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吹拂又一年

朱實教授本名朱商彝，著名翻譯家、詩人、俳句顧問、日本問題專家。台灣彰化人，「四六事件」後離開台灣。朱海慶為朱實先生公子。本文原刊「上海市臺灣同胞聯聯誼會」編《滬上臺灣人II》。小標題為本刊所加。－－編者

前不久，接到台盟中央張克輝主席的電話告稱：最近一期《文學台灣》51期，一位文友55年前用日文撰寫的散文詩，被譯成中文刊登出來了。隨後張主席囑秘書發來傳真，抄錄如下：

《站在秋風中－－寫給朱兄》

施金秋作，錦連譯 （文中署名者均為當年張主席和我參加的同人雜誌文友。傳真的最後三行及錦連譯註如下：)

－－別了，朋友！為著活得像一個人……

羨慕你活得真實，我想，你是勇敢的。

秋風不停地吹。

　　　　　　　　　　　－1949年9月

錦連譯註：民國38年師大「四六事件」，朱實受牽連，要逃往大陸的前夕，前來找施金秋，並留下一首詩，惟這首詩已經遺失。

這是歷史的見證，珍貴的史料。

驀地，記憶打開閘門，歷歷往事聯翩而來。

我1926年9月生於台灣。小時候聽父母說：祖籍福建泉州，曾祖父那一代搬遷到台灣彰化。曾祖父當過私塾的教書先生。記得幼小時，在客廳正堂掛著《朱氏家訓》，嚴父常叫我背誦《朱氏家訓》或唐詩，背不出少不了挨籐條敲打。

八歲進彰化第一公學校，在殖民地的台灣，日本人子弟進小學校，台灣人子弟只能進公學校。

14歲考進台灣中部著名的台中第一中學。當時北部、南部日本人子弟進第一中學，台灣人子弟只能進第二中學。唯有富有民族精神傳統的中部該校才稱第一中學，我們為此引以為榮。三年級時，和同班同學辦起同人雜誌《邊緣草》。但在殖民地台灣，所受的是日本的奴化教育，只會用日文寫作。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第二年秋，我考進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為了儘快跨越語言障礙，我上課總是坐在第一排，如饑似渴地學習，認真做筆記，因為按台灣話講，我當時聽課是「鴨仔聽雷」，不管聽得懂聽不懂，把老師寫在黑板上的每一個字都抄下來，當時的國文教授黃肅秋先生注意到了我。有一天下課，他叫我把筆記本給他，第二天才把筆記本還給我。在筆記本上他用紅鋼筆密密麻麻地寫滿了空白的地方，不但幫我改了錯別字，還把我遺漏或寫不出來的字，也給補上了，就像魯迅在《籐野先生》裡所描寫的那樣。以後我就準備了兩本筆記本，交替使用，請黃先生修改，直到我能較完整地記筆記，黃先生也認為不必再交給他修改為止。當時，黃先生的生活是很忙的，可他在百忙中卻願意犧牲休息時間，為年輕的台灣學生批改筆記本。他這種教學育人的態度，使我終生難忘。回到大陸後，我經常去拜訪黃先生，後來在北京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時，我幾乎每星期都要到黃先生的家裡，這種師生情誼一直持續到他逝世為止。如今我們兩家的子女還繼續保持往來。

在求學期間，我特別喜愛閱讀魯迅先生的著作，為了鍛鍊中文的寫作能力，我除了勤作筆記，還勤跑圖書館，借閱《魯迅全集》，對照著日本翻譯出版的日文版閱讀，認真做筆記。魯迅的作品不僅影響了我的思想認識，也鍛鍊了我的中文表達能力，除了魯迅，另外一個影響我思想的人就是著名的台灣作家楊逵了。我們聘請他擔任我們《潮流》雜誌的顧問。

1947年冬，銀鈴會同仁經過商討後，決定復刊同人雜誌，《邊緣草》更名為《潮流》。1948年5月I日，《潮流》第一冊春季號出刊。在1948年7月刊行的《潮流》夏冬號，楊逵先生發表了《夢與現實》的短評，他鼓勵我們「拋棄夢境，直視現實。追究社會腐化的根源；並要養成透視社會的眼光，以深入考察這個社會、並確定社會的真正走向。做為人民的先驅，勇敢地戰鬥」。

在我入師範學院不久後的1946年12月24日晚。北大女學生沈崇遭兩名美軍士兵強姦案發生，廣大市民和學生長期憂鬱在心中的怒火爆發了，引起了震撼全國的抗暴大示威，台灣的學生團體也加入了這場全國性的抗暴示威運動中。1947年1月9日，台北的青年學生在新公園集會。會後並舉行示威遊行，聲討美軍暴行，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我和許多同學也都參加了這場運動，原先因為語言的隔閡而互相陌生的外省學生和本省學生，通過這場抗暴大示威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就在抗暴大示威結束不到兩個月後的2月27日晚，台北延平路上發生了查緝私菸所引起的官民糾紛，台灣人民所積壓已久的憤怒，一下子爆發了起來，這就是史稱「二・二八」事件。我們這些參加過抗暴大示威運動的學生，幾乎都投入到了反對國民黨貪官污吏的運動中去。當時，台北街頭有一些本省民眾，凡是碰到看起來不像本省的人，就用閩南話或日本話問對方是哪裡人？或是要去哪裡？如果對方聽不懂不會回答，或是口音不對，動手就打。可我們學生的表現就不是這樣。因為在日據時代受過軍事訓練，大家都會用槍；學生就組織起來，準備開展武裝行動。那時候，我參加了在師範學院集合的隊伍，我和幾個同學先把學校的軍事教官（中校）抓起來，要他交出軍械庫和倉庫的鑰匙，然後把日本人留下的三八式步槍和糧庫的米統統搬出來……，可學生的武裝行動到最後都沒有發動，原因是什麼，我也不清楚。後來，國民黨從大陸調集軍隊入台之後，同學們就分散開來，各自躲避，我也回到了彰化老家。

在這期間，通過讀書和參加抗暴大示威、「二・二八」事件，我的思想逐漸起了變化，原先我以為外省人都是壞人，本省人都是好人。在實際鬥爭後，我認識到替國民黨做壞事的，也有不少是台灣人，而外省官僚也不全是貪官污吏，也有不少好人是同情學生運動的。不應當用省籍來區分人的好壞，如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應該用階級現實來分析。

那時我用剛學會的漢語寫過一篇題為《蟄伏》的自由詩：

為著未來的發展／更大的飛躍
忍受著暫時的蟄伏

忍受著／所有的
白眼、冷笑！

反抗著／一切的
誘惑、恐嚇！

要確信／有
新的明天！

蟄伏裡／不容有 逃避、怯懦！
1949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轉折的一年，新的黎明即將來臨。在那年1月刊行的《潮流》冬季號上，我寫了一首題為《生命之歌》的卷頭詩，表達了我的心情和期待：

新的黎明／將要光臨

手拿著／新的鋼筆

在日記的／頭一頁

我要寫上／生命的欣喜

當時我擔任了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學術部長，主要負責壁報和社團活動。師院有一個「大家唱歌詠隊」，它和台大的「麥浪歌詠隊」經常聯繫。記得當時我們經常唱的歌有《你是燈塔》、《康定情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等。除了歌詠隊，當時師院學生的戲劇活動也很活躍，先後演出過《樑上君子》、《金玉滿堂》和好幾部獨幕劇。本省的學生組織了師院台語戲劇社。於1949年1月15-16日兩天，在師院大禮堂演出了根據曹禺的名劇《日出》改編的《天未亮》。

《天未亮》演出之後，師院學生自治會又聯繫了《橋》副刊主編歌雷先生，在師院新宿舍舉行了演出座談會，在會上我對戲劇演出提出過改進意見，認為：「民謠最能夠發揚地方色彩」，建議多與民間接觸，採集真正人民痛苦的吶喊，採取民歌形式，再加上藝術的內容來表演出來。

「二・二八」事件以後，本省學生的觀念轉變了，台灣學生運動的走向，也和大陸的學運結合了。結合的主要原因，實在是因為國民黨太過於腐敗。當時，大陸學運提出的口號是「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台灣的學生也提出了相同的口號。這樣，就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他們一定在想：為什麼台灣學生會提出和大陸學運一樣的口號呢？他們懷疑學校裡頭有共產黨潛伏。這是可以理解的。

1949年3月20日，晚上9時15分左右。台大學生和師院學生因共乘一輛自行車，被中山路派出所警員以「違反交通規則」為由取締，兩名學生被警員打了好幾下，並受拘押，事態由此而引發。先是由師院的學生兩、三百名，後由台大的學生四、五百名參加，聲勢浩大地前往肇事警察所屬的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交涉，但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第二天，師院與台大的學生聯合起來，由師院體育系的學生前後壓陣，轉去包圍警察總局。一路上，我們和大陸的學生運動一樣高喊「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唱著《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麼》等歌。然後我們又把這些口號寫在公共汽車上，讓它隨著公共汽車，把影響的範圍擴大。

在學生運動和輿論的壓力下，兩校學生的要求得到了圓滿答覆。3月29日，在學生抗議風潮過後一個星期，以台大和師院為主的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台北市中等以上的學生都積極參加，台中農學院和台南工學院的代表也趕來赴會。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以及《王大娘補缸》……等歌曲。後來，當「麥浪」成員在台上唱《王大娘補缸》時，全場連秧歌都扭了起來……最後大會宣佈，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台北市學生聯合會」；同時，決定在5月4日舉行一場全省規模的學生大會，以「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飢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為口號，號召全省學生的大聯合。

國民黨對學生的這些活動非常惱火，當時陳誠剛回到台灣，蔣介石在大陸上的節節敗退，使國民黨下決心對台灣的學生運動進行鎮壓，以保證敗逃到台灣後能有一個喘息之地。在3月29日的晚會上，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大量地混人了現場，為即將進行的鎮壓行動做準備。一個星期後的4月5日，陳誠根據職業學生所提供的材料，開出了黑名單。在陳誠發出的「特字第二號代電」中指名要逮捕的師院六名學生，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4月5日剛好是清明節，學校放假。到了半夜，國民黨軍警包圍了師院及台大宿舍。那天，我因回彰化掃墓，人不在現場，6日我從彰化搭車，回到台北時，得知宿舍已被包圍了，我把戴在身上的三角校徽拔掉，仍想回學校宿舍看看情況。但是，學生自治會派來的學生告稱：宿舍已被包圍，各自立即分散。我就到附近的朋友家去，看當天的晚報，才知道我已上了黑名單。被公開通緝後，我們更加嚮往祖國。本文一開頭引用的《站在秋風中》，正是為了回憶55年前的這一段往事提供了線索。

經過千辛萬苦，鄭鴻溪、張浩然和我三個人，1949年9月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抵達天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9月30日。我由衷地感到獲得了新生活的喜悅。

1993年夏天，在離開故鄉44年後，我又回到台灣，探望兄弟姐妹、親朋好友、祭祀祖先及離台後一直未能見面的父親。母親始終掛念著我，1981年以後利用我赴日本講學的機會，得以見了幾次面。在日本講學期間，我曾利用寒暑假，回台探親三次。滄海桑田、彈指一揮。曾記得1993年暑假回台探親時，我激動地朗誦了賀知章的《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秋風吹拂又一年。55年前，1949年9月，為了「活得像一個人，」「為了活得真實」，離開台灣，奔向新天地！

2004年9月，55年後的今天，「站在秋風中」，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