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試煉

2012年2月，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副主席訪問美國，在華盛頓首次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其核心內涵，也就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這也就是大國之間真正的平等、尊重、包容與共榮。

但是美國人自認為是WASP霸權，是上帝揀選由白人（White）、盎格魯－薩克遜裔（Anglo-Saxon），以及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信仰構成的「山巔之城」，乃是全球唯一的領導者。因此，這種白人優越主義使它在心理上很難接受一個非西方的、非基督教的、以儒家文化與佛道信仰為核心的大國－－中國－－與其平起平坐，並倡議有別於西方民主的發展路徑和價值體系。這是美國霸權不能容忍的「東亞價值」與「另類選擇」；這也正是美國戰略學者杭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基於此，3月18日在美國阿拉斯加的中美外交高層會議中，代表中國出席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以及代表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激烈的口頭交鋒之後，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才是真正平等的「G2新型大國關係」。

對於美國人而言，這是不尋常的體驗，也是美國不願接受的「平視外交」。布林肯在會後形容對話是「艱難而直接的」。他表示，雙方談到存在根本分歧的議題，包括新疆、香港、西藏、台灣問題，以及中國在網絡空間的作為。「當我們明確直接地表達這些關切時，得到了戒備的回應，這不令人意外。」楊潔篪則表示，會議是「坦率的，建設性的，有益的」，但他指出，雙方仍存在重要的分歧。無疑，這才是真正深入的大國對話。

但是，美國不得不接受這種新型的大國關係與平等的外交往來。其中主因有三：

美國標舉的自由民主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在去年底的大選中，前任總統川普不但拒絕承認失敗，而且指責他的對手拜登陰謀不軌，用非法手段「竊奪」了總統選舉。而支持他的川粉甚至在1月6日直接以武力行動佔據華府國會山莊，想要以暴動推翻民主計票結果，並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傷。換言之，美式民主不再是西方世界的楷模，而且也不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典範。它是非和平、流血與暴力的抗爭！不僅如此，美國社會已沿著「白人」和「少數族裔」分裂成兩橛，而美國政治也已形成「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陣營的零和對峙與兩極對立。質言之，這樣一個分裂的美國已無法再維持獨霸的角色了。這也就是美國的「心虛」與「內耗」。

拜登總統上台伊始，必須重新尋求盟友的支持，絕不能再起禍端，陷入單邊主義的困境。因此，他只能主動與中國對話，積極尋求共識，並且建立合作與協商的管道，否則必將陷入國際孤立主義的泥淖。去年年底，歐盟不顧美國的顏面，及早宣佈與中國達成《中歐投資協議》的決定，即已突顯美國不再是「全球獨霸」。另外，根據歐盟統計局於2021年2月15日公佈的數據，歐盟與中國的貿易總額在2020年達到5,860億歐元，超過歐盟與美國的5,550億歐元。歐盟對美國出口額下降了13.2%，自美國進口額也下降了8.2%。由此可見，中歐關係與美歐關係已經進入「量變到質變」的新階段。這是經貿關係變異的現實。

美國十分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其失去霸權地位。由於中共的軍事實力、科技能力和政府領導力均已快速成長，且超過預期；而且還公開標舉「2025年（中國製造）、2035年（提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及2050年（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等具體的時間表，這也意味著兩岸統一，使命必達。為了因應中國的挑戰與發展，美國乃聯合盟友，包括五眼聯盟和印太聯盟，形成戰略對抗態勢，以期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但另一方面，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第14個五年計劃」，也劍及履及，獲得廣泛支持，這也必然加深美國的憂慮，如芒在背！因此，在此次會議開場白中，美方代表以攻擊的語彙詰問中方，強調盟友的共同利益，反映其真正的「心頭之患」。

根據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於2021年1月發佈的民調報告顯示，在川普總統的任期結束之際，歐洲對美國的看法已發生重大轉變。受訪的歐洲11個國家1.5萬民眾中，61%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破裂」，美國已不可信任；只有27%的人依舊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運轉良好」。

不僅如此，歐洲民眾對美國看法的改變也導致更多歐洲人不願意在國際爭端問題上支持美國。有60%受訪者認為，應該在中美和美俄對抗中保持中立。只有10%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保護歐洲「可靠的安全夥伴」。大多數歐洲人對「美國領導世界」感到不可信任。有59%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將在未來10年內取代美國，成為領導全球的超級大國，持這一觀點的人在西班牙占比高達79%，葡萄牙和義大利各占72%，法國63%，英國58%，德國56%，荷蘭54%，瑞典52%。由此可見，不論是歐盟官方或歐洲人民，對於美國的霸權角色和領導地位，在態度上均已出現根本的變化。雖然中國不是取代美國的新霸權，卻是與美國有著平行地位的另一個「大國選擇」，這也正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

事實上，在19世紀以前，中國曾經長期居世界經濟之首位，為東亞天下秩序之核心，此一優越的歷史、地理條件與人口優勢，迄今並未改變。中國在好幾個世紀裡都擁有饒富生命力的精耕農業、持續不斷的發明創新、雙向共贏的貿易朝貢體系，以及生機盎然的都市中心。但是，在過去一百多年裡，由於歐美殖民主義的崛起與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清王朝的剛愎自用，導致中國面臨貧困、衰頹與發展遲滯。但是，從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的快速成長與發展正是回到它過去的領導地位，也就是恢復歷史上的主軸角色。

2020年11月中，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終於簽署，在東盟10國和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等亞太國家加入後，已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而在RCEP中，中國的人口占64%，經濟量體占55%，製造業占65%。基於此，英國《經濟學人》稱其為「中國改寫全球化規則之舉」。

基於此，馬晹（Dmien Ma）和葉文斌（William Adams）兩位美國智庫專家在《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2018）一書中指出，美國式理念將不可逆轉的走向衰落，中國幾乎相當肯定的會成為領先世界的經濟強權。「但弔詭之處在於，這種成就與其說它反映了中國力量和影響力的增長，毋寧說它反映了更多人們一直以來的傳統看法。」

美國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地理的復仇》（2017）中，針對中國的崛起指陳：中國和美國不一樣，「它沒有意識型態或政府制度想要推廣給世人，在國際政治上促進道德進展，是美國人的想法，與中國人不相干。」中國只想確保它的經濟需要。這也正是中國的王道主義與美國霸權思維的基本分野。自古以來，中國即秉持「協和萬邦、與鄰為善」的王道精神及和平與共的天下觀，強調「懷柔遠人，濟弱扶傾」，展現出與西方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截然不同的東方文明觀。這也是美國領導人不能理解的中國智慧。

自2011年起，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若依據「購買力平準」計算，則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目前中國的製造業生產力已居世界第一。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深感憂慮，不斷散播「中國威脅論」，認為此一倡議勢將改變發展中國家對西方世界長期依賴的格局。

基於此，以美國霸權為首的國家不斷以軍事和安全手段要脅，對中國進行各種挑釁；國務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會議中的發言，充分反映了這樣的霸權思維，而且還強調美國的盟友利益（如澳洲）也不容忽視。此外，美國還想運用物質誘因和戰略衝突論等多重途徑，對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進行分化和利誘，讓此一計劃功敗垂成。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達巴什（Hamid Dabashi）比較了西方與中國策略上的差異後指出，西方國家努力在政治上征服世界，而中國卻恰恰相反；中國先勾勒出世界的經濟格局，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他們認為合理的政治秩序。

以殖民主義遺緒最為嚴重的非洲為例。2002年，中國對非洲的貿易量超越了殖民母國之一的英國；2006年，又超越了另一殖民母國法國；2009年，中國超越了美國（後者的貿易量約48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到了2017年，中非貿易躍升到美非貿易額的四倍。在不到20年之間，中非之間的貿易量從100億上升到近2,000億美元。在阿迪斯阿貝巴的非洲聯盟總部大樓即由中國援助興建。另外，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貸款給非洲49國共1,520億美元。據世界銀行估計，截至2017年，中國已貸款給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640億美元。這都是美國與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

對於中國人有在非洲的角色和影響，德國記者席蘭兄弟（Frank Sieren & Andreas Sieren）在《爭奪非洲》（2017）一書中指出：「中國不願干涉非洲國家的內政問題，並且同意不將特定的政治改革做為承包工程的先決條件。過去的經驗讓中國相信，每個國家必須自己決定改革的節奏。」反觀西方國家，對非洲卻抱持另一種看法。「萬一授予援助的西方國家認為非洲政府不夠民主，就會對其嚴加批評；如果這些非洲國家表現得不夠通情達理，援助資金及信用貸款也將一併取消。」其結果是，「西方企業得不到任何非洲建設的標案，最後誰都不是贏家。歐美國家的非洲政策顯然已經掉入政治正確的死胡同。非洲政府在西方國家的冷落下並不會變得更民主；而西方企業失去的非洲合約，則被中國人坐收漁利。」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非研究倡議」主持人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教授指出，「中國作為一種繁榮模式的理念已成為許多普通非洲人的想像，雖然也有很多人害怕中國巨量的工業競爭力，以及中國貿易商對當地剛起步的市場形成競爭壓力。」但是，「我經常聽到類似一位在北京的奈及利亞外交官的評論：中國人的優點是不會帶來殖民主義的威脅。在我們的眼中，中國人對非洲是講信用的，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中國學到東西。」

對於此一課題，非洲聯盟的中國項目協調官范塔洪（Michael Fantahun）大使坦承，中國人始終站在非洲人這一邊。在宣佈中、非雙方的發展計畫時，中國人會考慮到非洲的立場，儘量避免使用「資助」或「援助」這樣的字眼，而更傾向於運用「團結」、「互惠」、「共同繁榮」等表述，以示對非洲人民的尊重。這種「平視」的觀點，也是中、美兩國對待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差異。

美國前總統卡特於2018年12月31日投書《華盛頓郵報》，呼籲中美兩國應避免新冷戰，應加強合作。卡特認為，中美雙方最容易合作的地方就在非洲，包括聯手對抗疾病，投入基礎建設。非洲國家不希望被迫選邊站，而中美兩國的合作也有助克服彼此的不信任感，修復雙方關係。

由此看來，2021年開春的中美外交高層會議，正是對拜登政府的重要測試：到底是「美國優越論」繼續堅持下去，一直對抗到底？還是卡特強調的「中美合作」居於主導地位，彼此合作、互利共贏？這正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新試煉，也是對領導人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