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香港終於短兵相接

今（2020）年1月中旬，美中終於簽訂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定」，但是隨後新冠疫情爆發，迅速蔓延全球，使世界經濟面臨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衰退，並使中美兩國的關係陷入激烈的爭鬥。

在美國步步進逼之際，5月下旬全國人大拍板通過「港區國安法」的決定，川普政府隨即宣佈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不再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等制裁措施，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目前，儘管「港區國安法」相關實行細則仍待研議制訂，而川普政府也未提出制裁的具體措施，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縱能暫保不失，但短期間會令經商氣氛受到一些干擾，甚至導致資金和人才流失，對亞太區域經濟帶來新的衝擊。

一、立法的背景和主要內涵

香港回歸後，「香港基本法」授權特區政府就第23條立法，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由於香港反對派長期反對，甚至抹黑國安法，以致2003年立法功虧一簣，隨後束之高閣。

迄今回歸已23年，期間香港內部形勢出現明顯而複雜的變化。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中」後期以來，反對派更放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活動，使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面臨風險，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港獨」和激進分離勢力的抗爭活動愈來愈激烈，暴力恐怖活動不斷升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表明港澳政策的基本方針是：1.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2.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3.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相關訊息顯示，「港區國安法」中規定「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須負擔相應刑事責任。這四種罪行基本上是參照中國的相關全國性法律，其中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罪，適用於2015年7月1日生效的《國家安全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罪適用於2016年元旦生效、2018年4月修訂的《反恐怖主義法》；而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行為和活動，則適用於2014年11月1日生效的《反間諜法》。

今年6月8日，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頒佈30週年網上研討會指出，「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同時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央出手是由香港反對派及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如果香港可自行就國安法立法，就毋須中央出手」。

二、香港在中美兩大經濟體中的角色

香港資本市場已經形成良好的區域優勢、高度聚集的經濟效益和完善的金融體系。其具體特點是專業的市場分工，透明的、標準化的金融產品，齊備的資本市場基礎設施，進而形成強大的資本市場信息聚集和研發能力，以及完備的金融人才培養體系，以致香港與世界各國均建立相當緊密的經貿和金融關係。

以美國為例，2019年香港和美國的貨物貿易總額為5,170億港元，佔香港貨物貿易總額6.2%，其中香港輸往美國的本地產品，總值37億港元，佔香港製造業總量不到2%，貨值佔香港總貨物出口不到0.1%。另有統計顯示，2010-2019年的10年間，美國對香港的貨物貿易順差累計約3,100億美元，為美國貿易夥伴中最高。

在戰略物品而言，根據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的資料，受美國出口管制的產品，在2016-2018年出口往香港而獲該局豁免許可證的出口總數，每年為4-5億美元，主要為電訊及資訊安全產品和電子產品。

香港的美資企業有1,300多家，其中約200多家在香港設地區總部，有些則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營運中心，以香港為基地進入中國和東南亞，香港是重要的營運樞紐。

至於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在中國資本帳戶沒有全面開放前，香港資本市場作為向中資企業提供海外融資的優質平台，具有無可取代的獨特優勢。

中國企業在香港股市中的佔比越來越大，香港市場的基本面也越來越取決於中國經濟。香港恆生指數中中資股權重已由2005年底的28.9%上升至2020年6月2日的57%。近年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新經濟領域的企業赴港上市的意願甚為強烈。1997年底，有101家中國企業在香港上市，佔上市公司數量的15%，佔港股市值的20%。截至2019年，有1,241家中國企業在香港上市，佔上市公司數量50.7%，佔港股總市值73.2%，佔港股市場總成交金額57.5%。

三、美國對香港制裁措施及可能影響

美國在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授權美國政府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繼續在貿易上給予香港和中國不同的待遇，包括關稅、逃犯移交和出口管制。因此，在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對從中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的措施不適用於香港，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申請美國簽證也比中國護照持有人方便，同時香港可以在美國一定的出口管制政策下，取得敏感技術。

全國人大5月底通過推進「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決定，川普政府隨即指控北京政府削弱香港自治，「威脅」要制裁中國和香港官員，也會取消對香港的貿易優惠待遇，不再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暫停引渡協議。美國參議院議員正準備提出一項法案，制裁在香港執行「港區國安法」的中國官員和實體，並對與這些實體開展業務的銀行處以罰款。

外界對美方制裁可能帶來的影響看法不一，分析普遍認為這些制裁措施帶來的影響有限，但仍然會增加香港前景的不確定性。主要在於對這些政策和措施具體實施的時間和細節有不同解讀而有極不一樣的判斷。

「港區國安法」雖已由人大常委會審議但仍未公佈，此法究竟類似《反分裂國家法》的「政治宣示」，抑或是具可操作性的詳細羅列罪名與罰則的條文性質，在此之前，川普政府確實也無法提出具體的制裁措施。

但人大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短期間確實使香港投資經營環境受到相當影響。海曼（Hayman）資本管理的創辦人巴斯（Kyles Bass，在2008年引爆「金融海嘯」的次貸危機中大賺一筆而一夕成名），以200倍槓桿的期權合約，豪賭香港聯繫匯率在18個月內崩潰。但在6月上旬香港卻呈現資金持續湧入，港股六連升的景象，這主要在於全球經濟持續下滑，中國和香港經濟相對較好，以及「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仍有待立法程序，同時川普政府的制裁措施，難以擬具的影響所致。

若「港區國安法」完成立法程序而川普亦採取制裁措施，將會帶來如下的影響：

第一、貿易方面，2019年香港製產品出口美國為37億港元，佔香港製造業產量不到2%，但是香港現在的貿易以轉口為主，2019年轉口到美國的貨品貿易高達3,000億美元，佔整體轉口貿易額約7.6%，香港對美貿易5,170億港元，美國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如果取消獨立關稅區，香港與美國之間的關稅將立即提高，雙邊貿易將減少，對香港經濟將造成相當影響。

第二、美國在香港的企業1,300多家，多為美企向亞太地區營運的樞紐，如果美資公司撤出香港，將會削減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樞紐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之一，在於聯繫匯率實施中港幣的可兌性，惟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如果美國當局視香港對美國國家甚至全球安全有威脅，美國也可能禁止香港銀行使用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結算制度，將對香港的金融運作帶來極大衝擊。

第三、在科技轉移方面，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授權香港可採購「巴黎統籌委員會」規定管理的敏感技術，只要美國認為沒有不恰當的用途或出口即可（但不得隨意轉往中國）。如果美國採取制裁行動，將會廢除適用於香港的軍民兩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的豁免，將影響香港的科技創新。

四、北京和香港對美國威脅制裁的回應

港府官員多次強調制裁行動對香港經濟的影響輕微，香港製造而直接出口到美國的貨物非常少，反而美國每年都向香港大量出口貨物。至於轉口貿易，香港的重要性本來就已降低，許多在中國設廠的公司因為中美貿易戰，早已將生產基地轉到東南亞國家。至於聯繫匯率，維持港元與美元掛鉤的做法，那是香港的內部事務，不需要外國政府同意。但美國仍有辦法影響香港，如禁止香港使用國際銀行匯款需用的SWIFT，這將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遭到嚴重打擊，並將改變現行亞太金融格局，此一制裁措施被形容是「核彈」，目前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衝突程度，基本上仍然未嚴重到令美國採取如此激烈制裁措施的必要。

儘管如此，中國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以及美國對香港制裁的威脅，將為香港經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將影響國際社會特別是跨國企業未來對香港的信心，尤其是金融業，將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成長和未來發展。如何緩解香港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已是北京和港府的當務之急。

6月9日港府宣佈三項融資方式，分別為提供78億港元「過渡貸款」，購進價值195億港元的優先股及195,000萬認股權證，以資金支持受新冠疫情重創的國泰航空，使其繼續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作出貢獻。畢竟，航空業對香港的經濟貢獻接近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涉及數以萬計職位，而國泰航空正是香港這個國際航空樞紐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6月8日，中國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頒佈30週年網上研討會」的講話中，指出北京為「港區國安法」立法後，「中央在經濟領域上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加大，不遺餘力地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在「港區國安法」制訂和頒佈之後，加強香港在「兩制」的優勢以及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空中心的樞紐地位，已是北京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