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基慘案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

孫科（1891-1973），字哲生，中山先生之子。孫科在國民黨一大後主持廣州市黨部的工作，「由於國民黨當時之勢力僅及廣州一隅，因此市黨部地位雖低，但在整個黨內卻有著特殊地位」。加之其特殊身分和露骨的反共態度，在孫科周圍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太子派」的政治小團體，核心成員包括吳鐵成、傅秉常等人。

孫科和鄒魯、伍朝樞等國民黨元老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孫科、傅秉常、伍朝樞等人後來都直接參與了沙基慘案的處理工作。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1925年3月到5月底，孫科為辦理喪葬事宜，留居上海。以唐繼堯為首的滇軍一度包圍廣州，釀成危局。粵中各方，紛紛電促孫科回粵，謀根本調解方法。面對廣東的複雜局勢，孫科不願捲入，但又不忍旁觀。

於是，孫科以喪葬事宜已著手進行，而廣東認籌的巨額喪葬費尚未到付，須赴廣東提請調撥，以免延誤工期為由，返回廣東。他或許未曾預料到，自己即將親歷一場震驚中外的流血事件。

這場事件的導火索，源自上海。1925年5月30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了為援助日本紗廠罷工工人而在南京路演講的中國學生和路人，約30、40名，另有56人受傷，係「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各省同胞無不憤慨。其中，廣東、香港的工人，及各界人士尤為激昂，並迅速轉化為影響深遠的省港大罷工。

為了更有組織地領導鬥爭，6月17日，廣東省工農商學兵等120餘團體，在廣東大禮堂召開代表會議，成立「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作為援助滬案運動的領導機構。

據記載，是日，「廣東各代表大會已有大示威遊行的決定，但未有一定日期」。不過，6月21日，香港、沙面的華工已先後罷工，「沙面為駐粵各領事所在地，華人在沙面服役者甚多。沙面各華人為上海五卅慘殺案，於21日自動罷工」，並組織了「沙面中國工人援助上海慘殺案罷工委員會」。

待6月22日，「廣東各界對外協會」更是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當即議決由省中工、農、商、學、兵各界聯合香港罷工工人在23日舉行大規模的示威大遊行」。無疑，罷工運動對英帝國主義的統治，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衝擊。尤其是，大量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廣州，這導致香港交通癱瘓、商業停滯。

在此情形下，英帝國主義採取了強硬的對抗姿態，並預謀暴力鎮壓。為此，他們迅速將沙面租界軍事化。6月22日，「沙面東西橋鐵閘完全關閉…… 所有沙面內之重要地點，高築沙包，如臨大敵」。同日，「盤踞在沙面的英、法、美、葡、日等國，竟將共計10艘兵艦開進白鵝潭，並在島內華工一致罷工後，派遣水兵登陸巡行」，形成了軍事威懾。除了軍事部署，更是出現了直接的暴力預警。據一名在海關工作的英人向其華人同事透露，「他們已接到警告，並於22日遷入沙面或登上兵艦，更直言『明天要屠殺你們』，稱念及同事情誼，特來通報消息以讓其躲避危險」。

同時，沙面當局亦發出秘密指令，要求其僑民撤離廣州市區進入租界，「及至22日在廣州英日籍民，均接到該國領事密令，悉數離開廣州遷入沙面」。如此，這場原本旨在表達民族訴求的和平示威，最終演變為血腥的屠殺。

6月23日，廣東各界按時巡行大示威。巡行前，各團體先在東較場，召開各界援助滬案示威運動大會，「全體市民至十二時半已在十萬人以上」，「包括農、工、商、學各界人士及軍校學生」等各階層。大會上，作為廣州特別市黨部代表，孫科亦與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廖仲愷、商民協會代表甘乃光發表演說，旨在凝聚共識、鼓舞士氣。

演說完畢後，即下午1點30分左右，巡行正式開始。實際「參與巡行者，團體數百，人數在五、六萬以上」。遊行者「都於左臂上纏一黑紗，以表示哀悼滬上被害的同胞」。此外，「每人並手執一小旗，上書『打倒帝國主義』、『援助滬案』、『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等標語」。

值得注意的是，遊行過程更是井然，「秩序非常整齊，絕無任何不法行為」。隊伍中的武裝軍人，其明確任務更是維持秩序，而非挑起衝突。

然而，當和平的隊伍行至帝國主義者預設的殺戮陷阱時，悲劇便不可避免。下午2點40分左右，當遊行隊伍行至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西橋口時，「沙面域多利酒店樓上突然有人向遊行隊伍開槍射擊」。

當英工部局的巡捕聽到槍聲後，「便立即用預先設置在沙包後的機關槍向沙基路上的遊行隊伍進行掃射」。據國民黨黨軍官沈崧事後回憶，「域多利酒店，及屈臣氏藥房頂上，均有機關槍，向沙基馬路掃射，而沙面沿岸，沙包內，洋兵，亦用機關槍，向我巡行群眾射擊」。

國民黨黨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亦目擊了沙基慘案，「予乃折回沙基巷口探視，見對岸沙面英兵已分布於事前準備之沙包內，竟用機關槍及步槍向我巡行群眾掃射」，同時「停泊在白鵝潭的法國炮艦也開炮向北岸射擊，火力極為猛烈」，但我方並無意挑起衝突，且缺乏掩護，「只能退至沿街的騎樓磚柱下躲避子彈」，而「英國士兵竟持續掃射了一個多小時」。

此外，更令人髮指的是，事後發現英軍竟使用國際法禁止的開花彈，「有入口小而出口大者…… 此等彈子，想具炸力甚大」。

屠殺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傷亡，現場「屍骸遍地，血流成渠，慘狀目不忍睹」。截至25日上午，「計當場死者三十六人，在博濟醫院死者三十一人，往光華醫院死者四人，在廣東公醫院死者八人，在其他醫所死者二人，計共已死者八十一人」，至於受傷者「在醫院醫治中者尚有四十二人」。

慘案發生後，國民黨迅速做出反應。同日，廣東省長胡漢民向各國發出《革命政府對沙面慘案之第一次抗議》，提出：「決定對於此次事件不依恃武力及其他狹隘的復仇手段，而惟以和平正當之方法進行原有之目的，即取消不平等條約」。

在致英、法、葡領事的照會中，胡漢民亦提出，此次事件「應由英、法、葡兵警軍艦及有關係之文武長官負完全責任」。而法國領事在復函中則混淆是非，聲稱「釋放空炮三響，並無子彈」。

6月24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彌遜致函胡漢民，污衊「華人方面先行開火」。

葡萄牙總領事柯達復函胡漢民，聲稱「不幸事故發生時，並未發放一彈」。面對此種情況，廣州革命政府陸續提出了三次抗議，但是效果並不盡人意，一場圍繞真相、主權與民族尊嚴的長期鬥爭由此拉開序幕。

「取消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晚年在外交上舉起的主要旗幟，也是國民革命運動的基本內容之一」。改組後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就曾提出：「一切不平等條約……皆當取消」，「重訂雙方之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沙基慘案爆發後，在廣州國民政府支持下，孫科積極開展外交活動，靈活運用三民主義思想開展鬥爭，可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聲明對英實行經濟絕交，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1925年6月28日，廣州特別市黨部召開全市黨員大會，孫科擔任主席。大會提出，不平等條約乃英人在華暴行的根源，必須將其完全廢除。孫科還提出，「應對帝國主義者為經濟上之絕交，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已擬定十項辦法」，並告誡國民黨員須嚴格遵守十項規定，違者將開除黨籍。孫科的提議得到全場一致通過。

第二階段，針對英國操控輿論誤導國民的狀況，號召建設無線電台，以傳播真相。

沙基慘案後，英國政府令香港華文政務司召集華文各報紙，以通告新聞審查條例：華文各報新聞只限於翻譯香港或海外的西文報刊；言論或通電須先經港府審查；其他新聞稿件，須在每日下午六時前送審，否則不准登載。《香江晨報》因不願「為帝國主義作喉舌」毅然停刊，但《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仍受英政府操控而進行不實報導。此外，為加大輿論封鎖，英政府還嚴格控制通訊，凡途經香港，或由在港華人發出的電報，一律扣留或拒收。

《沙基痛史》記載，「或者受著帝國主義把持電信，以致消息遲緩的緣故……粵案較之滬案，事實固是慘惡得多、重要得多，而援助的程度、表示出來的、卻沈寂得多了」。

為應對輿論操控，孫科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為依託，採取如下措施：

首先，通電全國，向民眾披露沙基慘案真相。孫科主持的廣州市黨部向全國通電，揭露英法屠殺群眾的真相，「屠殺我遊行群眾之慘、直駕滬漢而上之，是中國未亡，而廣州先亡矣」。孫科指出，香港新聞報導均由英國掌控的路透社發出，「全在香港製造，假稱由廣州發生，遂令全世界人士，為其朦惑」，因而提出在廣州建立大無線電台，用以直接通聯世界，並表示「此項無線機，已向歐洲訂購」。

其次，提議建設黃埔港，以揭露港英政府的無恥行徑。1925年7月12日，孫科在廣州《民國日報》發文，指出英方操控香港、阻撓黃埔港建設，乃慘案的重要起因。孫科指出，帝國主義已封鎖廣州口岸，甚至通過香港任意檢查扣留郵電，剝奪其交通與通訊便利。他認為，此種操縱下，廣東工商實業「必無發達之可能」，地位無異於英國的「次殖民地」。孫科還揭露，為維持香港對廣東經濟的控制，英方銀行團自晚清以來便「出死力反對」任何建設黃埔港的計劃，以防其經濟主導權旁落。

1925年7月22日，孫科致函海外華僑籌集經費。他詳述籌建黃埔港的原因，沙基慘案後，英政府「黑白混淆」，同時廣東貨物船隻往來亦受制於香港，「以致全省商務，被其操縱以致衰敗者，更不遑枚舉」。因此，他力陳在廣東建設深水港，方能擺脫外部鉗制，「斯主權可以恢復，經濟可以獨立，交通可以自由」，並保障廣東工商業獨立發展。

最後，針對罷工中商人觀望的態度，號召商人反對帝國主義。孫科提出「須知商人不順潮流將為天然之淘汰，要順潮流即宜依照本黨民族主義以反抗帝國主義」。1925年8月27日，廣州國貨促進會開會提倡國貨，提出「本會為救國計，以實行經濟絕交，為抵抗帝國主義者之唯一侵略手段」。

第三階段，號召南北一致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1925年7月22日，廣東政府委員汪精衛、孫科等人致電北方政府代表許世英，主張以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為沙基慘案的交涉主旨。

北京政府雖贊同貫徹孫中山遺囑，但堅持「亦以修改不平等條約為主旨」，並提議廣東政府派代表北上共同交涉。儘管存在「廢約」和「修約」之分歧，廣州國民政府仍派孫科與傅秉常赴上海，與北方政府交涉。

1925年7月31日，孫科向記者重申，滬粵慘案乃關乎全國的對外交涉，需舉國一致。但他亦指出，北京方針能否與廣東方面統一，尚待傅秉常的交涉。他還表示「滬漢諸案即或隨便了結，粵政府對於沙基事件，當堅持奮鬥到底，決不含混了事」。

面對南方政府的要求，1925年8月15日，北方政府代表許世英與南方政府代表孫科達成三點協議：粵政府承認執政府為對外代表；沙基慘案移交北京辦理；雙方在對外交涉上須保持一致，且執政府應尊重粵府的意見。

8月17日，汪精衛、胡漢民、孫科等國民政府委員電復北京滬案後援會，闡明三點主張：集中力量，單獨對英；掃除帝國主義及其軍閥政客；發起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是為議決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體。

1925年8月20日，孫科偕同傅秉常與北方政府接洽，「廣州政府要求組南北對等委員團，雙方各三，辦理交涉，段不允」。此種情況下，兩人遂赴上海。北方政府堅持「修約」而非「廢約」，與廣州國民政府的訴求發生衝突。

1925年9月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決議派林森、徐謙、孫科、鄒魯、陳友仁組成北上外交代表團，「此行旨在向公眾揭示沙基慘案真相，並聯合各地受壓迫者，共同組成全國外交代表總團，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最終目的，為對外交涉提供堅實後盾」。

對於此次北上，孫科在《八十述略》中回憶「迨交涉已有眉目，政府派我和傅秉常去北京，擬與段祺瑞執政府外交部取一致行動。詎知段氏軟弱，意見分歧，軍閥之不足與有為，罔顧國權民命，於此可見一斑」。這段晚年追述，不僅飽含著孫科對北上交涉無果的失望，更直接指出了當時南北政權在「廢約」和「修約」外交路線的根本分歧。

1925年7月1日，第一屆國民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汪精衛為主席，孫科為政府委員，並兼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組織部長、廣東省政府建設廳長等職。當日，國民政府邀請了除英、法外的各國領事，但無一到場，在處理對外交涉中，廣東國民政府依然被排斥。

最初，英國政府拒絕與廣州國民政府直接交涉，並派軍艦駛入省河恫嚇，轉而與北京政府交涉，企圖繞開事實，「不認是英兵首先開槍，且舉出不知名之袒英外人四人之證明書為旁證」。

英、法不僅拒絕與廣州國民政府交涉，且愈加強橫。1925年9月23日，法國竟向參與沙基慘案的海軍授予戰爭十字架勳章。11月15日，香港英政府封鎖港汕交通。11月19日，廣東省政府致函孫科、許崇清，返粵共商要政。孫科參與沙基慘案交涉第一次中斷。

為應對香港的封鎖，1925年11月25日，廣州罷工委員會議決封鎖全省港口， 以抵制香港。

1926年1月25日，香港政府宣佈停止解決罷工問題，廣州國民政府加緊對香港的經濟封鎖。

1926年2月18日，英國通過北京政府向南方政府施壓，英國公使致電北京外交總長王正廷稱，「廣州孫科演講警英，粵政府煽動香港工潮，如中國政府不能制止，英當加重大教訓， 即派兵來華，其軍費即由關餘補償」。

1926年4月5日，香港法政使剛巴，偕同孫科到廣東省商議解決罷工風潮。「剛三日返港報告，港方前委定三代表將上省正式磋商。省方已委定伍朝樞、宋子文、陳公博為代表」。此次商議，並未取得成效。至此，孫科參與的沙基慘案交涉結束。

縱觀沙基慘案的交涉過程，孫科面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

對外方面，英法等列強不承認廣州國民政府，向北京政府不斷施壓，談判多次中斷，最終無果。對內方面，北京政府傾向於在現有國際秩序內進行「修約」，與廣州國民堅持的「廢約」訴求迥異，北上外交代表團的斡旋難以彌合南北政府間的政治對立；而其所倡導的建設黃埔港、徹底廢約，最後不了了之。

以孫科為代表的廣州國民政府採取的一系列舉措，體現了廣州國民政府注重策略，利用孫中山的政治遺產向民眾宣傳「廢約」對民族獨立的重要性，並借此拓展政府影響力，其目標已超越維持廣東一隅穩定的範疇。

「北京政府儘管在廢約問題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妥協，但是其緩進的做法卻逐漸失卻人心，民眾的政治中心紛紛倒向國民政府，北京政權朝不保夕」。「廢約」成為國共兩黨政綱中的共同點，從而加速了兩黨合作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