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愛國奇人蔡智堪

一　前 言

民國42年11月18日，《聯合報》刊登一項重要消息，標題是：

「取得田中奏摺事確係蔡智堪所為。中央黨史會列入史冊褒揚，羅家倫贈屏賀蔡氏壽。」其內容如下：

「關於究由何人取得田中奏章一事，現經趙孽子先生、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及本報記者多方調查考證結果，已經證實係由苗栗蔡智堪先生所為，此事已由趙孽子先生作成結論，中央黨史會也將把此段史實編入黨史，以資褒揚。……」

這天正好是蔡智堪先生的66歲大壽，由於他智取田中奏摺的愛國事跡，中央、省、縣地方首長、名流，都來登門祝賀，或派代表致慶，可謂車水馬龍，冠蓋雲集，為後龍地方平添一番盛況。而同一版並刊出趙尺子所作《蔡智堪先生六秩晉六壽序》一文，敘述他為求尋找《田中奏摺》抄取者，以及與蔡智堪通信獲知真相的經過，最後論及蔡氏的貢獻以為壽，云：

「抗戰八年，卒獲勝利，蓋出諸田中奏章所賜。所云：『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自小學生，以及販夫走卒，類能道之，此人心士氣之所以為之激高也。而田中奏章之得出日本皇室書庫，而與國人相見，則先生之功也。是可以不朽。不朽，則大壽也。」

這可以說是對蔡智堪先生一生事跡的最後定論，他的確因此而不朽了。

對於《田中奏摺》的內容，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上奏給昭和天皇裕仁的奏章，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年侵略中國、併吞全世界的陰謀計畫。所以談到日本侵華，就不能不提到田中奏摺。但是這一極為機密的文件，究竟如何被洩漏出來，公諸於世，則始終是一個謎；直到民國42年7月間，蔡智堪先生向黨史會主任委員羅家倫先生吐露抄取經過，這段史實，才為世人所知。然而對於這位當年為祖國效力的台灣愛國奇人的事跡，知道的人並不多，不免令人感慨萬分。

今年是抗戰勝利50週年紀念，也是「九一八事變」64週年紀念，在一片慶祝勝利熱潮，及譴責日本侵華罪行聲中，由華視製作的「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專輯」的節目，在提及日本侵華史實時，竟片面採用現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陳鵬仁先生的說法，認為「《田中奏摺》這個東西是沒有的」，甚至否認蔡智堪先生抄取田中奏摺之行為，說他是「為了邀功」而說假話，毫無實據，就武斷地予以否定，實在令人難以苟同。

筆者亦為歷史研究工作者，研究蔡智堪與田中奏摺多年，曾著有《台灣志士蔡智堪傳》一書（民國70年9月出版），因不忍見此一已被政府學者認定的史實，被隨意湮滅竄改，蔡氏愛國事跡被抹煞，本諸歷史求真的良知，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所謂：「真理愈辯愈明」，爰將此一事實經過，綜合各項資料，將奏摺真偽問題再加以推理考證，以求得歷史的真相，而得其平。

二　蔡氏生平及抄取奏摺經過

蔡氏名德扁（省稱扁），字智堪，自號「斯石堂主人」，苗栗縣後龍鎮人，生於光緒十四年十月十二日（西元1888年11月15日），民國44年9月29日（陰曆八月十四日），因心臟病去世，享年68歲。

11歲時，隨父東渡日本，於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就在東京開設「蔡豐源商行」，經營輸出入貿易業務，商務發達，自購船隻，往來航行日本、南洋之間，成為東京有名巨商。由於岳父林英初與陳少白關係，使他對革命有極深的信念，旋以陳少白介紹，得晉謁孫中山先生，遂駐籍同盟會，從此獻身革命，終身服膺中山先生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民國4年，袁世凱稱帝竊國，蔡鍔奉國父之命，取道台灣，經香港轉雲南，興師討袁，未料，於12月初抵基隆時被扣，蔡氏情急機智之下，以八千銀元賄通日警，由煤艙口負出蔡鍔，使換乘小輪船脫險而去，可謂大有功於護國。此為蔡氏影響國運事跡之一。

民國16年，日本「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閣，以首相兼外相，展開武力對華政策，侵華野心更為明顯。先是出兵山東，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繼而召開「東方會議」，通過「對華政策八項指導綱領」，將滿蒙置於特殊地位，企圖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以為征服中國的基石。田中義一乃將會議結果整理後，上奏天皇，此即「田中奏摺」，各國獲知，皆欲刺取而不獲。此時，蔡氏亦受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王家楨的委託，不計任何代價取得田中奏摺。蔡氏絞盡腦汁，費盡心機，終於想到利用日本政黨間的矛盾，乃運用其與民政黨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的關係四出活動，並以巨金宴請保皇派元老牧野伸顯等人，牧野等認為田中的武力併吞政策，將危及天皇萬世一系的體制，於是默許經由中國方面揭發田中奏摺，藉此打倒田中內閣，挽救日本帝國的命運。因此計議由牧野命其妾弟山下勇引導，並買通皇室書庫官，由蔡氏裝扮成補冊工人，於深夜冒險進入皇宮皇室書庫，利用兩個晚上的時間，將田中奏摺抄寫完畢，共約三、四萬字。蔡氏乃將此一密件，親自攜往瀋陽交給王家楨，由王家楨請人翻譯，即以「田中奏摺」之標題，公佈於世，於是舉國嘩然，世界震驚，其後我政府先發表於南京《時事月報》，嗣於「九一八事變」後，再度正式發表，美、俄各國皆予以轉載，日本政府立即矢口否認，誣為中國人偽造，此即「偽造說」的由來，但仍激發國人抗戰精神，促成抗戰的勝利，其功勞甚大，此為蔡氏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然而蔡氏卻因此而遭到日本政府的逮捕入獄，沒收其財產二百餘萬美元，直到台灣光復後才獲出獄，然已一貧如洗，生活困難，晚年更是淒涼，幾乎無錢治病。其一生奔走革命，為國事毀家紓難，雖至死而不悔，實為一位心懷祖國的台灣愛國傳奇人物，令人敬佩。

三「偽造說」與「邀功說」？

自從《田中奏摺》公佈以來，由於日本政府的矢口否認，誣為中國人偽造的，日本學界亦一直存在著「偽造」的說法，有「日本通」偽造說，中共偽造說，以及蔡智堪、王家楨偽造說。其主要論點有四：其一，奏摺中行文有些史實的錯誤。如「九國公約」後，大正天皇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海陸軍元帥審議，並研擬對策，但當時山縣有朋已經去世。其二，奏摺中有許多非日本政府的用語，如「我帝國主義」、「四頭政治」、「十把一束」等詞彙；其三，奏摺附有田中亦一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得郎代為奏呈的書函，這違反日本上奏文書的程式；其四，奏摺與田中義一上奏文件的文體不同。無論是日本官方或學者的說法，除了主觀的認定無此項文件外，大多是從文書呈遞的程序、文體、慣例不符，以及部份內容史實有誤，而加以否定外，並未能提出有利的證據以證實其不存在。

至於中國方面，由於深受日本之害，而且侵華史實幾乎與田中奏摺一一吻合，故大部份認為是真的。反而是在戰後，有少數中國大陸學者，和台灣學者發生質疑，或加以否定。台灣方面的偽說法如下：

一、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專門委員陳在俊於「近代中國」四十七期發表的文章中，認為《田中奏摺》不是真實的文件。

二、現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陳鵬仁，先是在《歷史月刊》42期發表《從蔡智堪與田中奏摺談起》一文，認為「蔡智堪說的不是實話」、可能是他「事後的一種自我吹噓和邀功」，亦即蔡氏自述乃是做假的行為。又說蔡氏到皇室書庫抄取文件，和花五千圓日幣請客不是事實，花兩個晚上抄寫三、四萬字也不可能，所以他認為「《田中奏摺》是假的」。此外又於今年7月間，在華視的特別節目中，公開宣稱蔡智堪是「為了邀功」而說假話，再度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和蔡智堪的事跡。

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明德認為，田中奏摺是「中國人因日本阻撓南北統一、對田中內閣積極侵華政策的不安和反感而醞釀出來用以打擊田中內閣的東西」。所以，「並沒有田中奏摺這樣的東西存在」。

由上述可知，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並指為中國偽造的說法，主要是日本方面，而中國方面的學者則是附和日人的看法，甚至提出其個人意見，以加強其偽造說論點。然而弔詭的是，雖然他們認為「田中奏摺」是偽造的文件，但卻又說它代表日本當時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亦即承認日本的侵略事實，甚至肯定蔡氏因愛國而做假的行為，這種論調可謂互相矛盾。然而亦只有主觀的臆測，並無實據，茲論辯如下：

（一）皇宮豈是那麼容易進去？從皇城進入書庫怎麼可能費時一小時？故抄取奏摺之事為不實。

按日本皇宮戒備森嚴，固然不易進去，但並非絕不可能。蔡氏的計策是說通元老牧野伸顯，由其侄山下勇（皇室書庫管理員）為內應，蔡氏喬裝成裱糊工人，給予臨時通行證，由他引導進入，瞞天過海，而且是深夜，不易被人察覺。至於何以花費一小時？主要是怕被發現，所以可能不走正路，拐彎抹角走小路，躲躲閃閃，自然耽誤時間，怎麼不可能花費一小時？蔡氏說他於11點50分由皇城進入，到達書庫時間是午夜0時50分，可見他印象十分深刻。我們並非當時當事人，怎能推斷不可能？

（二）五千日圓可以買一棟房子，以之辦一桌酒席令人難以置信。

考之歷史上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一擲千金者，所在皆有，而蔡氏的豪氣比之古人並不多讓。如戰國之孟嘗君、呂不韋、弦高等等，其人皆有大志，故能做出非常人所能作之事，所謂「非常人做非常之事」，豈可以我輩常人之心度之？更何況蔡氏宴會除了酒席之外，還包括吸鴉片，當然所費不貲。蔡氏之子鹹源目前於大陸經商，他曾告訴筆者，據其親身經歷，某富商大賈曾花費巨資宴客，會後每人還致贈20萬元車馬費，如此大手筆，對常人而言也是難以置信。動輒一擲數百萬元，對富商是小意思，對我輩常人雖是一生都不可能之事，但卻不可以我之不可能而否定他人之可能。須知蔡氏在當時為富商，而且為了獲得敵國機密，挽救祖國命運，雖犧牲生命財產，在所不惜，怎麼不可能？

（三）日本人稱奏摺為「上奏文」，並非「奏章」，所以認為蔡氏所說不是事實。

按不論是奏摺，或奏章、上奏文，其意義皆是臣子上奏之文，中日語法不同，中國人自然以中國語法稱呼，例如王家楨請人將抄件翻譯，他取名為《田中奏摺》，而譯文內容有語體文，也有文言文，都是中國文體，當然不是日本文體，否則中國人如何看得懂？蔡氏自述是給中國人看，當然用中國語法文體，而非日本語法習慣，怎可以偏概全，由此否定蔡氏行為，而認定田中奏摺是假造的？

陳鵬仁先生的說法，只有個人主觀的臆測，並未舉出實據足以否定蔡氏的行為，尤其是蔡智堪根本沒有必要為「邀功」而說假話。他為了揭發日本野心，而花費巨資，冒著生命危險抄取田中奏摺，事後又被日本政府沒收家產，逮捕入獄，傾家蕩產，由富而貧，家境清寒，竟至無錢就醫，還須由大陸救濟總會資助送入台大醫院醫治，他以日本臣民的身份，秘密為祖國效命，在抗戰勝利前，應向誰「邀功」？戰後卻一直保密到民國42年才因趙尺子、羅家倫先生的追問而吐露，若要「邀功」，最佳時機應該是在抗戰勝利後才是，但蔡氏卻未如此做，即使在吐露真相後，仍是功成不居，只接受台灣省政府「參議」的名義，並未接受政府實質的補助，故所謂「邀功說」並不足以成立。

除了上述的論辯以外，還必須注意的是，田中奏摺是蔡氏用兩個晚上迅速抄寫的，所以王家楨的回憶說，「原件抄得非常潦草，錯字錯句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宜閱讀。」所以翻譯以後，他又將「意義不明瞭，或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研究，加以添補。」因此奏摺內容經過抄寫、添補、整理，這可能就是被認為有史實錯誤的緣故。至於蔡氏自述，又經過趙尺子先生將其「用古體國文又夾雜日本話的語句」，改成語體文，這都是自述內容發生訛誤的原因，在考證內容時應該詳加考慮的。不能因為少數訛誤而全盤否定田中奏摺曾被蔡智堪抄寫出來的事實。

四　結 語

由於《田中奏摺》是日本政府最高機密的文件，為了逃避戰爭責任，以免犯天下之眾怒，日本政府絕不可能使其出現，吾人如果寄望於原件的出現，才承認它的存在，那麼，「田中奏摺」將永遠成為千古懸案。此猶如法官判案，對於殺人犯，雖其直接證據被銷毀，但仍可以從目擊者或其他旁證、心證，證明此人有罪。

《田中奏摺》的直接見證人是抄取奏摺的蔡智堪，和得到抄本而翻譯刊行的王家楨，1950年以後，他們分別在大陸和台灣兩個不同的時間、地點，說出一件相同的歷史事實－－田中奏摺，雖然他們的自述，有傳遞方式和抄件出處的不同，但卻不足以否定田中奏摺存在的事實。民國36年夏，蔡氏與王家楨取得聯繫，得其覆函云：「閣下宣勤國事，不辭瘁勞，身體既失自由，財產亦遭損失，緬懷高風，曷勝欽遲！」即是指蔡氏因田中奏摺事發而被沒收財產，和入獄之事。此外，相關重要的旁證是顧維鈞於民國21年11月24日，在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上的答辯：

「日本之是否有此項文件存在，殆能出入東京皇家檔案庫者外，更無人能提出確切證據。」即直接指出奏摺文件出自皇室書庫，不久皇室書庫28名管理人員全部被免職，可以證實蔡氏所說，及奏摺抄件的存在。再者為民國42年6月26日，前外交部長王正廷答覆黨史會有關田中奏摺原委，其中各點承認當時曾用盡各種方法，幸而取得田中奏摺，而經手人往往不肯露出真姓名。至於蔡氏受東北當局托付抄取奏摺經過，雖未與其晤面，但為可能有之事實，亦承認中央政府並未給蔡氏津貼。當時奏摺是由王家楨交給外交部發表，故可證實確有其事。另外有關蔡氏身份最要的證據是，大陸遼寧檔案館於1991年出版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一書，其中有一專題是《蔡智堪活動文電》，從電文內容可以證實蔡智堪的確「是在1928至1932年期間為我東北地方政府提供政情的愛國者」，證實蔡氏確有此能力，以秘密情報員的身份，獲得田中奏摺抄件。

此外，從邏輯上的推論來看：其一，主觀的未見不能證實客觀的無有，亦即雖未能見到奏摺原件，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其二，若無田中奏摺的存在，則必須先證明顧維鈞、王正廷、蔡智堪、王家楨等人所說皆是假話。若田中奏摺為偽，則必須否定田中義一的武力對華政策，和日本種種的侵華史實。其三，若蔡氏自述是作假，則必須否定自民國42年以來，學者、黨史會、政府的肯定。這包括羅家倫、趙尺子先生、黨史會列入黨史、《蔣總統秘錄》、「蒙藏委員會」的褒揚獎狀、蔣總統中正的挽額「卓行流馨」等等。

民國70年，政府為慶祝建國，以及紀念「九一八事變」50週年，特舉辦展覽，其中有展出蔡智堪先生的照片，標題為「揭露日本侵華田中奏摺之台胞蔡智堪先生」；翌年，黨史會舉辦「九一八事變51週年回顧展」，亦特別展出蔡氏的照片。

西方史家認為：一項史實，不與一般經驗衝突，不與吾人觀察相左，已顯現其可能性；如有適當的目擊者作證，則幾於完全真實，換言之，已真達到最高度的可能。

由本文上述的論辯，可以推斷並肯定田中奏摺存在的真實性，以及蔡智堪先生抄取《田中奏摺》的貢獻。蔡氏可說是一位台灣的愛國的傳奇人物，他為愛祖國，不惜犧牲家產，雖功成而不居，淡泊高風，其行可欽可敬，我台灣先賢列傳中豈可無此人？蔡智堪先生去世至今已經40週年，所謂「不容青史盡成灰」，若其地下有知，必傷心涕淚，既為己悲，更為國運而悲，又豈能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