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vs.「反圍剿」

毛對斯諾說「1933年4月，南京開始了第四次－－也是最慘敗的一次『圍剿』。在這一時間的第一次作戰中，紅軍解除了兩師人的武裝，俘虜了兩個師長。國民黨的五十九師的一部分被擊潰了，它的第五十二師，則完全被擊潰。僅僅在這一次作戰裡，紅軍就俘虜了一萬三千人的敵軍。這次作戰是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匯。國民黨的第十一師－－蔣介石最好的軍隊－－幾乎等於被消滅，它全部地被解除了武裝，它的師長又受了重傷。這一次的作戰，在第四次『圍剿』中，有決定全局的力量。蔣介石當時寫信給他的前敵總指揮陳誠，認為這次的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贊成這樣的急速地推進軍隊的。陳誠對人說，從他的意見看來，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的使命』，而且是一種『死刑的宣判』。這話報告到蔣介石時，他（陳誠）就被革去了最高指揮的職位。」

毛對斯諾的上述敘述除了有關南京國民黨展開第四次對中共紅軍「圍剿」的起始與結束時間指的是第二階段。至於第一階段，根據中共史料記述，指「從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蔣介石以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發動了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第四次全面圍攻（按：當時紅軍兵力，中央蘇區第一、三、五軍團約十萬，鄂豫皖四方面軍約八萬，湘鄂西第二軍團約三萬，合其他紅軍第八、十、十六各軍，共約二十三萬人）。這次圍攻的第一階段，敵人首先進攻鄂豫皖、洪湖蘇區，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和紅二軍團（總指揮賀龍）都曾予敵人很大的打擊。」但到了1932年11月，國軍擊潰了鄂豫皖邊區，徐向前部退出鄂豫皖蘇區，西走川北，鄂西洪湖蘇區賀龍部也敗走鶴峰（按：蔣介石《蘇俄在中國》有詳述），接著，1933年4月「蔣介石集中全部主力，兵分三路進攻中央紅軍。中央紅軍採取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和集中優勢兵力的堅決殲滅戰的作戰方針，連續打了三仗，殲滅敵人四個師，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圍攻。」

因此，從1932年6月12日到1933年2月，前後八個月是中共第四次「反圍剿」第一階段。接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反圍剿』，從1933年2月上旬開始，至同年3月下旬勝利結束」。可見國共第四次「圍剿」vs.「反圍剿」自1932年6月開始，到1933年3月結束。國民黨史料也指出，蔣介石對中共第四次「圍剿」在策略上做了調整，分兩階段進行，先打鄂豫皖蘇區及湘鄂西和洪湖蘇區，再打江西中央蘇區，因此前述毛澤東對斯諾所說是指中共第四次「反圍剿」第二階段，未仔細談到第四次「反圍剿」第一階段事。

國共第四次「圍剿」vs.「反圍剿」第一階段國軍勝利，鄂豫皖、湘鄂西蘇區中共紅軍潰敗；第二階段國軍由陳誠任進剿中路軍總指揮，兵分三路向江西中央蘇區進攻，「敵軍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由北向南，直奔金谿，紅軍採取大兵團伏擊圍剿戰」，在雙方激烈戰鬥，相互死傷都慘重下，最後國軍被紅三軍團彭德懷部圍剿攻擊殲滅，第四次「圍剿」vs.「反圍剿」第二階段戰役1933年10月結束。

為了反敗為勝，徹底消滅中共江西中央蘇維埃，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記述，1933年10月他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畫。鑑於以前「長驅直入」、分進合擊」作戰方針不能取勝的教訓，蔣這次採取持久戰的堡壘戰，以緊縮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消耗中共紅軍有生力量和物資為要務，然後尋找紅軍決戰，最後消滅紅軍。

至於中共，早在1933年7月便開始進行第五次「反圍剿」動員，因為中共，尤其是毛，深知蔣的個性，第五次「圍剿」遲早一定到來，而且會來勢洶洶。在秉燭夜訪中，毛澤東對斯諾如此說：「為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後一次的『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按：集結七十五個師，顧祝同為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共北路軍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何健為西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衛立煌為贛將守備軍總指揮），而且採取了新的戰術和戰略。在第四次的『圍剿』中，由於他的德國顧問們的建議，蔣介石已經開始採用封鎖和防衛建築的體系。在第五次『圍剿』中，他全力實現這一體系。他用他的軍隊，實行嚴厲的封鎖，整個包圍了蘇區。他很小心地前進，建築汽車路、碉堡和戰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軍隊接近紅軍，他們謹慎地在防禦工事後面作戰，他們只做短距離地前進，並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掩護著。」可見蔣介石用最大決心和最大力量進行第五次「圍剿」，而且改變新戰略和戰術，非置中共於死地不可。

中共除了積極準備「反圍剿」外，毛澤東還對斯諾稱：「1933年10月，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開始。1934年1月，在蘇維埃的都城瑞金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了革命成績的檢閱。在這次會議上我作了一個報告（按：《蘇維埃在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爭取全國勝利面前的具體任務》），也在這次會議上選舉了中華蘇維埃政府人員，這就是現在這裡（按：中共陝甘寧蘇區）的一批人員。不久以後，我們開始準備長征。這長征開始於1934年10月，正在蔣介石舉行他最後一次『圍剿』的一年以後。在這一年中，不斷地有作戰和戰爭，兩方面的損失都很重大。」

毛輕言帶過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如何艱苦奮戰，但由1934年4月著名的「廣昌會戰」（廣昌為中共中央蘇區北面門戶）看來，國軍在進攻廣昌這一路，就集中了三個縱隊十一個師的力量，由於中共採取單純防禦硬拚的方式，紅軍第五、第九軍團受到不應有的損失，傷亡就在四千人以上。最後紅軍在本身兵力劣勢及國軍飛機大炮協同攻擊下，雖苦戰不已，廣昌還是失守，然後，「敵人（國軍）一路由泰和向興國突進，二路由滕田向古龍岡前進，三路向寧都、石城前進。我軍（紅軍）卻分兵把守，企圖阻敵前進」，結果是，「紅軍節節敗退，根據地日益縮小」。1934年7月初國民黨軍續向驛前進攻，驛前距寧都約百里，是中共中央蘇區北面最後屏障，紅三軍決死拚戰，此時已「到了7月中旬，中央蘇區縮小到僅餘寧都、興國、石城，瑞金、雩都、長汀等縣。糧食、鹽、一切軍需用品，亦逐漸減少，不敷供給。紅軍到了最困難的時期，當時形勢甚是危急，要求紅軍要採取新的行動了。」這顯示不論是「廣昌會戰」或「驛前之戰」，紅軍失手，國軍得勝。

紅軍在「廣昌會戰」的挫敗，毛明白指出在戰略上是以「全線出擊，短促突擊」（按：此係共產國際派來擔任中共紅軍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Otto Braun，所提出的「反圍剿」戰術）為方針的失誤，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在戰略戰術上都出了問題。毛對斯諾如此說；「在這一時期中，我們犯了兩個嚴重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在1933年福建事變（即「閩變」），沒有能和蔡廷鍇聯合。第二個錯誤是放棄了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在陣地戰上，迎擊廣大優越的南京軍隊，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在這種戰爭上，紅軍的技巧和精神都不相適合。」

毛繼續說：「這些錯誤的結果，加上蔣介石『圍剿』的新戰略和新戰術，國民黨軍隊的驚人數目和技術的優越，到了1934年，紅軍乃不得不改變它在江西的情形了。其次，民族的政治情形，迫使我們不得不決定將他們的活動遷移到西北去。」這說明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因自身受國際派路線及軍事顧問李德制定的戰略與戰術的錯誤影響，讓南京國民黨蔣介石利用新的戰略和戰術，加上以新武器武裝的百萬雄兵全方位對中共中央蘇區施以大軍壓境，連毛澤東都不得不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也說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是成功的。

毛澤東上述話語也意涵國共第五次「圍剿」vs.「反圍剿」戰爭中，國民黨雖然勝利地癱瘓了中共江西蘇區，並未完全殲滅中共紅軍；對中共來說，「反圍剿」也未徹底潰敗，因為在天羅地網式的強大國軍圍剿包抄之下，奮戰犧牲固然重大，但卻最後突圍，展開後有追兵，前有攔擊及險阻的史詩般地「二萬五千里長征」。

張聞天（按：即洛甫，中共黨內國際派著名人物，1935-1943任中共總書記）在國民黨軍1934年4月28日攻佔廣昌之日，在中共《新中華報》發表《死亡或勝利》一文，表示「廣昌會戰」決定中共終極命運，可以想見中共的第五次「反圍剿」戰鬥異常艱苦，犧牲前所未有，最後不是死亡就是勝利。但「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對中共而言，既不是當場「死亡」，也不是即時「勝利」，而是戰略退卻下的及時「突圍」，然後歷經千辛萬苦，跋涉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一年後到達陝北，方才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這又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中指出的「矛盾」巢穴內「歷史理性」的「狡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