此局面下，台灣就被納入全球政治地緣體系，而在東亞扮演十字路口的角色。

一般人只知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其艦隊從巴達維亞（雅加達）先來到澎湖，因明朝之驅離，而在安平登岸，入據台灣；另一則是西班牙人從馬尼拉航海北上，入佔淡水和基隆，建其戰略據點兼採礦；再則是葡萄牙人航經台灣，稱美台灣「福爾摩莎」。

兩蔣時代的台灣史教育，提到近世和近代的外國勢力之與台灣相關者，只有荷、西、葡三國，其餘闕如。

其實，聚焦中國及其周邊的關係，就會清楚地突顯中國與日本對台灣的角力，就中國而言，必須也必然出海到大陸和大洋之界面，亦即須控有諸緣海，故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力之抵達且擁有台灣，乃是一定的發展。以近世來說，元朝在澎湖置巡檢司，此是中國治台海的地緣要點之開端，但並未及於台灣。在此之前，雖然史籍說有中國人偶至台灣，但立於「政治地緣論」，皆不算是中國以國家層級的出海戰略。元之巡檢澎湖，僅是極短暫的介入，可以置而不論。明太祖缺海洋開拓之心，全廢澎湖巡檢和守備，其時，中國實與台灣無關。迨明中葉，荷人侵據澎湖，明朝才再派兵巡守，但總體而言，中國國家的地緣戰略依然退縮性地不願出海佔台。真正將中國國家形式帶進台灣，完成中國人從「大陸性地緣」而楔入「海洋性地緣」的戰略位置者，是1661年入台的延平王鄭成功。從此台灣才是中國的海上重要地緣區位。

然而，日本人亦是從16（1500-1599）、17世紀（1600-1699）開始覺察要從高緯度的東瀛島前去亞熱帶、熱帶拓殖。他們順著東亞緣海與大洋的界面南下，從九州經琉球而接觸台灣，日本這條「海洋地緣性」的國家擴張路線，是南北縱走，與中國人的「大陸地緣性」的國家出海路線之東西走向衝突，衝突點正是台灣。

16世紀末（1593，明萬曆廿一年），日本入佔小笠原群島，其時日倭已侵擾朝鮮、大陸，亦曾侵擾台灣。豐臣秀吉（1537-1598），在西侵朝鮮時，同時籌畫南略台灣，命其臣原田孫七郎致書台灣某社酋長，令其朝貢，台灣原住民不知如何聽從，亦不願臣服，豐臣意欲南征，但因驟然病死，未果實現。日本此際就已顯出其海洋地緣霸業的雄圖，對象就是台灣。

德川家康（1543-1616）以「朱印狀」保護日人商船南下到東南亞、大陸貿易，日人村山則，因擁有此狀，居然集資建戰船10艘，聘武士浪人，於1615年入犯台灣的淡水、安平、打狗，掀起侵台之役，當時的對敵者是平埔族部落，但引起了荷、英兩國的海外商業殖民公司抗議和抵制，1617年，侵台之行動終於失敗。

日本擁有在東亞甚至在全球均稱強大的國力，漸漸成為「海洋性地緣」之霸權，而正面跟「大陸地緣性」的中國挑戰，此已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明治7年），日本現代海陸軍進攻台灣恆春半島的原住民部落而發生「牡丹社事件」，此一事件，照映保守落後的「大陸性中國」與開放進取的「海洋性日本」。從豐臣秀吉或德川家康的16、17世紀而到明治天皇的19世紀，經過近三百年，實踐證明，中國長期依據的是「大陸政治地緣論」，其由陸出海，台灣是前沿，成為中國出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區位；就日本而言，則是一直堅持「海洋政治地緣論」，由高緯之島嶼南下出海爭海上霸權，並翻身西向對付陸權型之清帝國。19世紀的中日在東亞的鬥爭，日本勝出而中國慘敗，因此，中國東亞海上最重要的地緣戰略要點淪陷，即乙未（1895）的割讓台灣。

1945年台灣光復，意謂中國將丟失了半個世紀的地緣戰略之重要大島重新收回，而使中國又可以面臨太平洋，亦可以台灣來控制東亞的大陸、海洋之南北與東西航行的十字路口，這個島嶼，是中國的東南守護屏障，同時是中國全球政治地緣的戰略發起面。

早從牡丹社事件時期，美帝就已積極參與控制東亞，對付中國，美國官員兼特務李仙得早已認知台灣對美國的海洋霸權之重要，是美國的海洋地緣霸業在東亞必須控制之區位，日人在恆春半島的戰略和戰術，李氏參與籌謀甚深。此後，又有二戰結束時的美國官員葛超智之極力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及台灣託管論，其目的是將台灣變為美國牢牢掌控的不沈航母，可在東亞的十字路戰略要點上，永遠令中國海上國出現一個大缺口。由於國共內戰，美國在東亞海上建立冷戰反中體系，台灣又告淪陷，仍是帝國主義海上霸權對付中國的東亞緣海上的尖刀。因此，今日中國對抗美帝，不止於釣魚台之爭或東沙之爭而已，最關鍵之處是必須將台灣奪回，這才能使中國的大陸地緣和海洋地緣獲得完滿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