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的社會衝突

70年代是繼30年代後，本世紀思潮蓬勃發展的年代，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全球性學潮，及二體制對立的世界權力結構的瓦解與重整 　在世界風雲的大浪潮中，台灣雖處戒嚴高壓下，呈現一片寧靜，但在寧靜中仍不免於風雨。尤其是經「二二八事件」和50年代「白色恐怖」所鎮壓下去的反帝愛國主義（俗稱「左翼」）思潮，又重新在美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共主義聯合牽制下的台灣復甦。一群愛國主義復甦的台灣知識分子，集結在《夏潮》雜誌，展開了50年代後台灣社會思想啟蒙的工作。他們人數雖然不多，影響雖然不廣，但是，卻發生了深遠的作用。80年代繼之而起的社會運動的議題，幾乎無一不是由這批知識分子「開發」出來的。並且，影響了80年代活躍的學生運動，郭紀舟為了追溯自己參與的80年代學生運動，而追溯到了《夏潮》的歷史。
本文為郭紀舟東海大學史研所論文《1970年代台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的第二章摘錄。本刊將連載郭著重要部分。敬請關心台灣近現代史和台灣本土前途的讀者不要錯過，特此向讀者鄭重推薦。編者

背景結構

197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台大社會服務團、民族主義座談會、「小市民的心聲」論戰以及新詩論戰等；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源於，在威權政體統治下，政治體制與制式教化詮釋體系逐漸的僵化，以及美國支援的退出，威權政體面臨再編組的結構危機中，出現了結構性的縫隙，對威權政體早已不滿的知識份子，從而在此縫隙中爆發出一連串的自覺性的社會衝突。

這種自覺性的社會衝突具有高濃度的民族自決與社會意識，民族性與社會性，卻內含著對冷戰體系的反省，並逐漸顯露出左翼的思考形態；美國華人的保釣歷經左轉、回歸、統一的過程；台灣知青從保釣運動轉向社會服務團的社會階級意識；文學上的新詩爆發「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要求立場的意識型態爭奪；我們不禁要問：經過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後的台灣社會，在層層嚴密控制下的威權政體社會，為何會在這幾次的社會衝突中繃現左翼的思考態度？它是如何自覺或不自覺的引發對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反叛？

1953年韓戰爆發，美國唯恐中共藉由韓戰向亞洲擴張勢力，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化解中共侵犯台灣的可能危機，美國基於反共圍堵的全球戰略，提供美元援助台灣軍事及經濟，台灣進入美蘇冷戰結構底下，資本主義體系亞太戰略防禦系統的一環。美援最重要目標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力量，穩定國民黨的反共政權，美援從1950至1965年期間總共支付軍事費用高達25億美元，包括人事費用、飛機、坦克、船艦、車輛等。

1950年代國民黨選擇了與美國合作的反共大協作世界體系，透過高壓的統治，全面搜捕左傾人士，製造白色恐怖的社會氣氛，奠定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以及透過土地改革，剷除地主階級對佃農與農民的剝削關係，台灣社會形成小農戶的生產形態，政權與地方直接聯繫下，控制了社會的安定。社會學者王振寰認為「在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雖然身在台灣但卻心向祖國，因此光復大陸是那時期國民黨政府施政的最終目標。它要代表全中國，而美國亦在國際上幫忙它正當化了中國代表的地位。〔註1〕」國民黨藉由美國的軍事援助以及在國際地位的正當化支援，以及恐怖的鎮壓手段，確立在台灣社會的威權統治。

美國與蘇聯展開的世界冷戰結構，主要在於爭奪各國的發展路線，軍事設備的防衛與保護，將資本的原料、商品的流通、生產的利潤給予絕對的安全性，因此對美國而言展開全球戰略防衛體系，目的以「反共」為名，主要在於鞏固及擴張美國的資本流通和產業利益。藉由資本援助，美國政府可以控制他國的內政外交，維持政權安定，使其政策方向和發展路線吻合美國的政治經濟利益，吸納入世界資本體系結構〔註2〕。台灣對美援的依賴，逐漸由50年代的軍事援助轉向60年代的經濟貸款，逐步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深化台灣經濟。美援進入60年代轉以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主管，此時期以貸款為援助的主要內容。這個貸款援助主要為擴大民間資本的開發以及引進美國資本的進入，國際開發總署向國民黨政府提出19點經濟財政改革計畫，要求將民營企業予以自由化，鼓勵民間投資，放鬆外匯管制，並建立優惠外資的投資法例及環境，使台灣經濟形態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而與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繫掛鉤。60年代美援由軍事援助轉向經濟貸款援助之因：「反共已不足以維持國府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引進美資或增加對美出口，則可建立更廣泛的的實質關係。〔註3〕」藉由擴大台灣與世界體系的結合，商業資本直接的與美國跨國公司往來，替代彼此間的政治外交關係，以跨國公司資本的輸入取代外交、軍事上的實質關係。

1965年美援終止，美國的理由是台灣的經濟已達「自立」階段，劉進慶認為美國所謂台灣經濟已達「自立」階段，在實際上，亦即台灣經濟對美日的依賴體制不外乎意味著對美日依賴關係取代了美援〔註4〕。美國放心的撤離台灣的經濟援助，確立台灣的反共軍事力量已經可以自主，表明台海不太可能有軍事危機。另一方面60年代的越戰使美國陷入泥沼，對外戰爭上的經費受到困難，美國亟欲擺脫越南帶給它內部社會、經濟的困境。

1968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決定終止越戰，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在中國東北邊的珍寶島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中蘇緊張關係達到極點，由於中蘇交惡，尼克森採取向中國示好關係策略。尼克森想利用中蘇的矛盾，將中共進一步拉開其間距離，而且中共堅持協助北越人民軍，因此與中共改善對立關係，「可能幫助我們結束那場戰爭的苦惱」〔註5〕。這樣的政策使得亞太防禦體系的反共圍堵政策成為必須緩和的計畫，台灣不再成為反共的前哨位置，美國開始一方面拉近與中國關係，一方面疏離與台灣在政治外交上的關係。1970年聯合國大會上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國家超過支持中華民國（但未達三分之二），這樣的現象，使美國加緊與中共的和談速度。1971年7月15日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大陸，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中共加入，而台灣國民黨政府為了面子自行退出以示抗議。緊接著1972年2月尼克森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文中有：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而且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1973年5月北京與華盛頓互設辦事處。總之，尼克森逐步放棄過去與美國同一戰線的台灣，並向中國表示出和解談判的友好態度，這一行動不僅動搖了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基礎，甚至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制訂對華政策，轉向承認中國大陸政權。如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認北京，和台北斷交、1971年9月日本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等。

其中1970年9月日本外相愛知發表尖閣群島（釣魚台群島）是「日本的」，而美國國務院亦表達「琉球之剩餘主權仍屬日本」〔註6〕，國民黨為了保住聯合國席位，對美、日政府片面的宣佈採取低姿態，釣魚台的領土主權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而引發了島外與島內的保釣運動，開啟70年代序幕。但是在進入保釣事件的探索前，先回溯整波政治外交的困境中，國民黨政府的因應政策。

在這一連串的外交危機中，美國援助的正當性失去後，迫使國民黨開始進行政治與經濟再編組，亦即「台灣化」，首先籠絡政治菁英促使台灣社會的中上層階級參與國家機構，使其認同、支持國民黨的政權統治，其作法：第一，透過增額選舉，增加國會中台灣與海外華僑代表，以抒解國會全面改選的要求，進一步籠絡地方派系；第二，啟用青年才俊，革新保台措施，黨與政府體制逐漸納入台籍人士，李煥被任命為組織工會主任，執行國民黨人事佈局的台灣化，如《大學雜誌》裡的張俊宏、許信良。內閣閣員中台灣人人數由3名增為6名，開始任命台灣人出任省主席，謝東閔為首位台籍省主席，之後還有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1960年代起來的民間資本，由於銀行金融融資被控制於國民黨政府手中，形成中小企業階級必須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國民黨也放寬加工進口業與外資「技術合作」的投資行業，中小企業積極與世界資本體系形成從屬的依賴關係，國民黨在經濟上的主導力量，「它一方面可以展現國民黨統治優於共產中國，另一方面可以穩定政治社會秩序。〔註7〕」因此一方要求政治秩序的認同，一方要賺錢的利益，兩者休戚與共。

然而因經濟發展起來的台灣社會，卻有一部份廣大的人群從農村被擠壓到都市工廠工作，形成農工階級與都市中產階級，在政治經濟再編組的過程中，這兩個階級都沒有沾到邊，加上從裡面成長出來的知識份子更是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僵固性與脅迫性感到不滿。國民黨的政經再編組的「台灣化」過程中，使台灣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陲位置，然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城鄉兩極化、農民與工人階級的困苦、貧富的懸殊對立，生態污染與環境公害、色情行業大量出現、社會道德的敗壞及秩序的紊亂，接連的出現在日益資本化的台灣社會。但是威權政體的壓制性與保守性格，使得多數的知識份子苦悶無處發洩，紛紛以出國（從商或留學）來逃避台灣政治社會苦悶與蒼白的氣氛，而最大多數的是逃向資本主義的天堂－－美國。

1969年聯合國ECAFE（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在曼谷發表調查研究報告中說：台灣東北20萬平方公里，包括台灣北部釣魚台列與附近為石油大油田所在〔註8〕。1970年9月日本外向發表釣魚台群島主權屬於日本，美國國務院同樣宣稱，而此事件經過媒體大肆報導，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發表對於釣魚台列島的新聞報導，表示暫不置評〔註9〕，雪上加霜的是宜蘭縣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遭日艦驅逐。針對此一事件，時為台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王曉波於11月份《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督促政府保衛釣魚台：「擁護釣魚台群島主權的有國民黨、青年黨和民社黨。民意團體計有：監察院、立法院、國民大會、台灣省議會、彰化縣議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等。民間輿論團體計有：《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中華雜誌》、《展望》、《新聞天地》……幾乎所有政論時評的刊物都已發言了。這就是台灣20年來，民意人心最偉大的團結鏡頭。報紙讀者投書，海外學人致函，學者作家立論，議員代表諮詢，友黨人士支持，在這樣海內外輿論嘩然，千萬人民引領而待政府態度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卻『不予置評』，難道我們的外交部除了辦理絕交事宜以外，只會『不予置評』嗎？〔註10〕」從王曉波的描述可知台灣的輿論界對於釣魚台事件已經沸騰到極點，然而國民黨爭取釣魚台主權的態度過於遲緩以及曖昧，對具「理想主義」的青年早已是無法忍受的事情。整個運動發起的理想主義心理因素，具有歷史背景的震盪：1.60年代後期國際地位衰落，退出聯合國及中美外交正常化，以及王曉波所言外交部只會「辦理絕交事宜」，對台灣命運給予極度的刺激；2.「五四」的學生運動精神，長久以來殘存在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中，王曉波文章開頭副標題以五四運動的宣言〔註11〕，企圖借用五四運動的歷史正當性，喚起青年的行動主義；3.每個擠破頭考進大學的學生，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近代史，都有深刻的「背誦記憶」，「反日」思想容易被激發出來。

〔註1〕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社會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卷一期，1989.春季號，p86。
〔註2〕文馨瑩《經濟奇跡的背後》，台北，自立，1990.1，p69。
〔註3〕同上註，p255。
〔註4〕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6，p366。
〔註5〕熊志勇《艱難的選擇－－中美關係正常化對美台關係的影響》，資中荺、何迪編《美國對台政策機密檔案》，台北，海峽評論社，1992，p168。
〔註6〕茅漢（王曉波）、王順《保衛釣魚台！》，原刊《中華雜誌》88期，引自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台北，龍田，1979.12，p395-397。
〔註7〕同〔註1〕，p92。
〔註8〕《保衛釣魚台運動大事年表》，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p621。
〔註9〕同上註，p624。
〔註10〕同〔註6〕，p405。
〔註11〕五四運動宣言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而這兩句話，後來由台大大學論壇社書寫成巨幅標語，懸掛在農經館的門口，刺激台大學生的歷史記憶，藉以喚起想要學習北大精神的台大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