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下台灣問題之思考（下）

四、老問題新認識

那麼面對當前全新的形勢，首先從大方向理解「中國強大和解決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的能力成正比」的判斷，應該說沒有問題，因為首先，國家「強大」代表了影響力和解決問題的選項明顯增加，因此，不懼怕任何挑釁，同時可以牢牢掌控事態發展的主動和主導權；其次也必須看到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強大」絕對不會順利，注定困難重重，反反覆覆，是所有事物向前發展的常態；其三所謂「強大」，不能只從自我對比，還需瞭解自己，更需比較對應各方在可預見的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從國家統一的政治工程來看，絕大部分人都對「國家統一」的前景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對「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則顯然信心不足，而且呈現越來越弱的趨勢。其實在新的世紀裡，縱使中國國民黨主政的台灣也是公開地主張「不統一」的，所以「和平統一」原本就不容易，如今也並非更艱難，因為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即美帝不可能輕易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最廉價、最聽話的籌碼－－台獨牌。進入「百年不遇的大變局」的新時代，我們需要針對新時代台海的主客觀形勢的變化，辯證地分析問題，並提出新思考。在傳統的思維十分偏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得干預，這是法律上堅持，立場正確；然而在以往的國際政治上，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在利用兩岸矛盾謀取自己的利益，甚至連中、小型國家也會在關鍵事務上索求好處，立陶宛的鬧劇便是一例。這裡顯示的是中國能否以外交手段擊應對國際外交上一場「政治代理人戰爭」，立陶宛如今的轉變已說明國際格局的變化。

其實在「國家完全統一」的議題上包含三大部分：統一大業、兩岸關係、台灣問題。

第一、統一大業：包括了「國家統一」的法理基礎，即國際上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此一原則不僅僅是依據聯合國1971年的2758號決議，而且在聯合國相關專門機構也以正式決議清楚說明，如1972年5月第25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第25.1號決議。聯合國秘書處法律事務辦公室官方法律意見明確指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沒有獨立地位」，「台灣當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實踐中，聯合國對台灣使用的稱謂是「台灣，中國的省」。另外還見於中國與任何一國家的建交公報。其次為「統一手段」即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和武力手段，由於統一法理基礎完全完備，且為國際公認，所以理論上不管中國中央政府採用何種手段，均屬反對國家分裂或平定內亂的「合法」作為，但中共不厭其煩地宣示並努力落實和平統一，迄今未變。三為統一後治理，這一部分從毛周的「一綱四目」，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再到如今的「台灣方案」本質上都是希望完全統一的中國可以長治久安。所以從「中國統一」，特別是「和平統一」來看，是完全沒有問題，不過「和平統一」的說服對象由台灣當局而台灣人民，再到美國政客。

第二、兩岸關係：這一部分在地理上包括大陸、台灣島和台灣海峽三大塊，在兩大關係上是台海議題與兩岸互動。

以「台海議題」論，自大航海開始，台灣海峽一直是國際貿易重要的通道，然而在國際法上，台灣海峽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海」？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各國由領海基線向外延伸12海里為「領海」，再向外12海里為「毗連區」。台灣海峽最窄處約70海里，最寬處約220海里。根據當前兩岸官方各自宣告的領海及毗連區範圍，可以發現台灣海峽仍有兩岸各自的領海和毗連區覆蓋不到的部分，這部分確實是各國船艦可以自由航行、通過的水域。而中國聲明「台灣海峽完全被『中國的內水、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所涵蓋……中國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所以中國主張無害通過。

美西方集團想借台灣海峽的國際化來阻止中國統一，但美國非該公約簽字國，卻樂於以法管人，所以美國任何引用此一公約的說法不足採信。而中國以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阻止外國妨害中國統一。這樣在台灣海峽水域就只能依靠實力，沒有實力，台灣海峽就是國際通道，有實力，就只能無害通過。中國在台灣海峽的管轄權，就是以實力為憑藉，利用美國政客的無禮干預和台獨政客自以為是的挑釁而逐步實現，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對台灣海峽的管理必然與台獨的挑釁成正比。

至於中國大陸、台灣島之間的兩岸互動，主要存在著封鎖、對抗、對立、交流四種關係，還可區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大部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存在著交叉地、複雜地關係，雖然從本質上說兩岸關係是由兩岸公權力共同決定，但事實上，一如北京當局所宣稱的已「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所以在當前兩岸官方完全對抗的情況下，民間的交流依然不斷。特別是台灣民眾確有與大陸交流的需要，因為如今的大陸在中共治理已是現代化的、不斷進步的新社會，理性的台灣同胞為了自己的朋天必須登陸。

第三、台灣問題：毫無疑問這是中國統一最為核心的問題，包括了統一前反台獨以及統一後台灣之治理，後者本文暫不涉及。當前挑戰是「台獨」政客瘋狂地、無底限地配合美西方集團反中、仇中政策，對中國而言，無論從地緣政治的安全、地緣經濟的發展，或是地緣科技的未來戰略看，都不可能容忍台灣長期成為「跪美媚日」地抗中島嶼，而「媚外抗中，數典忘祖」正是台獨政客真正的本質，他們以敘「史」為藉口稱日本為「母國」，他們承認釣魚台列島屬日本，主張「台灣是美國未合併領土的美屬台灣群島方案」、主張台灣是「日屬美佔」等。追求中國統一勢必要消除台獨。

然而，「消滅台獨」除了輿論的撻伐，法律的懲處，必要時武力的圍剿之外，還必須理解「台灣」如何創造自己長期對美帝與西方集團的價值。台灣自從中國內戰與大陸分治以來，一直充分利用自己地理優勢，創造不同時期西方集團需要的「價值」，從而得以長期為西方集團利用；台灣是如何創造「地緣價值」呢？ 首先是利用冷戰前沿的地緣優勢，成為西方圍堵共產鐵幕的反共堡壘，充分發揮其地理位置的「反共」優勢，從而成為西方陣營的反共尖兵，台灣因此獲得30年的安全保障，得以經營其他「地緣價值」。

其次是從上世紀60年代中葉，美國對台經援叫停，台灣打造「加工出口特區」，引進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資本主義生產輕工業產品，加上60年代末推動九年義務教育為1970年代培養了敬業、勤奮又有基礎知識的工人，從而進入資本主義經濟鏈，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鏈中不易取代的環節，這樣在意識型態淡化的過程中，透過台灣當局對全球經濟趨勢的敏銳觀察，加上「政治穩定」的優勢，營造出地緣經濟的優勢。

其三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陸進入改革開放，開啓了特區經濟，台灣自身則面臨內部的騷動，「經濟特區」因此很快吸引了港、台企業赴陸設廠，預示台灣憑藉的「地緣經濟」紅利逐漸亮起紅燈。8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執政者作了兩手準備：一是政治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為90年代全面民主化作好充分的社會準備；二是將台灣經建部門早於十多年前開始的半導體產業長期計畫，這是源於當時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的憂慮：「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1985年8月張忠謀在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的力邀之下，從美國來台接任工研院院長。上任後僅兩個星期，當時負責科技事務的政務委員李國鼎就請張忠謀規畫並設立一家積體電路製造公司，於是正式開啟了設立台積電的計畫，當時晶圓廠是兼做設計與製造的垂直整合模式。得到政府許可，也為台積電設定了致勝的經營模式。成功之後，更進一步帶動全球包括台灣的IC設計公司風潮，改變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運作模式。不過這已是新世紀以後的事。

而80年代中期之後，政治民主化的推動到了90年代逐步全面鋪開之下，又被美國吹噓為發展中國家推動「美式民主化」的樣版。台灣當局在地緣經濟的優勢漸漸萎縮之際，以「政治美式化」贏得地緣政治的優勢，之後的台灣當局更是以之為政治資本，一味「倚美反中」、「倚美謀獨」，無怪乎知名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要說，台灣對美國有巨大戰略重要性，美國將會保衛台灣，使中國侵台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若要遏制中國，美國絕不能讓台灣淪陷。」

然而，這畢竟只是米氏一家之言，事實上，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政客長期維持戰略模糊的成本也越來越巨大，特別是「台灣民主化」對大陸的示範效應，也隨著百年變局、新冠疫情和科技飛躍，「美式民主」的吸引力大幅衰退，因此，台灣的地緣政治的優勢也逐漸走到盡頭。

其四自新世紀20年代以來，面對AI時代來勢洶洶，台灣當局趕緊跟上，其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今年6月提出「人工智慧（AI）推動現況與未來方向」專題報告，指出台灣AI行動計畫 2.0（2023-2026）發展主軸推動重點有五：

1.人才優化與擴增。包括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及在職、就業培訓三個面向，強化整體AI國力。

2.技術深耕與產業發展。深耕AI軟體與晶片核心技術，加速AI相關之軟硬體產業發展。

3.完善作業環境。藉由推動資料治理，促進資料流通，並針對通用領域及特定應用領域推動AI法制。

4.提升國際影響力。積極參與國際AI相關組織、推動國際AI標竿企業或研發機構與台灣實質合作。

5.回應人文社會議題。AI可促成產業轉型升級，同時也帶來社會問題，應研析AI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以利研擬因應對策。

未來布局的「報告」也指出兩點，一、結合生成式AI和晶片帶動全產業創新；二、AI基本法引導部會推動各領域所需之法制與促進措施，由國科會規劃AI基本法。

從「報告」來看，顯然企圖利用美西方集團對台積電蕊片的依賴，而「台積電」其實也是中國國民黨在上世紀留下的資產。台獨政客用來打造台灣下一波的地緣科技優勢，以保證美西方集團對台灣進一步反中、抗中的支持。 然而台獨政客此次的規劃能力已大不如前。

首先、當年的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真正憂慮的是：「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台灣何去何從的問題；如今的政客操心的是黨的執政權，以及政客的權力，個人的利益。

其次，當年的規劃是同一時代尚在萌芽的科技，若非李國鼎先生的獨到眼光，蔣經國的完全信任以及政府的執行能力，才能把握前瞻性產業政策為台灣謀劃長遠的出路。而今的規劃則是著眼已到眼前的技術，是蹭AI的熱度，僅求不被淘汰而已。

其三，當年台灣並不富裕，但是投資半導體是一種高風險，而李國鼎等人又為了規避國營企業的規範框架和干預，刻意將政府自身投資比例設於48.3%，並邀得外資飛利浦投資27.5%，再在李國鼎等人再三敦促下招募其他民間企業投資24.2%，他們多信任政府才得以完成。而今當局卡在中美博弈格局中，面臨台積電其高性能蕊片被逼他遷，以及美國無賴式推銷武器，政客考量的是掏空台灣，分一杯羹，圖利自己而已。台灣的地緣科技優勢已岌岌可危。

其四，台灣採用「美式民主」的政權，四至八年必然更換，人亡政息，長遠規劃不可能執行，短期規劃沒有效果，所謂「台灣AI行動計畫」必定流為爭取預算的計畫。

其五，1960、1970年代之交時，大陸和台灣都處於工業起步，科技遠遠落後於西方，而大陸不與西方往來，蘇聯也對中國封鎖，所以大陸信息閉塞，對外界所知不多，只能自力更生。而台灣則與西方世界過從甚密，所以信息、資金、人才容易獲得，為台灣地緣科技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而今大陸對外開放已40餘年，無論在資訊的獲得、人才的培養、資金的取得等，科技發展相關的方面早已和台灣不在一個檔次，甚至差距不小，所以台灣想要依附美西方集團打造台灣台積電的優勢，打造地緣科技優勢，應已無可能。

中國現代化的成就不僅是國家統一的手段選項增加，成本下降，如國際上「一個中國」原則更堅實，美政府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質疑並未掀起波瀾；「和平統一」的籌碼也大大增加。如儘管在台獨民進黨治下，近幾年的兩岸民間交流仍不斷升溫。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主導權明確掌握在大陸，特別是在台灣海峽水、空域管轄權方面。

大陸和台灣的綜合實力，無論從哪一方面計量都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問題的性質已完全成中美博弈，當下要讓台灣人自覺地不作「東方烏克蘭」，從而倒逼美國不得不以協助中國和平統一來確保其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則中國和平統一的前景大可預期。至於國家統一後的台灣問題，關鍵依然在防止外力滲透、破壞與顛覆；充分尊重台灣同胞自主性，則台灣未來的長治久安是可以肯定的。

五、結 語

一、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中共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希望將阻力轉化為助力，只有真正的實力才能維繫強大的戰略定力，才能堅持和平統一而不輕易動搖。「白皮書」說：「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品質發展，將使大陸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大陸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吸引力不斷擴大，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礎更雄厚、能力更強大，必將有力推動祖國統一進程。」這段話彰顯了中共推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信心。因此，我們不應被美政客忽悠，而應努力為國家的和平統一盡心盡力。

二、美國沒想到蘇聯是中共的導師，都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結果蘇聯失敗，中國成功蛻變。中國現代化成功的秘密在與習近平說的「兩個結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美國要對抗的不僅是7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100年的中共，更不僅是200年的馬克思主義是結合了以上積極因素，一直傳承不已的五千年中華文明！

美國沒想到，中國40餘年的「改革開放」就能快速追趕上來，甚至有超越之勢。過去美國不會從自身找原因，只管對中國發起全面圍堵遏制。如今川普2.0時代，似乎也開始了兩手策略，一方面開啟反對建制派，改造美國，挑戰深層政府，建設效率美國，這是學習中國的自我革命；另方面使出各種手段繼續遏制中國，打壓中國。對美國而言，這是正確的因應之道，然而川普只有四年，對抗百年的深層政府、強大的利益集團，成效十分令人懷疑。

三、中西雙方所謂的國家「強大」，或不能完全等同。其相似部分是綜合實力的提升，不同之處可能更為重要，中國的「強大」其路徑大大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從中華文明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強大」是「王道的強大」，所謂「王道」就是並非以力服人，而是使自己的制度、文明成為「遠近悅來」的對象。從解決台灣問題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強大」代表台灣問題性質的根本性改變，從兩岸議題轉為中、美直接博弈、直接對決的議題。因為中國的「強大」代表台海兩岸已不在同一層次，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增多，統一的信心更堅定，和平的力量更強大，除非美西方集團嚴重誤判，除非台灣人甘於充當美國的東方烏克蘭，否則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支保衛全中國利益、捍衛世界和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