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上世紀60年代，滿懷中國意識的余光中寫了《敲打樂》和《忘川》等詩，很令一些人不解，也令某些人叫好。陳芳明為余光中辯護，說余光中的本意是愛國，其詩的力量恰是「由反而正」的顛倒寫法，才能顯露出來。

60年後，號稱詩人的苦苓宣稱要把島上自稱中國人的台灣人看管起來，以免他們和中共裡應外合，來完成中國統一。然而1986年10月，在他出版的《老師，有問題》書中，自己以中國人身分自居，倒是毫無問題。對照苦苓的「以今日之我戒嚴昨日之我」，余光中的中國人意識和身分認同，卻未曾因反共而改變。

1960年代，聯合國尚未通過2758號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決議前，仍然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這說明中國只有一個，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差別只是由誰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並不影響兩岸民眾的中國意識和身分認同，更不影響台灣人祖先來自祖國大陸的事實，這包括人類學意義上的「南島語族」。

余光中寫《敲打樂》和《忘川》的背景是在冷戰年代，對於被政治分裂成平行宇宙的台灣和其他美國陣營的成員來說，「反共」是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的最高價值與法律上的優先原則，台灣人的中國意識和身分認同被迫服從於這種規範。但是，後者並沒有禁止中國人意識和身分認同，相反地，出於主權合法性的需要，當時的反共政治和法律還規範甚至維護了某種中國認同，課綱和教科書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今的課綱和教科書還剩多少中國含量？大概是不需要爭議的話題。換句話說，台灣的政治和法律規範已走上「脫中」，甚至表露出「反中」和「仇中」的意圖，今年以來的防疫政策、小明的故事，以及歐陽娜娜的「祖國事件」等，都是例證，更不用說社會輿論上的情況。苦苓讀的教科書是「反共」而非「反中」，他寫的現代詩文，其基礎是中國傳統。連小他一歲的蔡英文也說過：「我是台灣人是沒有錯，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念中國書長大，我受的是中國式教育。」

但是，身分認同這種主觀的事情，往往能夠自由出入政治和法律的解釋。如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來台就用中文說「我是台灣人」，無論他有沒有在台灣讀過書、會不會說台灣話，更不用說本土的陳芳明、林瑞明和鄭邦鎮等人。相較於那些在身分認同上反覆顛倒的政客和作家，大半生在台灣的余光中堅持了一件事情：中國人的身分認同。1996年12月，余光中在香港回歸前夕發表《紫荊與紅梅如何接枝》，文中否定馬克思和列寧，但堅持中國人立場與中國作家身分，他說：

在今日的台灣，至少有兩個政黨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不願接受中國歷史，寧可不說國語。有一些教授主張各大學應設台灣文學系，且視中國文學為外來文學。在這樣的氣氛下，要堅持做一位中國作家，有時候並不是很愉快的事情。說得赤裸一些，今日在台灣而要做一位中國人，簡直是負有「原罪」。

20多年過去，當年余光中所指陳的台灣問題有增無減。2005年1月，鑑於影響過苦苓和蔡英文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的中國書被刪改太多，余光中出任「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總發起人，呼籲恢復國文課時和古文比例，恢復必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等。在新課綱下的今日台灣，上述呼籲已然灰飛煙滅。新編的小學國語課本三個版本當中，平均六年只有六篇古詩文，而大陸的小學統編本則有112篇古詩文。媒體還批評中國傳統的人文素養低落，使得台灣高官講話的語病都已積重難返。

余光中不只搶救國文的心願無解，他搶救中華民國的心願也無解。1981年6月，任職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的余光中正在返台休假，他看到藍褲黃帽的小學生隊伍有感而發：

似乎這輕快的行列
正踏向明日的中國
而對街的林蔭特別的青翠
對街的陽光特別的晴美
那時，海峽的兩岸，就像這街的兩岸
風裡，揚著同一面國旗
旗下，唱著同一首國歌
歌聲裡的面孔，十萬萬張
是仰望慈祥可親的國父
不是日耳曼的鬍子，斯拉夫的鼻子
不是列寧裝裡肥胖的獨夫
相信中華民國統一兩岸

當時的余光中還相信「明日的中國」，將是台海兩岸十億人民統一在中華民國的光景。後來大陸版的九卷《余光中集》沒收下他這首《祝福》，連主編《余光中美麗島詩選》的陳幸蕙也不無涼薄地說：「全詩文學正確、藝術正確，但是否政治正確？則有待時間解謎。」時間似乎日漸說明，中華民國不但失卻大陸，也失卻了詩人的《祝福》。這讓人想起1962年5月，余光中哀悼胡適的《香杉棺》：

必焉待黃河澄清，老人星升起
必焉渡臺灣海峽
始有鼾聲自兩岸揚起
而五四已駝背，新青年已老
你的心臟已罷工
中國的心臟病誰來治療？

《余光中集》也拒收《香衫棺》，而詩人所謂「北京最大的敵人」早已故去，海晏河清的心願，卻至今還是無解的心病。病因來自詩人的一廂情願，總以為中國的心臟病要等待中華民國來治療，說「──春天動身的時候／是北上，自我們這邊／當鷗輕帆暖，風向回轉／看旗在我們的頭上／在上風處抖擻地飛揚／春天便從我們的島上／吹過海峽／如果你驚見翩翩的蝴蝶／日夜不斷絕／像誰在野燒亂霞和迷虹／照艷了海峽的上空／那便是我無盡的祝福／正向西飛渡」。他沒想到，中國的心臟日益強大，而中華民國再沒讓「春天渡過海峽去」。不過，《余光中集》固然拒收詩人那種「無盡的祝福」，但卻歡迎他「鷗輕帆暖，風向回轉」。

1985年余光中離港返台後，曾經表達「就位於台灣」的心跡，《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就是具體的例子。然而10年後，余光中開始對中華民國的政治失望，《高爾夫情意結》系列三首詩，就是他針對李登輝的咒罵。但他斷沒想到，李登輝的命比他長，連他原以為能向西飛渡、讓兩岸同揚的那一面旗，也為李氏下降致哀。這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還是生為中國人的悲哀？

余光中讀的中國書比苦苓、比蔡英文、比李登輝都多，所寫的中國詩文則比他們三人的總和都還多。李、蔡等人改變了台灣一整個世代的身分認同，所用的是政治和法律手段。余光中在政治上固是失敗的，無論在台灣還是在兩岸關係來看；但就教育和文化來說，他以「最廣義最高義的中國詩人」的身分，創作大量包含中國意識的現代詩文，卻能自由出入兩岸的政治壁壘和法律限制，而影響更多的讀者。

1971年12月，保釣運動和聯大2758號決議之後，甫自美返台的余光中發表一首《民歌》：

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也聽見
沙也聽見
如果黃河凍成了冰河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也聽見
龍也聽見
如果長江凍成了冰河
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也聽見
夢也聽見
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從A型到O型
哭也聽見
笑也聽見

這首詩體現了前述超越政治和法律限度的能量，也體現超越詩人自身政治路線的價值。因此，在今日要兩岸中小學生選讀現代詩名家，余光中都是無從迴避的存在。無論李敏勇等人再怎麼對余不滿，但就這島上詩家的創作成就和才情來看，能出余光中其右的人太少，以致陳芳明和陳幸蕙都不得不編余光中詩選，儘管他們或多或少地想把余詩「本土化」。

對於懷抱中國的余詩，既然政治和法律禁不了，才情和成績又比不上，只好對詩人進行道德審判，而正好有篇失敗的《狼來了》同他失敗的政治信仰陪葬。於是，輿論上出現大量與受害人不相干甚至相左的人，見獵心喜地夾帶政治私貨登上道德制高點，來批判余光中「引狼入室」，以間接否定其中國意識和價值。但那畢竟是徒然，因為余光中熱愛中文，搶救中文，且有頗受好評的大量中文創作傳世，並終生未改其中國人身分認同，這在客觀上已是歷史級別的貢獻，自然超出他的政治見識。

況且，進入新世紀以後，余光中的政治見識也並非一成不變。至少，他作為「中華民國統派」，在主觀上還是與其中國人身分認同相一致。2008年，余光中為南京大學版的《鄉愁四韻》作序稱：「我們的民族再經不起分裂了。」並引劉禹錫的「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兩句話為誌，已經為自己的政治信念提示了新方向。

「由反而正」的余光中，在陳芳明看來是藝術風格，從歷史視野來看則是政治規律。回顧半世紀前的《敲打樂》和《忘川》，固是痛憤大陸文革的激越言說，但作者的中國懷抱實與「轉向」前的苦苓和陳芳明等人並無二致。至於認不認同中共，那是政治見識的層面，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有別。

余光中留下的「中國中國你是條辮子／商標一樣你吊在背後」、「中國中國你剪不斷也剃不掉／你永遠哽在這裡你是不治的胃病」、「仍然不快樂啊頗不快樂極其不快樂不快樂」、「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等語言，無論讀者肯定與否，那彷彿是對後人身分「轉向」的永恆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