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乎？「報應」乎？

自去年（2019）年底以來，世間有天災人禍相繼發生。先有前所未有的「新冠流行病毒」（COVID-19，亦稱Coronavirus）的衍生，立即傳佈至全球。這是無情的天災。而在人禍事件上，有兩宗暴亂也接踵發生在一年之內。首先是香港去年6月以來的暴力示威並牽涉到民警衝突的一例。其次是今年5月下旬在美國開始因種族衝突與警察濫權而帶來史無前例的巨型暴力抗爭，一時也引起很多國家（包括在歐洲）為爭取族裔平等與抗議警察暴行的共鳴。而這些發展，在本文發稿時，仍在繼續。

在天災一欄中，美國雖然遲至兩個多月後才開始感到「新冠病毒」襲擊的威脅，但在感染案例的數目上，很快就變成所有受感染國家（地區）之首（見下）。故曰後來居上。而在人禍一事上，美國一向對香港的示威與暴亂表示大力支持。然而，美國自己目前的暴動已演變成各地打砸搶燒無奇不有的亂世。其危害性，遠超過香港暴動的最壞局面。所以，相較之餘，美國又是後來居上。

因為在這兩宗事件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一開始就是幸災樂禍，而其自身以後所遭遇之後果，竟然比中國惡劣多多。因此，網上已有人行文置評，認為是美國應得的「報應」；並將之歸功於「菩薩」對美國之警戒。我們雖無法評論此種觀點之得體與否，但至少可以就事論事地追溯這兩椿事體的演變，以便對其真相有更清晰的瞭解。

此次新冠病毒，於去歲12月底首見於中國的武漢。以後陸續出現在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地區）。美國雖然到兩個多月後方才有感染實例出現，可在此以前，對中國疫情隔岸觀火，不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極盡奚落污衊之能事。更以此譏諷其共產政權之無能誤事。孰料殆至3月中旬，美國的案例總數已竄升為世界第一，遠遠超越那已名落第七的中國（到6月，中國已跌至第18名；美國仍是冠軍）。於是美國一口咬定中國須擔負「散佈」病毒「罪行」之責任；並須付出巨額賠償。

儘管這些指控完全強詞奪理，而它竟然出自川普總統以及他的高級官員（如國務卿，綽號「胖皮襖」的蓬佩奧）之口。其中道理之真相（秘密？）說穿了，就是與今年11月美國的總統（與國會）大選有直接關係。原因是川普總統最早對此疫情太掉以輕心。正如《紐約時報》指出，川普看見新冠疫苗在中國出現的頭兩個月中，毫無戒備，等到美國開始有了感染案例後已措手不及，連小至口罩、大至醫院測試需用之設備，一概短缺得可憐。習慣信口開河的川普，卻企圖以「哦，這只是一兩個例子而已，再過兩星期就會消失」來粉飾太平。沒想到，紙包不住火。等到美國的案例增至世界榜首時，川普才開始擔心它將損害自己當選連任的機會。於是才想出一個找中國賠償的新招。一則藉卸責；二則轉移大眾目標。

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來不及生產這麼多口罩與呼吸器等防疫器材，絕大部分需靠中國大陸（甚至台灣）的進口或捐贈。美國從這一點應該學到的功課（教訓），無外乎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相處之道，尤其是面臨似此多難之秋，應該守望相助，而不是幸災樂禍。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教訓，可從參考歐洲各國的經驗得知。與歐洲相比，美國因新冠瘟疫亡故的人數，是100萬中至少301例，而歐洲的100萬病例中只有279人死亡之數。其道理是歐洲國家警覺較早，一發現中國出現病疫，立刻虛心向中國求教與求救。譬如效法中國的「封城」措施等。絕對不像美國，不但無所戒備，而且還幸災樂禍地奚落中國。

另外，比較美國境內各地案例之數字，一個非常明確的現象是：黑人（與西班牙裔）居住的貧民窟，感染病毒的案例普遍較高；約比白人區高2.6倍。這證明了貧民窟一般環境與衛生條件，以及該區居民之身體狀況（包括營養條件）均比白人區大大落後。這也是應當提高注意的課程。難怪一旦有種族案件發生（見下），黑人（與支持他們的其他族裔與自由派的白人）所起的反彈，加倍兇猛。

還有一點，是大家都忽略了的課題。那就是美國人對「個人自由」的信念與習慣（可說跡近迷信），在抗疫期間也造成了一股無形的阻力。說起這種心態，它與美國祖先當年獨立戰爭的革命精神有相當關聯。如反抗英國殖民地控制的辯論中，派翠克．亨利（Patrcilk Henry）有名的口號「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可說是根深蒂固地在後人的下意識中流傳下來。就是因為此種鍾愛個人自由的熱忱如此之深，所以美國在疫情時期高度需要封城與隔離節制情況下，有很多人認為這一切是絕對違背「個人自由」原則，故斷難遵從。這也是為何美國在新冠病毒襲擊下的感染率與死亡率均迅速地成為全球之冠。

不過，這種「個人自由」的著重，所及之範圍僅限於白人；對佔有美國14%人口的黑人並不適用。因而今年5月25日的一樁種族衝突兼警察暴力事件才會引發高度暴亂與抗爭運動。黑人歷來難免受到白人「個人自由」教條的薰陶，而他們自身又享受不到這種自由，所以加深了黑人對不平等的壓抑與悲憤。一旦有機會發洩出來，則一發不可收拾。

5月25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Miniapolis）警察抓到一名叫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黑人。由於他的強烈抗拒，引起警察制服後將其壓在地上，並用警察膝蓋壓在他脖子上近九分鐘之久。該黑人大叫「我不能呼吸」後窒息而死，經一般媒體與推特（twitter網媒）迅速傳播，立刻轟動了整個美國。不出數日，成千上萬的群眾如流水般注瀉至街頭，並包圍警察局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發動了高姿態反對不平叫冤的抗議。這種抗爭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的運動，同時出現在美國23個州、涵蓋30多個大小城市。

參加抗爭的群眾，概括了不同的團體。除了黑人組織為中堅，還有其他族裔（包括白人）中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心懷不滿，與自己或親友曾有不良遭遇的人們；舊仇新恨，借此機會一吐苦水，盡情發洩。其間再介入了趁火打劫的宵小分子。所以暴動即刻變成打砸搶燒完全失控的局面。

另外，還有一個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由於新冠疫情的禁足（居家令）期間太過長久，很多人均產生壓抑之感，而同時也有足夠的空檔時間與長期蓄養而來的精力。好不容易來了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可借此發洩心中悲憤。所以人潮不斷洶湧出現，趨之若鶩。

各地與各示威團體手舉的抗議口號與招牌均很一致。除了「無公義、則無和平」以外，同樣普遍的則是Black Lives Matter（BLM）；譯成中文即：「黑人生命，不容忽視」。其實這句口頭禪，來自六年前由於坐落聖路易城郊外的一位未成年黑人被警察槍殺而引起一個名叫「團結舉手」黑人組織成立的口號。這個組織，各地也有分會。各電台與電視台，也經常邀請號召BLM的頭目亮相，解說他們的信念。由於這個BLM口號的響亮，各地被警察槍殺黑人的總數也因此逐年漸漸減退。如2015年全國有305名黑人被警察擊斃的紀錄，而在2019年已下降為260名。吊詭的是，大家對該組織的興趣已逐漸淡薄。沒想到因為佛洛伊德案件之產生，給該組織的「黑人生命不容忽視」（BLM）口號一個復甦與發揮的大好機會。

相反地，對那位壓在佛洛伊德身上讓他窒息而死的警察（名叫沙文，Derek Chauwin）與在場的三位同僚，示威群眾則高呼要將之嚴懲以謝無辜。結果這四位警察除了立刻被警局解雇，還接受法院不同罪名的起訴。沙文被起訴為二級謀殺罪與二級過失殺人罪。

各地抗議人群，還一致嚷嚷要削減政府花在維持警察的經費，甚至還有人嚷嚷取消警察制度。導致某些城市的立法機構，非得擺出一副要以立法達到削減警察經費的姿態不可。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也面臨被迫撤消該市警察局的壓力。美國國會由民主黨控制的下院，也提出一項法案，試圖約束警察對少數族裔權益的侵犯，加強對種族歧視的克制。

各種追思「佛洛伊德」的口號與看板到處可見。另外，因為佛洛伊德雖然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卻是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長大，所以休斯頓的黑人教會還特地給他舉行隆重的追思禮拜。使他享盡哀榮。

沒想到，這一切可能將佛洛伊德捧為「烈士」或「英雄」的號召與舉動，驚動了一位黑女士名歐文斯（Candace Owens）的評論員。她是一個名叫「轉還點」（Turning Point）政治團體的對外信息交往的負責人。在她接觸的信息交換圈中，公開掀開了有關佛洛伊德的底細。毫不客氣地宣佈她發現這位佛洛伊德，在他生命的46年中，前後五次接連進出監獄的經歷：罪名不是吸毒、販毒，就是持槍搶劫－－包括一次聚眾闖進民宅，在用槍指向一個孕婦肚子的情況下，將之搶劫一空。而最後一次，佛洛伊德是因使用一張價值美金20元的偽鈔而被捕。所以，歐文斯說她認為佛洛伊德不堪稱為「烈士」，更不是她的英雄。她還指出黑人佔美國14%的人口，但卻擁有全國50%犯罪紀錄。

此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工會，也公佈了有關佛洛伊德的生平。顯示歐文斯透露的細節條條屬實。奇怪的是，美國各地如此高分貝的抗議暴亂，居然引起了國際上積極的響應與共鳴，尤其是歐洲。

也許會有人認為相當稀奇，但國際上對美國這番廣泛與高分貝暴動表現了很踴躍的聲援與共鳴。單說歐洲，從德國、西班牙、比利時、英國到丹麥，各地均有成千上萬群眾上街聲援，對美國反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運動之抗爭，深表同情。

對此，有人提供一項解釋的理論，認為這些國家上街遊行的群眾，雖然表面是支持美國的群眾運動，但與其說是聲援，毋寧說是共鳴。因為他們看到美國這一連串示威抗議運動，就連想到自己國家也有同樣問題－－即類似的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問題。較為更恰當的例子，當推澳大利亞（雖然它不在歐洲）。由於澳大利亞的祖先由英國來到當初地璜廣人稀的這片美好土地時，當地的土著（原住民）無能對抗這些船堅炮利的外來白人；結果弱肉強食，只有被趕到偏野角落的下場。他們的子孫到今日仍脫離不了「原住民」的標籤。所以，聽說美國有因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發生，這些原住民也趁機行動起來，藉聲援美國抗種族歧視之名來表示他們自身歷代受歧視，敢怒而不敢言的悲痛。

以上，我們提起有人對美國這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提出一個「報應」的說法。如果我們真接受「報應」這個觀念，未嘗不可將美國多年來的種族問題（白人欺負與壓迫黑人）追溯到美國祖先販買黑奴的歷史。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實際上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最早有黑奴的出現，肇始於英國殖民時期；美國於1776年獨立後，延續了英人留下來的黑奴制度。所以美國憲法（制定於1787年）上並無反對奴隸制度的規定。一直到南北戰爭以後於1865年通過的憲法第13修正案，才廢除奴隸制度。但在那以後，黑人還是沒有與白人真正享受同等的權利。譬如黑人還不得與白人同校上課；而需上那所謂「分別而平等」專為黑人設立的學校。一直到了1954年後才正式改變。自此以後的民權運動，美國的黑人逐漸在書面（法律）上贏得了較多的平等權。可是白人心理對黑人歧視的態度，還是可以從白人警察與黑人間一向緊張對歭關係看出。所以，這次因佛洛伊德事件，將這一切黑人被壓抑的憤怒與心結，趁機全部暴露發洩了出來。

如要用「報應」來解釋的話，應該說是美國白人祖先當年販買黑奴所造的孽，今天他們的子孫，得為祖先所造的孽承擔應付的歷史代價。不過，所謂當年，應該是指17世紀至18世紀由英國殖民時期轉型到獨立的「美利堅共和國」時期。而在那段歷史辰光，從事黑奴買賣以及利用從非洲拐來的黑人做奴隸的西方國家，除了英國外，還有葡萄牙、西班牙、德國、荷蘭、比利時與丹麥等國。如說「報應」，那麼為什麼只有在美國才發生這個因祖先造孽而須付出代價；其他那許多西方國家，卻沒有發生「報應」的問題呢？以上我們引用的那位發表「報應」意見的發言人，還說美國的「報應」是表示菩薩的公允。那麼既然其他拐帶及買賣黑奴的國家都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又如何解釋呢？不過，如果我們留意的話，應該發覺，也是在這些歐洲國家，對當前美國的暴亂，響應最力。這也是為什麼另有人指出，這些歐洲國家的反應，與其說是響應，毋寧說是「共鳴」。這表示它們因被提醒自己祖先也曾從事黑奴買賣的往事而產生「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另外，我們應該注意到，5月初傳聞中國「人大」將為香港訂立國家安全法時，美國政府以維護香港民主為由表示激烈反對。結果該法由「人大」於5月28日制定，正好發生在美國的佛洛伊德事件以後兩日（減掉時差）；接踵而至的黑人反對歧視與警察暴力的巨大抗爭運動，導致華府自顧不暇。因此再要干涉在香港實施這個國家安全法已無能為力。偏巧在香港，很多人預期的暴動也沒有發生。不但此也，每年6月4日香港如期懷念六四天安門悲劇遊行，今年參加的人也寥寥無幾。這一切代表了什麼？

試問，假如美國不是因為有佛洛伊德事件以及隨後爆發的抗爭運動導致華府的分神，香港能如此平靜嗎？如果以此做演繹的推理，是否表示以往香港的暴亂（譬如去年自6月開始維持了半年的遊行示威），脫離不了美國的干預？何況在2014香港的「佔中運動」，由於有「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智庫Tony Cartalucci 的忠實報導，證實了華府的「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racy）的確曾以100萬美元之巨款交到來訪的李柱銘與陳方安生之手，帶回香港資助當時的示威運動。所以，今年美國遭遇5月25日以後的暴亂，中國沒有喝彩，更沒有幸災樂禍。這是中國人不趁人之危的厚道有佳之表現。

最新消息，全美國自5月25日以來各地暴動中，根據30個地區警察局的報導，他們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已經逮捕暴動中的違紀分子達11,000人。有人（Alan McLeod）計算了一下，發現這個數目，比在香港一年裡頭逮捕的9,000人還要多。

最後，這一切對台灣搞台獨人士的啟示，是香港經常的暴亂，與其說是由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不如說是由於有外來的干預與慫恿，甚至蓄意顛覆。而廣義的「外來」，當然不只是美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