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之不存，自由焉附？

美國是一個洛克（Lockean）式政治文明。洛克曾說人類的重要權利價值在於「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到了1776年傑弗遜為美國撰寫獨立宣言時，將「財產權」易之為「追求幸福的權利」。按照學者威爾遜．摩西（Wilson Jeremiah Moses）的統計，傑弗遜一生之中的書信和其他文件裡對此還使用過多種不同表述，如「生命、自由、財產或名譽」，「生命，自由，得以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和追求幸福」，「生命、自由、財產和公民安全」，「生命、自由、財產與和平」等。不管怎麼排列，「生命」都在「自由」之前，這是洛克本身的理念，也是美國建國一代所傳承的理解。雖則後來19世紀歐洲人說的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沒有錯，但該論背景乃在於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時，是以，若按經典的英美政治哲學傳統，則承平時期內，生命乃是第一義，自由是第二義，作為公共治理的提供者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維護公民生命權乃是第一義的，沒有生命得護周全，自由即無從談起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原則稱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doctrine， 意思是當對政府合法保護的權益構成了嚴重、即刻的危險時，可以對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進行限制，而其成立之邏輯，大略也是如此。

近期美國新冠疫情中，川普政權在防疫上的若干做法，不能不讓我們重提這段關於「生命與自由」的舊話。

第一回合，我們看到川普及其執政團隊明顯防疫不力，試圖淡化疫情，粉飾太平，輕忽專家的專業科學意見，只顧經濟重開和其連任的選情。而川普本人為展現「硬漢」形象，極少認真佩戴口罩，川普造勢群眾大會也只做到向每個參與者都發放口罩，但並不強制要求佩戴，集會時群眾間也未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按照川普及其擁護者的說法就是政府不能強制要求個人，而只能寄望個人一般都會自發遵從聯邦醫療防疫主管機構定下的準則。這一回合，明顯是所謂「自由」壓倒「生命」， 所以即使美國因疫情肆虐，死逾21萬人，川普除了一味甩鍋中國，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it is what it is（反正就這樣）。

第二回合，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去世，川普急於填補這一空缺，以進一步鞏固來自他的基本盤的支持，並爭取更多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看法的選民的贊許。於是川普急匆匆地選定了保守派的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為繼任者，並在白宮玫瑰園興師動眾地開提名大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隨之跟進，表示將積極推動在11月總統大選前進行對巴雷特的確認投票。這一局打的口號之一就是支持嬰兒生命權，而反對女性墮胎權 （巴雷特以前曾在文章中表示「生命從受孕的那一刻開始」），所以看起來似乎「生命」又反過來壓倒了「自由」。

第三回合，在9月底玫瑰園的提名慶祝活動上，共有180多人參與，但據事後美媒統計，現場僅約50人佩戴口罩，與會人士的椅子之間沒有任何間隔，也鮮少保持社交距離。不少來賓近距離地交談、握手和擁抱，畫面在新聞上流出後，震驚全美。雖然從純粹科學角度來講尚不能完全確定玫瑰園集會是此輪美國政府高層中新冠疫情大爆發的根源，且白宮說參與者們均已事前接受檢測，但是有一點毫無疑問，即大批的玫瑰園提名活動參與者沒有佩戴口罩，也沒有依據安全社交距離的準則，而是彼此勾肩搭背，摩肩擦踵，談笑風生，且活動結束之後，確已有多名參與者先後宣佈確診。 這一局又是對「自由」的考量，壓倒了「生命」，而且還帶來了事實上的防疫破口，甚至有媒體稱之為病毒的超級傳播事件。

三個回合下來，真是令人眼花撩亂，感嘆萬千。其實，自由與生命，兩者本不可分，將生命和自由強行二元對立，做成水火不容之勢，是相當不負責任且具誤導性的。當代美國保守主義需要切實自我反省的第一課就是重新學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價值理念，在公眾場合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反自由，因為既可能使自身喪失生命，進而失去隨生命而存在的自由，也有可能剝奪別人的生命，進而導致別人的自由隨其生命而消逝。不能正視這一點，而去侈談什麼嬰兒的生存權，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癡人說夢。

政治保守主義原本強調有秩序的自由，並非一定要如現今這般失序，而民粹主義的源頭平民主義，本來講的就是普羅大眾福祉，又怎會墮落如今日對數十萬美國平民百姓的死亡無動於衷？右翼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在今日美國的合流及此後發生的種種治理無能，不能不讓人感到心寒。

川普政權對於生命和自由概念的混亂理解，不能不說是造成美國如今防疫失敗、疫情失控延燒的極重要原因之一。

而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的死者大多數是老年人或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下的少數族裔，因此也就進一步突顯了本已有的不平等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交織作用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