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歸根五十秋，情融祖國建方舟。

本文節自《番薯仔兩岸留痕－－京華老台胞口述歷史實錄》中《林明美：一個甲子的祖國情懷》。林明美有位堂兄林金生，林金生有位公子林懷民，「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明美在日本出生，1953年到大陸，第一次踏上故鄉嘉義已是1996年。文中小標為本刊所加。

2003年，在紀念從日本回國50週年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抒發自己的感慨：「落葉歸根五十秋，情融祖國建方舟。無意遊子多功名，有心神州披錦繡。風霜雨雪練筋骨，春夏秋冬永追求。已是太平盛世時，人間正道數風流。」一晃又是十多年過去了，這樣的感慨還在，只是更加淳厚了。

我是台灣嘉義人，我家祖籍福建漳州，300多年前從漳州到了台灣。我們林家在當地是大家族。我父親排行老三，二叔的兒子林金生早年也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法律系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他曾任國民黨中常委。這個人很正直，不會搞什麼派別。他曾任台灣「內政部長」，又轉任「交通部長」，後來又做了「考試院副院長」、「總統府資政」，現在己經過世了。1996年我回台灣還見過面，台灣著名的雲門舞集藝術總監、舞蹈家林懷民是他的兒子。

我生在日本，長在日本，工作在中國大陸，戶籍在台灣，我們出生以後，父親都在嘉義老家給我們報戶口。我老家在嘉義新港。有人問起過我為什麼要回國？按道理像我們家的情況，的確沒有必須回中國的理由。

我的爺爺叫林維朝，是清朝末年台灣最後一個秀才。爺爺在當地很有威信，當地的公園裡直到現在還有他的題詞，如果不是清末廢除科舉，他會繼續往上考，考個舉人、進士絕對沒問題。我家親戚徐德欽光緒十二年就考上了進士。三年前經市台聯協助，在國子監的石碑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的台灣親屬知道後很快來北京，親自看到了這個石碑上的名字，十分高興和激動。

我爺爺因為民族意識很強，日本人要抓他，他就跑了，據說那天連鞋子都沒穿就跑到甘蔗田裡，在老百姓的幫助下坐小船到了廈門。躲了一陣之後，又偷偷回到嘉義。那時候己經沒辦法武力抵抗日本人了，我爺爺和一些文人就創辦了詩社，經常聚會，吟詩寫書，為的是保持漢學，用那種方式反抗日本人的同化。

我爺爺後來一直在台灣，聽父親說，爺爺去世的時候，家裡好大的像片，全是報孝的，嘉義城裡家家戶戶掛白幅，送他最後一程。

我父親17歲時，我爺爺就把他送到日本留學去了。在日本念完高中，考入國立岡山大學醫學部。畢業以後，爺爺在台灣給他找了一個對象，也是大戶人家的女孩。我爺爺讓他回來結婚，父親嫌人家文化水平低，就為這，人家還專門送這個女孩到台北女校去學習。可是我父親還是沒同意這門婚事，而是跟我母親結了婚。

我母親是日本人，老家在岡山縣，她也是師範學校畢業，後來當過老師，很有教養。我父母重視孩子的文化教育，讓五個女兒都讀到大學畢業，那個時代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我兄弟姐妹一共六個。我是老二，上面有個姐姐，我跟弟弟是龍鳳胎，再下面是三個妹妹。只有弟弟一個是男孩。

我爺爺有家訓，寫好之後發給每個兒子。在我父親眼中，最要緊的也是那個家訓，他把家訓裝裱後放在玻璃框裡，掛在家中最顯眼的地方。每天早上起來吃飯前，都把我們帶到家訓前面，教我們用台灣話念，讓我們記住自己是台灣人，規範自己的言行。因此，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血管裡流著炎黃的血脈，我的根在華夏大地，我的祖國是中國。

我父親有強烈的反日思想，有時候會跟病人散布一些反日反戰的言論，結果被人告密，日本當地警察局把我父親抓去警告，後來他就不敢大聲講了。但是在家裡跟我們還是說，所以我們從小就受到父親的這種教育。

日本投降以後，凡是中國學生，無論是大陸的還是台灣的，都組織起來加入中國留日同學會，其中台灣的學生比較多。東京是同學會總會，各地有分會。同學會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為留學生爭取權益。戰敗以後日本生活困難，物資匱乏，我們理直氣壯地向日本政府為留學生爭取困難補助。當時國民黨有駐日代表團，我們也向他們為困難的學生爭取補助。

在同學會我認識了我丈夫，他是寧波人，當時在日本上大學。他家裡很窮，父親是個小職員。他在日本上學也很困難的，一邊打工一邊上學。他畢業以後留在日本，進了一家台灣人辦的國際新聞所工作，後來還擔任了副總編，韓飛凰（台胞，京都大學畢業）任總編輯。

國際新聞所辦得較好，報紙賣得比較多，這也跟當時的形勢有關，美國佔領日本以後，通過控制紙張，限制日本的報業，但是華僑的報紙沒有控制。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政府的高官經常到日本來考察，像何應欽什麼的都來過，我丈夫中國話很好，所以就派他去採訪，這樣也認識了不少國民黨的大官。

那時，我十分關心祖國的發展變化，而日本幾乎所有的報紙全部充斥著謾罵詆毀新中國的言論，為了讓更多的華僑瞭解新中國，我們找了一些被中國政府釋放回去的日本兵，在神戶同鄉會的會議室介紹情況。這些日本兵因為是技術人員，都曾經被解放軍留用過一段時間，對中國大陸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他們中有飛行員、醫生，也有護士，一共來了三、四個人。

他們介紹的情況包括日本軍隊怎麼去的中國，怎樣佔了東北、華北和大半個中國，對中國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政權的比較，這些都是我們平時聽不到的消息。

他們說共產黨對老百姓很好，國民黨根本沒法比，你們回去不會錯！他們生動的比較說明，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使我們對新中國從不瞭解到瞭解，對新中國從同情到熱愛，乃至下定決心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我從日本大阪藥科大學畢業以後，面臨著人生和事業的抉擇。從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的想法。父母親知道我的想法後非常為我擔憂：在大陸沒有一個親屬和朋友，又不會說中國話，當時大陸人民生活還很貧困，你一個人帶著孩子回大陸，生活能適應嗎？但是，他們的擔憂並沒有動搖我回祖國的決心。

我是1953年6月隨第一批回國的，乘坐的是中國遣返日本戰犯的興安丸，同時回來的大約有550多人，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台灣人。

回國後有關部門按所學專業分配工作，因為我在日本上的是藥科大學，正好天津市藥檢所剛成立，正需要人，我就被分配到那裡。我依然清楚地記得，在上班的第一天，天津市衛生局的幹部帶著我去單位報到。一進藥檢所大門，就看見大幅標語醒目地寫著：「熱烈歡迎林明美同志回國參加工作」。

剛參加工作，我面臨三大困難：首先就是語言，中文一句話都不會說，就連閩南話也只會一些簡單的，在工作崗位上就像啞巴聾子一樣。語言不通就寫吧，我又不會漢字，這都影響了我與人的交流。其次是飲食，天津的飲食與我在日本的飲食大不一樣，就說早餐，天津是油條豆漿，日本是米飯，我要逐漸適應和克服。第三就是工作，我雖然是大學畢業，但在日本從沒有工作過，沒有一點工作經驗，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所以我的工作經驗，都是回國以後在工作崗位上學的，是老同志教的。

（藥檢）所領導也體諒我的困難，並注意發揮我的特長，當時我們有原料藥品是從日本進口的，所領導就讓我多做些這方面的工作。就這樣在工作中學習，我的進步還是較快的。

我是帶著一個孩子先回來的，後來又陸續生了兩個孩子。每次生孩子，所領導都到醫院到我家來看我，送來雞、雞蛋、紅糖、掛麵，一大堆。書記還說，在我們天津，女兒生完孩子，娘家媽媽要來照顧的，你母親不在這裡，所以我們就應該像你的父母一樣照顧你，你有什麼困難儘管說。

1958年年底，我調到北京市藥品檢驗所工作。已經回國五年多了，我完全適應了祖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工作中，我們不僅在實驗室裡做檢驗工作，還經常和同事們一起作為藥品監督員下藥廠、下藥品批發部門、下醫院。哪裡有藥品，就到哪裡去監督檢查。

我們深知身上責任重大，藥品安全關係著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我們從事著人命關天的大事。我們只有認真把好藥品質量關，才是對人民真正負責。60年代，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另外，還受東京的朋友韓慶愈先生委託代管和照顧他的女兒。

「文革」中，我們單位也把我下放到農村勞動，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北京郊區的幾個縣區我都去過，參加農業勞動，上山採藥。我還為農村培訓過赤腳醫生，而且跟他們處得特別好，甚至我回北京以後，有幾位赤腳醫生還來過我家看我。

下放農村讓我瞭解了中國的農村，瞭解了中國的農民，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的。我在國外長大，家庭條件比較優越，沒吃過什麼苦。到了中國，我也只在城市工作，沒到過農村，對我來說是很有必要的一課。

我當了副所長、所長以後，非常注重對所裡年輕人的培養，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訓練。

1979年，衛生部組織了一個團去國外考察藥品檢驗，是「文革」後我們派出去的第一個團，我萬萬沒有想到領導會讓我去。團裡有北京、天津、湖北的藥檢所以及衛生部的專家共五位。那年我還不到50歲。那次出訪，歷時兩個多月，先後到了日本、美國、加拿大、丹麥和瑞士，之後經伊朗的德黑蘭回到北京。飛行途中，最美的就是飛經新疆、西藏的崑崙山的時候，我真是一輩子忘不了，總想著以後有機會再走一次那個地方。

在日本和美國，我也見到了不少親戚。那次考察，不但使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而且深刻認識到了我國藥品檢驗水平與國外先進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當時唯一能讓我們感到驕傲，比得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是我們國家沒有毒品，用不著毒麻藥品的檢驗，而西方國家藥檢所最大的任務就是毒品的檢驗。但讓人遺憾的是，這樣的話現在也說不出來了！

我第一次回台灣家鄉是1996年1月。在此之前，曾有過一次申請被台灣方面拒絕的經歷。第二次申請經台灣的親屬做工作之後才通過，是應台灣大學醫學院黃伯超院長及台北醫學院胡俊弘院長的邀請到台灣學術交流。

那年我已經67歲了，第一次回家鄉當然非常高興。我的堂弟為我的活動做了周到的安排：首先是到嘉義新港老家給爺爺、奶奶、伯父等先人掃墓；其次是與大約10個對口單位、邀請單位進行了學術交流，特別是在台北醫學院為藥學系的研究生作了有關中藥方面的學術報告，所到之處受到了十分熱烈的歡迎。第三件事是參加親戚的聚會和宴請。

我到台灣的時間恰好在春節前，遠在美國留學定居的親屬不少也都回到了台灣，他們來了30多位，聚在一個親屬家，做了很多台灣的特色菜來歡迎我，非常熱鬧。大家都關心兩岸的發展問題。金生堂哥也來了，他的太太帶了不少禮品讓我帶回北京用。他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大家打趣說：「你們兩人談國共合作了！」

那次去台灣，金生哥很關心我，我剛到台灣住在台北時，他就帶著長子林懷民和次子林崇民到飯店來看我。時隔50多年沒見面，過去記憶中的印象已經全然不在了。他是我們林家的秀才，東大法律系第一名畢業時簡直就是我們同輩人心目中的崇拜偶像。第三次見到金生哥是在大飯店舉行的一次宴會上，他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邀請了曾經接待過我的部門首長表示答謝。來了30多人，真是高朋滿座。金生哥首先向各位熱情接待我表示感謝。

我去台灣之前並沒有考慮過「答謝宴會」的事，所以根本沒有準備，過去多次去外國交流，也從未這樣做過。這次一切禮節性的安排都是金生哥和松茂堂弟為我想得太周到了。離開台灣時，金生哥和表妹等人到桃園機場為我送行。登機前，還有一段時間，我們在附近的茶館話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成了我與金生哥的最後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