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當認識中國共產黨

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方面，中共的文本稱：「領導全黨緊緊圍繞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著重從思想和作風、體制和機制、方式和方法、素質和本領等方面加強和改進，有力地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

這些舉措說明中共黨中央不斷注意外部的變化，調整內部作為，一方面推動改革，讓人民獲利。另一方面也改革共產黨自身，渡過全球巨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衝擊，而且藉著9‧11事件，特別是美國的金融風暴危機，得以逆勢上揚。

習近平上台後，加大黨內反腐力度，整頓官場文化，不斷加強反腐肅貪的制度、法紀的佈署，強化幹部的治理能力；第二任期開始致力全民脫貧，全力推動所有中國人奔向小康，中國崛起，民族復興，公民自信已逐步實現。

同樣信奉共產主義，同樣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對共產主義也同樣有發展，但蘇聯70解體，俄共在今日的俄羅斯也未受人民擁護；反觀師從蘇共的中共，學習蘇聯，迄今百年，仍得民心，其政權亦邁向百年，依然生氣勃發，國勢冉冉上升。蘇聯敗於美帝，沒入史冊，中共對抗美霸，愈戰愈強；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個人以為相比蘇共，中共在政治的本質、治理的目標、治理的方法等方面得益於中華文化的若干優良傳統，俄羅斯沒有類似的文化。

第一在政治，西方政治學談「政治」，定義是「權威的分配」，所以「權力」是政治的本質，在西方封建統治下，人民飽受封建主的迫害、剝削，所以在資產階級資助和領導革命時，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為口號，吸引群眾，推翻封建主。當代西方政治學重點在權力的合法性，權力的約束，權力的制衡等方面。但中國人講的政治是從「家」為起點，（這裡的「家」是士大夫統治的「采邑」）所以齊家而治「國」（諸侯管理的「封地」）而平「天下」（天子承天命而治理的四海之地）。因為從「家」為起點，「家」裡的家長生而有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後又總結為「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所以權力的來源不重要，關鍵是有權力的領導為人民作什麼，人民滿不滿意，人民擁不擁護。因而在中國政治學中，政治的本質是「服務」，是服務人民的責任，所以才有「禪讓」之說，以「服務」為本質的「政治」，其後雖然逐漸「異化」成權力的運行，但是「為人民服務」，「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並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菁英分子加以保留，並不斷以此告誡皇帝及其各級當權者。

此一思想在當今民智已開，信息透明的時代，對於不照搬西方民選制度的中國政治而言更加重要。因此，我們看到中共領導人從毛澤東就強調「為人民服務」，到習近平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再到他要求幹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時時刻刻以人民為念，所以中共獲得的擁護絕非蘇共可比，不可能重蹈蘇共覆轍。

第二是反求諸己的內省，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中，遇到挫折、失敗或低潮時，以反求諸己，自我強化來突破困難，從自身找原因，孔子說：「吾日三省吾生」，所以面對蘇共的垮台，中共先從蘇共自身找缺失，再以蘇共的缺點逐一查找，自我對照，自我反省，自我進步。這種以「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肯定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所以中華民族的發展才可能表現出「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在共產黨的組織生活中也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雖然在執行中常流於形式，但只要領導者「明事理，大心胸」，對工作的成功往往有極大的幫助。習近平上台以來，在中共黨內重新強調此一傳統，而且更進一步提出「自我革命」，他說：「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如何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毛澤東同志當年給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第一個答案基礎上，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那就是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中共從革命以來一路使用，不斷挫敗中改正成長。

第三是共同富裕的追求，「共同富裕」乙詞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共同；二是富裕；前者是追求平等，後者是財富自由。「平等思想」在中華文化的經濟思想中十分重要，有公平，一齊的意思，孔子在《論語‧季氏》第十六篇中指出：「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後來成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成語，孔孟所言，都是指向「共同」之意。「財富自由」則不僅是有形的財產而是包括物質生活的無匱乏，還有精神的自由自在。《論語‧先進》篇描述曾皙（名點，字子皙，曾參的父親）的理想生活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這個儒家「民生樂利」的傳統價值，就是物質生活無虞之後，表現出社會集體的安逸無爭。這就是一種「共同富裕」的表現。中共在改革開放展現出初步成功之後，領導階層就開始調整鄧小平「先富帶後富，先富幫後富」的策略。

2015年10月底中共的「十三五」計劃啓動全民消除絕對貧困的重大政治工程，要求在五年內透過精準扶貧，即2020年底前實現解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核心問題。到中共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中共在消除大陸人民絕對貧困的現象後，「十九大報告」指出，「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二十大報告」中再提出，「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習近平強調「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價值追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14億多中國人民邁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這是針對個人的生活追求方面的努力。因為「貧富懸殊」是造成動盪最直接的因素，所以現代中國就不會允許城市中出現貧民窟，政府不會允許社會上出現流浪漢。中共政權相信政府更努力讓人民「有恆產，始有恆心」。

另一方面就是急難的救濟，為了防止突然的變故帶來的社會分裂危機，「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扶貧、扶邊」都是共同富裕政策的表現。

總之，蘇共與中共在相同的信仰，相似的制度運作，同樣面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滲透、封鎖，中共還遭遇霸權主義的打壓，但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在中國發揮關鍵作用，使中共在治理中發揮了民本政治、自我革命和共同富裕的特色，結果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因實行馬列社會主義而跨台，最終資產階級學者傲慢地宣佈「歷史的終結」。

反之在中華文化的加持下，中共實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對成為國際上國家治理的新典範，以致西方學者只能感慨「中國正在搶佔未來，美國卻陷入焦慮與退縮。」

五、結 語

（一）綜觀上世紀中國發生了三次巨變，不同政府作了不同的反應，結果大不相同。

相同地出國考察，以圖變革，清政府變而不改，最終覆亡。而中共銳意革新，摸石過河，紮實推進，終能引領中國崛起。

同為中國的現代化而努力，1949年起國民黨在台灣的努力是遵循資本主義模式，依託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得以收穫若干成就，最終脫離不了美帝的牢牢掌控，以致難逃「我為魚肉」的命運。而中共則在經歷社會主義發展與資本主義發展後，自主地融合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了「中國式現代化」，融入世界而自主發展。此一模式不僅成功地讓中國發展為工業強國，而今有了足夠的實力邁向信息化未來，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另一選擇。

同為馬列主義信仰的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末社會主義國家都面對亡黨亡國的重大危機，結果蘇共選擇去信仰、毀組織、否歷史、奉西方。以致黨毀國亡，蘇聯瓦解，俄羅斯經濟一蹶不振，如今的俄國除了核威懾外，已淪為二流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淪為棋子。中國則堅守社會主義，埋首發展，一路狂奔，如今無論經濟實力，科技表現，軍事武器，國際影響，文化魅力等方方面面，已成為綜合國力第二大國。習近平2012年底判斷：「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二）總之，國家處於巨變時刻，如何可以成功應變，轉危為機，走出困境，邁向成功，領導者是關鍵。有了堅強的領導，應變的「指導思想」就是重大的抉擇，戰略性、自主性、辯證性的「指導思想」才是邁向成功的選項；最後是應變策略的行動實踐，愈是能架接在自己文化的辦法，愈是能凝聚眾力，行穩致遠。中國的國家發展終能脫胎換骨，成功崛起，是得力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文化三種要素，終底於成。際此兩岸局勢變化的前夕，台灣民眾重新認識此一政黨，十分必要，是我們預測中國未來，更是我們清晰識別台灣未來的捷徑。

（三）從影響層面看，毫無疑問地中共開展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既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又遵循許多西方國家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國家現代化，所以是國家現代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是既傳承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這是歷史與現代的統一。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這是追求民族復興與世界大同的統一。

（四）這樣的成功，不是19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那種體量的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成就可以比擬的。這樣「速度」的發展不是中國人在有利的，和諧的環境發展，而是在美西方集團幾乎是傾全力打壓、遏制、圍阻的情勢下，全民在中共領導下奮鬥的成果。

（五）中國人走和平、創新和包容的現代化道路，又和西方國家傳統的殖民掠奪，血腥滅族，高壓剝削的現代化之路大相逕庭，在在戳中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痛點，應了馬克思在近二百年前的預測。如今看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功，預示了各國可以走國家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式現代化重振了社會主義的價值。

（六）現代化是進行式，不可能完成，一旦自滿，必定落後，美國霸權的衰退不是最近幾年，而是肇始於蘇聯崩潰後美國的自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中共當下的成功不代表一切美好，一直勝利，反之，麻煩不少，困難很多，只有不斷自我警惕，自我鞭策，以美西方為戒，才能克服難題，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