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企畫之演變

列強阻撓中國的統一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對外關係是一部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史。其中尤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21條及1915年的21條款最為毒狠，充份地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謀我之亟，鯨吞蠶食中國的猙獰面目。而1895年的《馬關條約》更是日本經過長期策劃所挑起的一場對我國侵略之產物。此一集不平等條約之大成的喪權辱國條約，更讓恥辱的陰影伴隨了我們一世紀，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之國運及中華民族之士氣。自《馬關條約》以後的半世紀裡，日本人在中國神州燒殺掠奪，充份地發揮了日人的暴行與獸性，世人只知南京大屠殺，三十幾萬的中國人無辜地死於日本皇軍的刀光劍影之下。但很少人留意到甲午之後旅順陷落，日軍在四天之內將全城軍民殘殺殆盡只剩下36人從事掩埋工作，一年前初訪旅大，憑弔屠城遺址，不禁酸鼻，怒火填胸，中日有何血海深仇，致使日人喪失人性以至斯極？因此當我讀到領導抗戰的英雄蔣介石「在日本投降前數月，想於戰後暗保日皇，留為反共抗俄的棋子，乃密召日本在華派遺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至河南周家口與我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何柱國秘密會商，時距日本投降僅一個月，蔣公找他來目的是想在日本亡國之時，暗援一手……。」〔註1〕心中不禁惘然悲痛莫名！

《南京條約》讓中國門戶敞開，《馬關條約》則暴露我滿清政府顢頇無能。自此以後，列強得以各種手段，對中國予取予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將中國淪為次殖民地，而最有效的方法來維護他們在華利益便是阻撓中國的統一。民國肇造以來的軍閥割據，造成中國之長期分裂，無可置疑的都是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中國的產物。列強以各種的貸款及軍火的援助，在中國各地建立其勢力圈，因此北伐一旦成功初創統一局面，日本便迫不及待先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繼之「一二八」、「七七盧溝橋」等事變掀起了對華的全面侵略戰爭，中華民族在堅苦的八年救亡圖存聖戰後，終於粉碎了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美夢。抗日勝利後的新中國終於在1949年將帝國主義的勢力，徹底清掃於中國版圖之外。而正當世界飽經戰亂之苦以後，冷戰結束為全球和平帶來一線曙光之際，美國發起了所謂「中國威脅論」，不但要「遏阻」中國之發展，更進而要「拆散中國」（Breaking China Apart）〔註2〕。蘇聯帝國解體後，美國在這方面真是竭盡所能，矢志不渝。而肇始於馬關條約的「台灣問題」便是目前這一場鬥爭的焦點，數十年來美國或明或暗地扶植台獨，及鞭長難及的藏獨，以期達到「以華制華」之終極目標。因此當我們在紀念《馬關條約》百週年來探討美國對台政策之演變，自有其特殊意義，因為台灣在此條約下，割讓給日本，在這過去的一百年以及將來的中、美、日關係，台灣都將是一關鍵的因素。

美國垂涎台灣 歷史悠久

從歷史觀點來看，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僅是後起之秀，但垂涎台灣卻歷史悠久，《南京條約》所帶給帝國主義的啟示，及其後成功地敲開日本大門，美國即萌生佔領台灣之意圖。海軍準將裴里（Mathew C. Perry）及美國首任駐華公使顧興（Caleb Cushing ）都以佔領台灣為職志，以便「牢牢地控制太平洋諸島，並使盎格魯撒克遜族在亞洲東岸繁衍生息」。而真正在台灣取得自由居住及貿易上享有最惠國待遇的還是得自天津條約（1858）之賜。食髓知味之後，1867年5月復藉故在台灣南部以武力強行登陸〔註3〕，但在勢孤力薄之情況下無功而退。目睹日漸消長的歐洲列強勢力，為制衡其發展，乃慫恿日本採取侵佔台灣之手段，故有第二波（1874年4月）之侵佔南台灣（琅）之舉，這一戰役有並有美國海軍軍官克索（Douglas Casel ）及瓦生（Jawes Wasson）為其輔翼。此是美、日聯手窺伺台灣之濫觴。

甲午戰爭之爆發，美國雖號稱中立，但國務院官員及中國事務專家如洛克歇爾（William Rockhill）則抱持幸災樂禍心理，認為「好好痛打一頓，是中國最好的良藥」。此語並非出於仇恨（當時之滿清天朝與西半球之蠻夷之族，也實在談不上任何宿怨仇恨），對積弱不掁的中國也許確是一劑猛藥，在一連串受西方船堅炮利之戰敗的衝擊後，也許是導致了世紀之初的一連串不絕如縷救亡運動，不過甲午戰敗之後，在對日和約談判過程中，美國公使田貝（Denby ）隨李鴻章前往日本，一再建議對割地一事不可堅持〔註4〕，不禁令人有為虎作倀之疑。而此時的俄國因一向視朝鮮和中國東北為自己的禁臠，想盡各種方法來引導日本侵略的矛頭指向南部，因此台灣成為一誘餌，對日本的要求中國割讓台灣，不持任何異議。在此國際環境下，日本不費吹灰之力，順利地取得了台灣。

台灣之地位在二次大戰時，再度受到美國的重視，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鼓舞中國共同繼續抗日的考量下，開羅會議裡議定將台灣、澎湖歸還中國。但隨著大戰結束，中國內戰開始，尤其是國民黨政府敗象漸露，美國基於圍堵戰略上之需要，對台灣問題也就凸顯了出來，在「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中」及「台灣必須在一對美國友好的政府手中」這二大原則的考量下，美國必須尋求一個法律根據來達成這個目標。因此在各種宏觀的情勢下，尤其要考慮到國民黨自大陸潰敗的因素，美國因此擬出了四個方案：

（一）將台灣交付聯合國托管。美國可透過此一管道施展影響，同時更可讓中國情勢塵埃落定，再採取因應策略。

在國民黨培養一股親美力量

（二）利用國民黨現有之基礎，培養一股親美之力量。在認真地執行此一方案之後，終至無果而止，導致了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之出走，及孫立人將軍由失勢而遭軟禁終身。（三）阻止國民黨政府遷台，而強行佔領台灣，當時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喬治．肯南即坦言：「我從未看到把台灣歸還中國之正當理由……我還在1949年建議應當重建盟軍最高司令部，掌握對該島之權力，並在能夠做出滿意安排之前，控制住它，也就是派遣美軍去阻止國民黨軍隊撤到台灣。……」〔註5〕此一方案，在面臨潰退的國民黨大批軍隊，及美國國內厭戰的民意壓力下，自然使決策者躇躊不前，停留在藍圖階段。

（四）扶植「台獨」運動以擺脫中國之控制。〔註6〕

1949年2月舉行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3次會議曾全面討論了此一問題，國務卿艾其遜認為「只有這樣，美國在正面干涉時，才會得到國際上的承認與支持。」〔註7〕美國的立場是中國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中，已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因此喪失了對台灣的主權，開羅宣言將台灣歸還中國，只是一種宣示而在國際法上不具任何約束力。而戰後，中國只是代表擊敗日本的同盟國重新佔領台灣，並且從此一直控制台灣而已，其最終的法律地位，應由同盟國和日本正式議定的和約來決定。〔註8〕或讓台灣人有機會對他們的未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易言之，由於戰後中國局勢之變更，美國祭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以企由影響而最終控制台灣。

50年代，在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政府，其生存完全依賴於美國。除了以逆來順受的態度以自保之外，絲毫無力向美國對自己命運所做之決定挑戰。更不幸的是由於美國的壓力，台灣政府在1952年簽訂的對日和約中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予以合法化。除了沉默之外，任何異議都無異向自己在台灣的合法性挑戰。附帶產生的便是由於這一政策之產生，使許多人無法洞察美國干預台灣問題之真正意圖。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派遣第七艦隊將台灣海峽中立化，再度強化了「台灣未來地位之確定必須有待恢復太平洋地區安全」。〔註9〕而1951年由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沒有一條明確地聲明「台灣澎湖是中國的領土」，〔註10〕這些事跡在在顯示了美國可以片面地改變國際協定，反映出在處理國際事務上之霸道作風。

但是似此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畢竟不能達到美國要將台灣分裂出中國之目的，徹底地解決台灣歸屬問題。而在「獨立的台灣仍然是我們自1949年以來對華政策的主要目的」之前提下，〔註11〕美國唯有製造「兩個中國」，為根本的辦法。其方法便是「放蔣出籠」來阻撓中國之統一，1954年8月，美國即在暗中策劃在聯合國裡搞「兩個中國」。計畫讓印度取代中國在安全理事會之席次，以便「讓中國大陸和台灣都能參加聯合國大會」。這一陰謀如果成功，則台灣與大陸中國之間的分裂狀態不但能長此繼續下去，而且具有法律地位。〔註12〕因此當1954年台灣海峽出現危機時，國務院官員便明快果決地表示要以「兩個中國」的想法為基礎來解決台灣問題。且揚言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衝突，將被看成是國際戰爭。〔註13〕在美國眼中「一中一台」如此便已儼然成形。

「兩個中國」對美國而言，顯然具有多方面的利益，首先，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期中，台灣毫無疑問地是美國在西太平洋一系列島嶼所組成的弧形防線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兩個中國」是維持此一連鎖防線完整的最好保證。台灣如果被統一在中國之內，美國要想在亞太地區組織一個親美的聯盟，顯然會受到強大的阻力。美國決策者也必然考慮到在台灣的政府尚可吸收到東南亞華僑的效忠，國民黨政府一旦垮台，這些掌握東南亞經濟命脈的華僑必然地把他們的效忠性轉移到大陸中國，相對地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必然受到削弱。

「兩個中國」對美國有多方面利益

但「兩個中國」的推行只能是一種陰謀，以避干涉他國內政之嫌。公然地分化中國也必然激起敏感的中國民族主義，何況敵對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在反對兩個中國這一點的立場是一致而堅定的。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即公開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註14〕。蔣、毛兩人的立場顯然使美國對搞兩個中國有所顧忌。其結果便是暗地裡從事「分離運動」只能做不能說，便成了台灣在戒嚴時期政治活動的典型。

即使如此美國在台灣搞分離主義的計畫是十分積極的。台灣的分離運動只是美國分解中國領土之一環而已。如鮑紹霖教授所述，「美國這一政策有如潛伏在水中之冰山，雖然很少為人注意，其形成與發展卻是十分迅速」。〔註15〕從戰時的雅爾達密約，斷送了中國的外蒙，到羅斯福總統對中國施壓，讓蘇聯於戰後控制東北地區。而西藏獨立也一直是美國對華行動之一焦點而且證據如山。〔註16〕不幸的是，幾十年來，中國積弱不振，加上一些官員的「買辦心態」，以致到處依強事大。不得不處處忍辱求存，事事忍氣吞聲。美國一再強調他們的政策是「中國的事，由中國人解決」，對台獨問題一向清白無疵。可是根據中美關係史專家、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長梁敬錞表示：「基於他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閱覽的解密文件；多年來一直對美國分離台灣的計畫和政策耿耿於懷，當他發現這些計畫與政策時，他不敢立即予以披露，他不願將美國三十多年來對台灣的陰謀及秘辛予以披露，以免使中國政府為難。」〔註17〕

綜如上述，美國對台灣之野心真可謂處心積慮，一百多年來目標未改，只是策略隨時勢變遷而調整。而戰後這半個世紀，其對華政策基本上是以「兩岸分裂的現實」以維護其在遠東之利益。即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名義上只「承認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統一的達成是中國人的事，美國無意介入兩岸之間的紛爭」。但實際上則多方阻撓中國之統一，三個建交公報所宣示的政策只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而已。在不同情況下，可以「台灣關係法」從事不同的解釋。因此出售F-16戰鬥機給台灣（顯然違反了八一七公報），暗中為台灣所謂之務實外交推波助瀾，以及自今春起讓台灣政府官員來美訪問，在在顯示了美國之真正意圖。為了正確瞭解這些策略上之演變，宜應分析主宰中美關係的基本要素，而後才能認識政策之動向。

首先是在冷戰期間，中國扮演了改換天秤的角色。中美早期之彼此敵對，並且在韓國兵戎相見了三年之久。但進入70年代後，美國在不勝負荷的越戰及國內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壓力下，急於從深陷越戰的泥淖中擺脫出來，不得不在全球的戰略上作一個調整。而中國在歷經一段長時期的中蘇紛爭之後，珍寶島一役，也使中國在面臨國際新格局下，急於謀求戰略上的新同盟，於是「兩國敵對，但在面臨一共同敵人很容易地變為新夥伴」。《上海公報》便是在這一背景，經過一段漫長而艱苦的談判而達成的。此一公報奠下了中美合作抗蘇，同時也得到了中國之承諾，協助解決越戰，而美國所付出的代價只是「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及「台灣問題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持平而論，美國在此一問題有其他選擇嗎？）在此之前三年美國即已在「亞洲問題由亞洲人自行解決」的「關島主義」上發出強弩之末的哀鳴了。公報簽訂之時及其後達七年之久美國仍然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因此美國並未對「台灣與中國之分裂現實」作任何讓步，只是認知一個事實而已，與「一中一台」殊無軒輊。

中國「忍人之不能忍」

仔細分析美國所謂的「台灣問題由海峽兩岸中國人自己決定」，這一政策，表面上看似不干涉他國內政，偉大之至。但內容則暗藏玄機充滿了彈性，非但對內對美國選民有一交代，把企圖分裂中國之陰謀藏在此一假面具之後，但政策之推行便海闊天空，中美雙方都可以自己的立場來解釋，而由此衍生出許多問題，譬如「軍售問題」是不折不扣的干涉中國內政。試問美國決策者，60年代，美國國內鬧得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如當時中國售予（或贈予）美國黑人以軍火，中國能辯以「申張正義、基於人權」來掩飾包藏的禍心嗎？因此美國絕不能詭辯軍售台灣問題並不干涉中國內政，並不阻礙中國和平統一，事實上這一政策大大地違背了「中國人自己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美國強辯台灣願出高於國際市場價格買我們的武器乃商業交易，我們樂於成交。但另一方面，美國又把中國售賣武器給伊拉克、伊朗為中美關係三大障礙之一，美國的決策者應該捫心自問，在全球武器銷售市場裡，美國的數量是中國的27倍，「只許州官放火，不容百姓點燈」，在此一問題上，美國只有「閉嘴」的餘地，何必自打嘴巴？

從實質上來看，今春的李登輝訪美事件除了智障兒童以外，無人能相信那是一場「私人訪問」。美國國會諸公罔顧這一訪問會助長「台獨」氣焰，更變本加厲，於事後提案要派大使駐節西藏，無怪乎李登輝在訪美之前，一口氣在四個星期內親臨校閱了四場軍事演習。北美「倦游歸來」之後，更意氣風發地頻呼「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國」（選舉未至他已儼然是位台灣國的華盛頓）。連續下來的華人間諜吳弘達被捕（如吳某果是普通良民，焉能取得三本名字不同的護照呢？）美國國會竟咆哮要中國立即放人。美國的政客們必須認清「聖旨駕到，香案相迎」的日子業已遠去，永不復回，這一年來美國對華態度，只差沒有（或沒敢）直接宣戰而已，今日世界和平尚存，是中國千古長存「忍人之不能忍」之民族性之所致。

在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不干涉中國內政」之前提下，他又同時營造了一座違章建築──《台灣關係法》來規範、控制台灣的政治發展。使美國干預台灣內政多一保障。此一名義上的國內法，提供了萬一台灣情勢惡化，直接干預的依據。但在中國情勢穩定，經濟迅速發展下，台獨的可能消失，則此一國內法便是知難而退的最好下台階。

美國對外政策之運用，完全採用所謂「邊緣策略」（Brinksmanship ）。其方法便是為了維護國家最高戰略利益，與對方周旋到不能再退讓之底線。這種策略清晰地顯現在各階層之談判，在中國的最高戰略利益即是以分裂狀態來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用「以華制華」之手法，明（過去）暗（現在）兼施地扶植台灣以制衡中國大陸。如此一方面可阻止中國之統一、強大，又可獲取大陸經貿市場的利益，盡力避免面臨必在「大陸」與「台灣」之間作一選擇之局面。因此在不得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之下，又「藕斷絲連」地加了一個台灣關係法來採取「一個中國」之名，行「一中一台」之實，佔盡了便宜，也因此中美復交後所走的道路充滿了坎坷。

李登輝訪美及近幾年來花樣百出的務實外交，都是想利用其雄厚的資金來打破孤立（事實上目前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都是國際社會裡的一些小朋友），拓展國際空間的手法。環顧四周在整個亞洲竟沒有一個朋友之情況下，李登輝想重施蔣介石時期的故技，希望以國際形勢來延續其政治生命，於是「參與聯合國」、建立「亞洲安全體系」，最後亮出王牌以「10億美元來援助國際社會」來購買聯合國的入場券。其實台灣今日已面臨國債高築，以債養債的境地，何不務實地與大陸合作，共同為中國人（非僅二千一百萬在台灣的中國人）在21世紀創造出一條坦途？

李登輝強化美國「一中一台」政策

仔細分析整個「訪美」事件，台灣應該務實地看清楚李登輝獲准訪美，並不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起了本質上的變化，只不過是隨局勢之變動，策略上之調整而已。台灣在花費一億美元的遊說及36個貨櫃的禮品之後，李登輝終於能堂而皇之地踏上美國國土，實原由於近幾年來兩岸經貿關係的大躍進，在交流頻繁而台灣獨立的勢力卻有增無已，明顯地說明了以李登輝為首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獨台發展無能為力，美國豈能坐視而無動於衷？因此讓李登輝訪美所帶來的連鎖反應，不但可強化了美國一貫所奉行的「一中一台」的分裂果實，同時也可試探中共內部新領導階級的能力，更可使中國國內的「激進」與「溫和」兩派的衝突尖銳化，不管演變的後果如何，真正的贏家還是美國，一舉而數得，其策略之高明，莫此為甚。

美台雙方對製造「兩個中國」可謂步調協調而完美無縫。而其脈絡可自最近通過的二個官方文件以窺其究竟：

第一，為期運用台灣問題牽制大陸，美國國會在今年3月通過了《美國對外關係授權法》，此一經克林頓總統簽署的法案，奠定了《台灣關係法》其效力大於所有中美建交三公報及對華政策聲明的法源，也是對華政策之最高指導原則。使自1972年以來所簽訂的公報。政策聲明形同白紙。在這大原則之下，今年年初更發表了他們戰略性的「東亞戰略調整報告」，這一文件凝聚了美國行政、立法兩部門對「圍堵中國」的共識，從這一文件裡美國企圖分裂中國的猙獰面目也暴露無遺。李登輝之訪美不過是這股「反華」的洪流裡微不足道的漣漪。儘管國務院反對，但在參眾兩院議案的壓力下，不得不順從民情而發下「私人訪問」的簽證，對頭腦清晰的我們來看，這是給反華分子看的舞台戲，我們不妨姑妄看之，但為國家之安全我們必須正視這本「戰書」，才能挽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部戰書其凶狠及所造成的後果，絕不下於一百年前的馬關條約。

「東亞戰略報告」裡提醒美國政策制定人，中國是個地廣人眾的核子強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已在火熱中突飛猛進。中國經濟13%的年成長率已把美國百分之五的年成長率遙遙拋開（至於西方經濟學家所預測的世紀之末，中國經濟總值將超過日本，公元2020年將相等於美國，公元2050年將為歐市及美國之總和，尚有待事實之證明），為避免經濟成長過熱，過去二年，刻意地壓抑在9%、10%之間。美國憂心此一經濟之迅速發展將使中國國力大增，加上軍事科技之進步，如此十年後將威脅到美國之安全。美國在四十多年的冷戰結束後立即尋找假想之新敵人，這種精神疑慮症存在於蕞爾小國，無關宏旨，但存在於一個掌握人類存續的超級強國手中，便不免令關心世界和平人士產生隱憂。

東亞戰略報告裡更強調美國必須保留在遠東之十萬駐軍以平衡中國之力量（這十萬神兵在韓戰時發出過作用嗎？）同時與中國周邊之國家建立良好關係以遏止中國之擴張（最近之與越南復交即為一例）。為了達到此一政策之實現美國之扶植台灣，建立「兩個中國」如前所述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利用台灣力量牽制中國，在台灣解除戒嚴之前則為掩護台灣境內之異議分子（如反對執政國民黨之所謂「黨外人士」），影響島內選舉，由「黃雀行動」將天安門事件之民運領袖，妥善安置在美國之後，再與台灣境內之有心人士共譜「反華」論調，這些舉措使我們對美國一再強調「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只能姑妄聽之，沒有絲毫意義。因為即使台灣獨立了，美國可說是「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問題」之結果，與「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不背道而馳，諷刺的是當中國在東海試射飛彈，美國便嚴重地關切起台海的和平了。

日本必然成為美國的幫兇

東亞戰略調整報告最後更強調要「繼續利用民主、人權、貿易等方法來影響並限制社會主義體制的發展，以引導中國走向西方式的民主體制」。這一宣示體現了自1972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霸權性。而無視在今日多元性的國際社會裡，將自己的文化價值制度強加於他國必然是徒勞無功的企圖，旅美的林鐵印先生把過去23年的中美關係比喻為一條充滿堅硬暗礁巨石的河流，當流量大的時候河流平穩，但當流量變小的時候，則會形成急流洶湧而造成水落石出。美國如果想運用兩面手法，形式上與中國維持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又以台灣關係法的彈性（意指美國可作彈性的解釋）來拖延台灣問題的根本解決，其結果只有造成雙方關係的惡化。

近幾年來，海峽兩岸經貿及文化層次的交往，雖日趨頻繁，但島內的政治、文化及社會方面卻由於美國的經營「兩個中國」逐漸表面化，更走向分離主義。如此持續下去，特別是在明年3月，由公民直接選出其總統之後，美國朝野及世界民意必進一步地認知台灣與大陸分離的現實，由此對台灣的尊重必然更表面化，更公開而強烈，在此情況下，美國對台灣的干涉必會振振有詞地介入。這一情勢帶給中國的選擇只有付出高昂的代價，訴諸武力，帶來中美關係全面破裂的必然後果。其理由至為明顯，因中共如任由台灣獨立，必然會引起主權的削弱，政治的離心，引發新疆、西藏的連鎖反應，國家面臨支離破碎，何來中美關係可言，志同道合的日本，必然會成為美國的幫兇，中國能坐視而不充實軍備來防止此一局面之發生嗎？

走出所謂「中國人的悲哀」

《馬關條約》的簽訂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愛國家救民族的運動，加速了清廷的滅亡。不幸一百年之後，我們再度面臨美、日聯手的分裂中國陰謀，我們的前途似乎繫於二個條件：（一）建立一個槙根於本國的，思想上具前瞻性，為人民謀福利的領導體系，（二）這股力量應有能力組織，團結及激發人民，凝成為一股強大力量，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徹底粉碎分裂中國的外國勢力。兩岸半世紀來的分裂也為列強利用，我們應走出所謂「中國人的悲哀」。為富強康樂的新中國立心、立命，團結邁進。

〔註1〕唐德剛，《汪精衛投敵始末》，《傳記文學》397卷57頁，1995年6月。
〔註2〕Stephen Celb, ““Breaking China Apart”, The New York Times, Nov.18, 1992及 Charles Krautheimer, “Why We Should Contain China”,Time, July 31, 1995.
〔註3〕事起美國商船羅妹（Rover）號在紅頭嶼失事，船長夫婦登陸後，為土著殺害，駐廈門總領事李向德（Charles W. LeGendre）竟罔視國務院之緩和立場，唆使亞細亞艦司令貝爾（H.H. Bell）對台採取武力行動，藉搜捕兇手之名，強行登陸。
〔註4〕李國祁，《析馬關條約的簽訂及其影響》，《海峽評論》1995年4月，頁9。
〔註5〕George Kennan, Memoir 1932-1963,（Little Brown, 1972）Val II,P.54, Also, 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 46
〔註6〕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在1949年於沖繩島上訓練一支由中國人組成之特種部隊, 以便推翻蔣介石政府，建立另一親美之政府。見邵玉銘，《試論大陸淪陷前後之中美關係》，《國史與國事》（台北時報，1982）頁52。
〔註7〕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秘書紀錄，1949年3月1日。
〔註8〕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30年》，三民書局出版，1972年，頁49。
〔註9〕Hariy S. Truman, Memoir (Doubleday, 1995), P.356
〔註10〕吉田茂，《激盪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頁70-76。
〔註11〕袁明，《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美國對華政策》，見袁明、哈里、哈丁編，《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17。
〔註12〕John Foster Dulle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nd Formosa”, Dulles Papers, Oct. 11, 1954, Box II Truman Memorial Library.
〔註13〕如前。
〔註14〕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55, P.1
〔註15〕鮑紹霖，《台獨幕後》，《海峽評論》出版社，1993年，頁9。
〔註16〕據1975年5月號《遠東經濟評論》，美國自1957年開始即在氣候與地形與西藏相似之科羅拉多州，訓練西藏游擊隊。又據香港《虎報》（1988年10月21日）報導在關島集訓之西藏游擊隊曾潛回西藏發動叛變，前後殺害了四萬多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