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而非病毒把西方打趴

中國發生新冠疫情後，德國明鏡週刊曾發表文章認為：「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麼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

但現實卻是中國迅速遏制住疫情，並成功應對了全球蔓延後出現的輸入性傳播。相反歐美卻在擁有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的條件下，以遠超中國的規模爆發疫情。美國一直在第一波高位，歐洲則迎來了更為迅猛的第二波。以法國為例，其第二波似脫韁野馬，不僅迅速打破第一波單日新增7,400例的高峰，更直接一舉破萬，一再破萬，甚至到9月25日達到驚人的1.6萬！成為歐洲傳播最快的國家。經濟部長勒梅爾也於9月18日確診，這也是疫情發生以來第四位內閣要員被感染。法國此前封城55天的巨大代價完全付諸東流。儘管如此，法國政府卻表示不再封城，學校照常開學，多數餐飲、酒吧、體育館等娛樂場所也正常運轉。唯一重大的措施是感染者隔離由14天減為7天。到後來也只是疫情最嚴重的馬賽關閉了餐館和酒吧。巴黎等八個較為嚴重的城市晚上8點以後不能售酒，酒吧22點以後停止營業，聚會不能超過10人（不過可載有數千人的地鐵不在禁止之列）。

不僅如此，第一波疫情初期的混亂竟然在第二波重演。比如對新冠病毒的檢測是法國防疫戰略的一個支柱，但法國新冠病毒檢測的組織工作一片混亂：化驗室前排長隊；取樣後，需要好幾天的時間才能有結果。這大大降低了病毒檢測對防疫的效果。法國衛生部長也承認，在病毒核酸檢測的組織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難。要對核酸檢測工作進行重新組織，對檢測的對象要進行輕重緩急的區分。

疫情都發生七個月了，卻連一個檢測都混亂至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見一斑。只是在法國沒有最混亂，只有更混亂。9月20日，衛生部每日發佈的統計數據是新增感染10,569例，死亡12例。這兩個數據也被所有媒體報導。可是當減去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的數據時，才發現都錯了！新增是11,569例，死亡是311例！究竟是原始數據搞錯了，還是加減算錯了，還是口徑有了變化，無人知曉，也無人質疑。但奇異的是，兩個數都是往少了錯，而不是多報。

整個歐美可以說已經被病毒打趴，現在唯一能夠拯救它們的就只有疫苗了。然而，從我這個研究政治學的人看來，真正打趴歐美的不是病毒，而是西方的民主。

我這裡以法國為麻雀進行解剖，看看西方的民主在面對病毒時是如何有如此的威力。

之所以選擇法國，是因為它是老牌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也是西方民主國家中極其重要的成員。近代以來，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拿破侖法典就誕生在這塊土地上，從很多方面推動著西方政治制度的成熟和發展。有很強的代表性。

法國災難性的失敗應對，原因很多。從地理上講，法國是申根國家，人員跨國流動性強，追蹤的難度大。比如疫情初期，在政府還沒有採取應對措施之時，三千義大利球迷湧入就是一例。而且由於各國疫情和政策不一致，也造成很多漏洞。比如一位生活在義大利的德國人，他可能先回德國，然後再去法國，難以防範。

從文化上講，法國是個人主義國家，生性浪漫、自由，對於政府的應對措施配合不夠，甚至反對。正常情況下，這不妨看作法蘭西民族的生香特色，但面對病毒，卻走向了反理性、反科學、不負責任。

當法國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時候，法國政府取消了巴黎馬拉松比賽，但民眾卻自發的照樣跑起來，並且在媒體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法國封城期間，多達幾十萬人次違規外出。甚至在邊境已經關閉的情況下，在復活節假期竟然還跑到疫情更為嚴重的西班牙去度假。 解封後，還多次發生反對戴口罩的集會。甚至在新增確診人數首次超過一萬的歷史時刻，黃馬甲運動再度全面登場。

巴黎大區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但在9月19-20日，卻發生非常野外聚會：約2,000名狂歡者聚集在塞納河畔維尼厄 ，直至警方20日早晨6時許趕至現場，人群才疏散。這些狂歡者20到60歲的都有，接送的優步（Uber）計程車至少有500輛。

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則是眾多醫學院的學生感染。蒙彼利埃大學醫學院二年級已有超過四分之一學生確診。主要感染原因在於部分學生私下舉行派對且並未遵循防疫措施。雷恩醫大由於43名醫學院學生確診，醫學院二年級和三年級學生不得不暫停面對面授課七天。

在思想上，法國表現的也非常僵化，對中國的防疫經驗如封城、限制外出聚會、手機跟蹤感染系統定性為專制手段，這大大影響了這些必要措施的出台和實施。

西方自贏得冷戰勝利後，傲慢自負、自我感覺良好，思想僵化日益嚴重。這一次面對疫情，表現的更是突出。比如當中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新增降到個位數，歐美開始爆發之時，法國有學者在《費加羅》報發表文章，立場鮮明地指出，所謂西方的「民主」體制比中國「專制」體制更加有效。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應對新冠病毒的處理方式上，民主制度顯示出了無可辯駁的優越性」。

當然每個西方國家都有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的特殊性，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其共同的政治制度。

法國政治的合法性來自選舉，而不是績效，執政好壞並不影響政權的合法性，所以不怕出問題。政府因此在應對上沒有中國哪樣的壓力。

法國政黨命運和體制是脫離的，一個政黨的上下對體制並沒有任何影響。這也決定了任何政黨執政，都對問題的解決沒有急迫感。所以，3月份法國疫情已經很嚴重了，但仍然按計劃舉行第一輪市長選舉。而且為了贏得這場選舉，馬克龍總統不惜做出了兩項重大決定：一是讓行政首腦菲利普總理去參與競選勒阿弗爾市長；二是臨陣換將，衛生部長比贊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總理和衛生部長是應對疫情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卻在疫情即將爆發的前夕，投身到選舉中去。總理是總統提名任命的，既然總統的工作重點不是疫情，那作為執行者，怎麼還會把疫情放在心上？

在法國這種制度下，政府要想推動一項政策，需要多數民眾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較長的溝通時間，但這種方式無法面對突發的緊急事件。比如對於迅速傳播的病毒來說就緩不濟急。以封城和限制外出人數為例，只能根據疫情的惡化程度一步步提高限制措施。但要想控制住疫情，必須搶到病毒傳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病毒後面。

雖然法國、中國一樣都是單一制國家，沒有聯邦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權。但法國由於大區區長、市長都是選舉產生的，並非中央政府任命，尤其是有些地方政府是在野黨，因此他們在認為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地方經濟利益或者本黨以及個人政治利益的時候就敢於說不。比如法國在第二波宣佈的應對措施，就立即受到相關城市的強烈反對。巴黎、馬賽等紛紛對中央政府說不。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議會主席穆塞利（Renaud Muselier）聲明：這個決定就是變相的重新封鎖，是集體懲罰，對我們地區的經濟發展來說，就是滅頂之災！魯比羅拉女士：對於這個政府完全沒有跟馬賽市協商就下達的衛生協議，我表示驚訝且憤怒。馬賽沒有任何健康狀況證明需要執行如此嚴格的措施。我絕不同意讓馬賽市民成為這個任何人都無法理解的政治決策的受害者！

馬賽第二副市長戈里公開「叫板」稱，市屬警察將不會處罰違規開放的酒吧餐館。其理由也非常冠冕堂皇：「市政警察還有其它任務，要應對搶劫、毒品等各種問題，而不是去處罰試圖謀生並發展法國經濟的商家。」

當數百名咖啡館、酒吧和餐館經營者聚集在馬賽商業法庭前，抗議酒吧和餐館關閉15天的政令。艾克斯－馬賽大都會主席和羅訥河口省 主席瓦薩爾 ，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議會主席穆塞利耶都親臨現場，政治人物此時自然會受到最熱烈的歡迎。

最終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把餐飲業關門時間由兩週改為一週。所以面對疫情，中國可以一盤棋，法國則很難做到。

在任何國家都存在三個力量：政治、資本和大眾。東西方制度一個顯著差異在於，中國的政治可以超越資本和大眾的束縛，能夠獨立的進行決策。西方的政治權力則臣服於資本和大眾。因為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票，既需要討好資本以獲得政治獻金，又要討好民眾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法國疫情爆發後，法國媒體最關心的、討論最多的是疫情對經濟的損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報紙甚至藉醫學科學院成員、傳染科專家里凱爾教授的觀點提出：「阻礙經濟，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西方媒體多是財團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財團的利益。媒體又能影響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對媒體也是不敢得罪。

政治人物有打工心態，經常有政黨利益、個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現象。比如歐美都出現政治人物為了經濟增長而刻意淡化疫情影響，從而浪費了中國爭取的一個多月的寶貴時間而沒有做好準備。口罩短缺、檢測能力不夠、選舉照常舉行都是突出的問題。採取封城措施後，還沒有清零就又急於解封。解封後，檢測能力雖然提高了，但卻沒有對確診者、接觸者強制進行隔離，機場、邊界也不進行檢測和隔離14天，致使功虧一簣。

最後要說的是法國的問責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問責主要體現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選舉上。選舉產生的官員任期內不管犯了多大的錯誤，只要不是犯罪，都有任期保障。至於政務官則往往變化頻繁：要麼是因為政府改組，要麼被黨內派出參加各種選舉。還有川普這種看著誰不爽就直接換掉。當然也有因為發生個人醜聞辭職的－－這和在職期間作為不作為沒有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整個疫情期間整個西方沒有一個官員因為應對疫情被問責。要麼是有任期保障，誰也不能動，要麼職務發生變化，找不到人負責了。比如在第一波疫情法國口罩短缺，新任衛生部長面對媒體質疑一口回絕：我剛來，和我無關。此時，總不能再去找已經成為平民的前任部長了吧（她派出去參選巴黎市長失敗，重新當醫生去了）。

沒有和工作直接掛鉤的問責，官員們怎麼可能和中國一樣去應對疫情呢？這也是歐美疫情極為嚴重的原因之一。

大家可能還記得2019年巴黎聖母院的大火，這樣震動全世界的事件，沒有一位官員被問責，倒是出來一堆救火的英雄。如果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可能嗎？

也許有人或許會反駁，法國不是還有國會監督嗎？只是一個官員變成平民之後，國會監督還有意義嗎？因為問責主要是追究政治責任，行政責任，不是司法責任。主要處罰手段就是免職或者官員本人辭職。比如前衛生部長阿涅斯．布贊9月23日就接受了法國參議院新冠病毒危機管理調查委員會詢問。對於只是一名醫生的她來講，還有什麼意義？即使最後證明她有失誤，還有什麼問責手段嗎？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比贊女士還積極為自己的「無能」進行辯護。她說，在歐洲，面對新冠病毒的威脅，很少有部長像她這樣「一直保持警覺並採取行動」。

還有一位在政府改組後不再擔任政府職務的前政府發言人西貝絲．恩迪亞耶也在9月23日接受了參議院新冠病毒危機管理調查委員會的詢問，也是無法起到問責的作用。而且在詢問時她還當場否認自己在口罩問題上撒謊。但事實上自疫情危機爆發以來，長達六個月以來一直擔任政府發言人的西貝絲．恩迪亞耶曾多次發表「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佩戴口罩」、「如果沒生病，就不用戴口罩」、「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正確佩戴口罩，這是一個精細的技術活」等言論。

更何況真要通過國會調查來進行，往往程序複雜，時間漫長。就算國會開始調查時他還是官員，不等結果出來，一場選舉下來，又早換人了。

正如我開篇所說，法國的制度問題適合整個西方。當然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或例外性。比如美國疫情這麼嚴重，一是和川普這樣的政治素人缺乏經驗和相關歷練有關。二是美國的聯邦制和政治極化更加使得全國一盤棋變得不可能。但病毒不會服從政黨分歧和州的地理邊界。但歸根結底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造成了疫情失控的災難。

西方政治制度的問題，就是所謂的異見人士也有清醒的認識。一位父親是著名詩人、自己是著名畫家的異見人士，先是到德國生活，因為受不了日常生活中的種族歧視而去了英國。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直率的說：「中國已經看透了西方近代領導人都是一些官僚，而這些官僚是毫無理想可言，也毫無政治遠見的。中國完全看透了西方非常虛偽的政治表現，因為西方的這些領導人任期是短暫的。他們被選舉成為領導人也是代表了大的利益集團的這麼一個所謂的民主選舉。 而這些利益集團在中國都有著巨大的利益，這是不可能讓他們不獲取這些利益的。所以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看得很清楚。」

如果以前我們還可以說西方的政治制度適合它們，但不適合中國。現在恐怕要說即使在西方這個制度也已經處於失能狀態了。

當記者問川普：如果其民主黨對手拜登11月3日選舉獲勝，他是否會和平讓位時，他說「到時候走著瞧」。為此拜登向記者感嘆到：「我們這是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啊？」

面對疫情美歐的災難性表現，全世界難道不應該發出拜登一樣的感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