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
與中外關係意識

在全球華人反台獨反干預的反獨愛國運動高漲之際，余英時竟將近代中國人民以血肉築成的保衛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民族主義血口噴人的比擬為「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甚至假借學者的面目，為李登輝所言「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賣國言論護航。曲學阿世，莫此為甚，實士林之恥。余英時廁身美國學界，為美國霸權主義辯護，我們是能理解的，但學術畢竟不是政治宣傳，不可以主觀武斷的「羨恨交織」來代替近代中華民族浴血奮鬥的客觀事實。以學術的觀點，余英時為美國霸權主義辯護也是不夠資格的，「中國」的概念是否如李登輝、余英時所言是「含糊不清的」，是「無窮的爭辯」的，我們特約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作一學術的澄清。並歡迎余英時答辯。──編者

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教授1993年夏在《文明的衝突》〔註1〕一文中斷言，文明之間的衝突在未來的世紀中將會取代意識型態及其他形式的衝突而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形式，要求制定世界戰略來遏制儒家文明及伊斯蘭文明。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所謂「中國威脅論」連篇累牘地出現在某些報刊上。這些高論早已為世界上許多學者所批駁。最近，亨廷頓的高論卻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極高評價，被推譽為「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冷戰世界新潮流的本質」；「中國威脅論」也得到這位教授的應和，中國被他說成「已隱然成為許多亞洲國家恐懼的強權」，「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它的攻擊對像主要便是美國」。這位教授便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最近，他在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註2〕，提出了上述論點。而為了給上述論點提供歷史的依據，余英時先生縱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織。關於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余英時先生說：「在民族─國家的認同方面，中國人自清末到今天，卻始終沒有取得共識。」他還進而言之，說：「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還是種族名詞呢？我敢斷言，無論是從地理、政治、文化、或種族的觀點去試圖對『中國』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說，馬上便會引出無窮的爭辯。」關於近代以來的中外關係意識，余英時先生寫道：「中國過去是一個文明大國，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優越感。西方政治學家也注意到中國人在潛意識中至今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平起平坐的事實。」「中國人師法西方確不是心甘情願的認輸，而是以此為手段，以達到與西方強國並駕齊驅甚至越而過之的境地。……今天不少中國人的心中對於西方──美國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確激盪著一股難以遏阻的『羨恨交織』的情緒。這種情緒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余英時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但是，他在這裡所講述的歷史卻明顯地有悖於歷史實際。當然，這是一篇政論，不可以嚴謹的學術論文去要求它；然而，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卻具有足夠的嚴肅性，不可不認真對待。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足以證明，如何認識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不僅關係著能否正確地認識中國的昨天、今天，能否正確地認識東亞乃至世界的昨天與今天，而且關係著能否正確地引導中國與世界走向明天。

歷史形成的中國和「中國」這一名稱的歷史

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是地理名詞、政治名詞、文化名詞，還是種族名詞？這個問題，只要認真考察一下歷史的中國形成和發展的總過程以及「中國」這一名詞涵義演變的大體情況，本不難辨別明白。而要深刻瞭解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也必須首先研究歷史的中國形成和發展的總過程，以及「中國」意識演變的情況。

歷史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歲月，「中國」一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場合有各種不同的用法。

王爾敏所撰寫的《「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一文將先秦典籍所見「中國」詞稱178次匯錄成表〔註3〕，並引用其他諸多考證資料，說明「中國」一詞，自商代起至秦漢統一以前，諸夏民族已普遍習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約有五類；一、京師，凡9次；二、國境之內，凡17次；三、諸夏之領域，凡149次；四、中等之國，凡6次；五、中央之國，凡1次〔註4〕。該文據此指出：

在秦漢統一以前，「中國」一詞所共喻之定義已十分明確。那就是主要在指稱諸夏之列邦，並包括其所活動之全部領域。至於此一稱謂之實際含義，則充分顯示民族文化一統觀念。諸夏列邦之冠以「中國」之統稱，主要在表明同一族類之性質與同一文化之教養之兩大特色。因為實際上自遠古以來並無政治統一之事實，而族類之混同，則已構成一致同血緣之龐大族群，在當時則稱為諸夏。同時文化之融合與同化，也已構成一致之觀念意識、生活習慣、語言文字與社會結構，在當時則形容為中國。所以「中國」稱謂之形成，實際顯示出當時中華族類全體之民族與文化統一觀念。〔註5〕

178次中含「中央之國」之意的一次，見之於《列子》，原文為：「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所強調的其實還是文教的差異。王爾敏上述研究成果清楚表明，「中國」這一名詞從商代到秦漢統一以前，作為一個地理名詞、文化名詞、種族名詞，實際已經逐漸形成了共識。地理上，它當時指黃河中下游的周、晉、鄭、齊、魯、宋、衛等國；文化上，它表現為「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註6〕，如趙國公子成所說：「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註7〕族類上，當時以「中國」自居者，都稱作華夏族。「中國」當時正以上述這些特徵而與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相區別。

秦漢統一以後，「中國」更進而具有了政治名詞的意義，它所包含的地理、文化、族類意義也與此相應而有所變遷。首先，地域大大擴展了。其次，在文化上、族類上，原先的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先後不同地都逐漸成了「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此，王爾敏的上述論文指出：

古代「中國」在地球上所籠罩固定領域之範圍，秦漢統一前，當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觀念之中國，載於文獻者，均漫指黃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邊裔之秦、楚、吳、越則不在「中國」領域之內。至秦統一之後，形成政治大一統局面，中國行政制度改變，遂使「中國」稱謂之實義又有新確立，不但36郡沿為正確之中國領域，而東南至於海，北至於塞，西接流沙，則俱為秦漢時代所共喻之中國領域。〔註8〕

歷史的進程是曲折的。秦、漢統一以後，中國又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分裂時期。晉室南渡後，東晉人將16國斥為夷狄，南北朝時，南朝罵北朝為索虜，北朝罵南朝為島夷，而都以「中國」自居。隋唐統一，使「中國」版圖進一步擴大，和周圍各地區聯繫進一步密切。經由五代十國的分裂至宋統一，又有遼、金、西夏等國與之相峙。繼此之後，經由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孫三代的經營，漸次統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東北和黃河流域的金，寧夏、甘肅的河西和鄂爾多斯一帶的西夏，新疆的西遼，西藏的吐蕃，雲南的大理，以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南宋，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統局面。所有這些地區，都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明朝時期，這個大一統局面又受到破壞。而到清朝建立時，經過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六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形成了比之元朝遠為穩定的新的大一統國家。而「中國」這一稱謂，到這個時候終於有了相當確定的含義。

主持編繪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教授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的歷代疆域》一文中提出：「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他認為，17、18世紀的清國版圖便代表了這個由幾千年歷史發展而自然形成的中國的範圍。他分析了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長期以來經濟、文化、政治的關係，指出：「隨著歷史的發展，邊區各族和中原漢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光是經濟文化的交流關係不夠了，光是每一邊區和中原的合併也不夠了，到了17世紀、18世紀，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註9〕他特別強調了「自然形成」這一根本特徵，指出，當時清朝之所以能夠在這麼大的範圍之內完成統一，決不是單純的由於那時的清朝在軍事上很強，這個統一所以能實現，首先是因為清朝以前，中原地區已和各個邊疆地區關係很密切，不但經濟、文化方面很密切，並且在政治上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如東北地區在唐朝時候已經建立了若干羈縻都督府、羈糜州，經過遼、金的統治和明朝奴爾幹都司的治理，清朝時走向統一便是自然趨勢。北方蒙古高原上匈奴與漢朝曾多戰爭，後來降漢；唐朝一度統治了整個蒙古高原，後來突厥重新復國；元朝時蒙古高原是嶺北行省。西北地區，西漢設西域都護府，唐設安西、北庭都護府，元置阿力麻里，別失八里行中書省、宣慰司等。吐蕃和唐有過相當密切的交往，後來長時間處在厄魯特蒙古統治之下。台灣在明朝後期已有顏思齊、鄭芝龍等人去那裡建立了漢人政權，後來荷蘭人入侵，鄭成功在1661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了台灣，奉明朝正朔，1683年為清朝所平定。所有這些地區在清朝時走向統一，同樣都是自然趨勢。至於這個統一到清王朝時終於鞏固下來，穩定下來，主要不是靠軍事征服、軍事勝利，而「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邊區，邊區更需要中原，需要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對中原人民有利，對邊區人民更有利」。〔註10〕正是有了社會、經濟的基礎，中國在18世紀中葉至1840年穩定的版圖內實現了政治的統一。這時「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已涵蓋了滿、蒙、藏、維、漢等各個民族以及所有這些民族的文化。譚其驤上述文章論及清朝創建的特徵時曾指出：「清朝統一基本上就是統一滿、漢、蒙三區。蒙區實際上包括維吾爾地區及藏區。……1636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把國號大金改為大清，臣下所進呈的勸進表就是由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成的，充分表明這個王朝是由滿、蒙、漢三種人組成的。據我來看，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因為到了16世紀、17世紀。漢、滿、蒙等中國各民族已經迫切需要統一。」〔註11〕努爾哈赤建滿洲八旗，皇太極建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三支八旗成為創建清朝的骨幹力量，這也是譚其驤教授上述論點的有力佐證。正由於清朝係滿族聯合蒙、漢兩族共同創建，對於各民族在政治上走向統一，文化上走向共同發展，便比之先前各個世代更為有利。儘管在這中間也有不少摩擦與衝突，但漢族以外的各民族和他們的民族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則已確定無疑。

於此可知，至17、18世紀，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歷史的中國已經確定無疑地、鞏固地自然形成。1840年以後，當西方列強來到東方時，所面對的正是這確定無疑的中國。王爾敏先生有一篇論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的文章，歷舉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66人所提出的變局言論，其中凡述及「中國」或「中外」者，所指的「中國」，都正是這一確定無疑的中國〔註12〕。這些事實表明，當時人們對於「中國」一詞的地理含義、政治含義、文化含義、種族含義，已經形成了共識。

主權意識、民權意識與近代國家意識

在古代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支配下，人們通常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國家意識相對比較淡薄。近代以來，中國遭逢幾千年來所未有的巨變，外患內憂，首先極為強烈地催生了人們的主權意識。可以說，中國人的近代國家意識正是伴隨著國家獨立與主權意識的高揚而逐漸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國從19世紀中葉起，就遭到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法國以及俄國的不斷侵凌。19世紀末，新勃起的德國、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於中國。附從於這六大強國的還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國家。列強憑藉炮艦的威脅，取得了一系列特權。汪敬虞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的特權》一文中，將列強所攫取的特權分成「根據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權」和「沒有條約根據的特權」兩類。條約特權有：條約口岸，協定關稅，領事報關，租賃土地房屋（後來侵略者歪曲條約而闢為租界）。片面最惠國待遇，駐軍，治外法權，免徵稅收，內港引水，僱傭買辦，辦理郵政，內地傳教，內地遊歷通商，內河航行，協定內地通過稅，販賣鴉片，管理海關行政，掠賣華工，租借地，減徵稅收，沿海轉運貿易，勢力範圍，修築鐵路，口岸設廠，內地開礦，敷設有線電報，收存稅款，管理鹽務行政，管理無線電台，航空運載等。沒有條約根據的特權有：外國在中國開設銀行，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對中國政府貸款，直接向煙農收購煙葉，外國在中國興辦農場等。〔註13〕除去這些特權外，列強還屠殺中國軍民，割占中國大片領土，幫助清王朝血腥鎮壓中國民眾運動，在租界及中東鐵路附屬地內為所欲為。誠如湖南巡撫王文韶在1874年一份奏摺中所說：「竊惟中國之有外患，歷代皆然，而外洋之為中國患如此其烈，實為亙古所未有。」〔註14〕事實是在1874年以後其患愈演愈烈，將獨立與主權問題極為尖銳地提到中國面前。

早在19世紀60、70年代，一批先覺者已經明確提出了維護國家自立與主權的問題。王韜已將列強所獲取的各種侵及中國主權的特權稱作「額外權利」，而要求予以收回〔註15〕。鄭觀應已強調必須在確定稅率時堅持獨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國主權自定，實於公法吻合」〔註16〕。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權一詞已相當流行。約翰．施萊克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一書中，曾統計了「主權」在《清季外交史料》一書中出現的次數，1875年至1894年每百頁出現一次，1895年至1899年每百頁二點五次，1900年至1901年每百頁增至八點八次，1902年至1910年每百頁更增至22次。〔註17〕陳獨秀1904年在《安徵俗話報》上發表過《說國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國，總要有自己做主的權柄，這就叫做『主權』，……一國之中，像那制定刑法、徵收關稅、修整軍備、辦理外交、升降官吏、關閉海口、修造鐵路、採挖礦山、開通航路等種種國政，都應當仗著主權，任意辦理，外國不能絲毫干預，才算得是獨立的國家。若是有一樣被外國干預，聽外國的號令，不得獨行本國的意見，便是別國的屬地。凡是一國失了主權，就是外國不來佔據土地，改換政府，也正是雞犬不驚，山河易主了。」〔註18〕這一認識，出自一位25歲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話闡述，足以說明主權意識這時已經在人們國家意識中佔據了突出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收回已經喪失的主權、保護主權自立，成了當時愛國者的普遍呼聲。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第一條就說：「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註19〕其後各地成立的各類公法學會、國權挽救會、保礦會、保路會、保界會，都將保護和收回國家主權作為他們直接的奮鬥目標。

怎樣才能維護國家主權？起初，人們寄希望於公理、公法，以為可以據此向列強力爭；很快，人們發現，列強常常肆無忌憚地踐踏這些公理、公法。人們又寄希望於朝廷勵精圖治，有所作為；但是，不多久，人們就失望了。於是，人們轉而寄希望於民權。汪康年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中寫道：「若夫處今日之國勢，則民權之行尤有宜亟者。益以君權與外人相敵，力單則易為所挾，以民權與外人相持，力厚則易於措辭。」〔註20〕嚴復在《原強》中進而強調：「積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知，而不自安於愚。」〔註21〕他強調了齊民為國家的主體，維護國權必待其群都能奮起努力，但他認為當時所可實際去做的只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即宣傳啟發民眾。與此差不多同時，梁啟超已更為明確提出了振興民權的重要性。他說：「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註22〕為此，他要求大力鼓吹民權之說，大力伸張民權，斷言：「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若人權盡復，民智大開，則人知愛國，下令流水，國權乃一張而不可僕，主權亦一隆而不可替。」〔註23〕其後，以「國民」為刊名的《國民報》在《20世紀之中國》一文中進一步系國家命運於全體國民：「今日已20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當知一國之興亡，其責任專在於國民。」〔註24〕到鄒容的《革命軍》及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孫中山那裡，民權更具體化為建立「中華共和國」、「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註25〕

主權意識的增強，推動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貨、保礦、保路等運動的高漲；民權意識的增強，促進了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的展開。這些運動匯合在一起，終於推翻了喪權辱國的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迎來了「中華民國」的誕生。

「中華民國」的命名及其誕生，在中國近代國家意識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是周、秦以來第一次將已經流傳數千年的「中國」兩字逕直用來作為正式的國名。「中華民國」四字出自中國同盟會「恢復中華，建立民國」誓詞。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1906年所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解釋「恢復中華」時強調；「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人之政治，中國人任之。……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在解釋「建立民國」時強調：「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註26〕為推翻清朝統治，革命派曾起勁地鼓吹過「驅除韃虜」，但是，在武昌起義後，鼓吹「反漢」最力的章太炎便致書滿族留日學生，說道：「若大軍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註27〕孫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時所發佈的宣言書中，第一條就宣佈：「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註28〕明示「中華民國」是生活在中國廣大領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統一國家。

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還宣佈，中華民國決心謀求實現「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在參議院1912年3月議決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綱中明確宣佈：「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22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註29〕這時，由於民眾的崛起範圍還很有限，中華民國的根基並不堅實。正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說：「革命以還，所楬櫫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肩仔。」〔註30〕，這樣，中華民國也就沒有足夠的力量解決收回已經喪失的主權以及防止主權繼續喪失的問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在《宣告各友邦書》中就不得不宣佈繼續承認革命以前清政府與各國所締結的各種條約、向各國所借的外債以及各種賠償，繼續承認先前所讓與各國的種種權利。〔註31〕已經割讓給日本的台灣領土收回問題，也因此未在《臨時約法》中提出。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圖謀恢復帝制，為取得列強的支持，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使國家主權受到了新的損害。最為突出的事件，就是沙皇俄國圖謀分裂中國外蒙古，英國加緊侵略中國西藏，日本為獨佔中國而提出「21條」。但是，中華民國的建立這一實踐對於主權意識與民權意識的普及和深化所起的推動作用，其力度、其廣度都非往昔各種宣傳和運動所可比擬，正因為如此，民眾奮起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進行鬥爭，其規模、其成效也都非往昔所可比擬。蓬勃開展的反對沙俄分裂外蒙古及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鬥爭，反對日本所提出的「21條」的鬥爭，程度不同地挫抑了列強的氣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917年中國對德、奧宣戰，廢止了中德、中奧間所有條約合同、協定，收回了德國在天律、漢口的租界和奧國在天津的租界，取消所有德、奧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等各種特權。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堅持取消「21條」，要求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終於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繼續維護列強特權的《巴黎和約》上簽字。1920年3月，中國收回了中東鐵路界內的主權。1922年中國收回已被日本侵佔了八年之久的膠州原德國租借地。1924年5月，中蘇簽訂了《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宣佈沙俄和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一概無效，蘇聯放棄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這是中國近代國家意識日臻成熟，在爭取國家自立、保障國家主權方面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對國際霸權的抗擊和中國的國際平等意識

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有力地推動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婦女運動的發展。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的發展，集中為一個目標，這就是孫中山以中國國民黨名義發表的《北伐宣言》中所說的「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要求重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這也就是「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而「蹈於國際平等地位」。〔註32〕

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紛碎廣州商團叛亂，省港大罷工，以及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給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前所未有的猛烈衝擊。廣大民眾為使中國擺脫被凌辱、被欺侮的屈辱地位，強烈要求廢除強加於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和各國建立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新型關係。藉助廣大民眾同仇敵愾，1926年8月，中國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會審公廨；1927年初，中國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接著，中國又陸續收回了鎮江、威海衛、廈門的英租界，並相繼與美、比、義、葡、英、法、日等國簽訂關稅條約，廢除各國在中國的協定關稅權，收回了關稅自主權。但是，中國並沒有沿著這一趨勢發展下去而取得國際平等地位，原因在於這時遇到了19世紀後半期以來最為嚴峻的外部及內部的挑戰。

外部的挑戰，首先在於日本軍國主義悍然侵入中國東北，企圖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凡爾賽─華盛頓會議所確定的列強分割世界的格局，獨霸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這一事件與德國在歐洲重新崛起互相呼應，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一場新的爭奪世界或區域霸權的鬥爭，並由此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內部的挑戰，來自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在北伐戰爭勢如破竹向前發展之時，為保障自己的特殊利益，轉而向列強妥協，乞求得到他們的支持，同中國共產黨分裂，將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鎮壓下去。當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步步進逼時，他們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失陷，華北被蠶食，最後華東、華中、華南及中國其他廣大地區都慘遭蹂躪。

面對國家危亡的嚴峻形勢，中國人民奮起反對妥協、投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實現了全民族團結一致，堅持了八年抗日戰爭。

抗日救亡運動與八年浴血抗戰，對於中國走向主權獨立、取得國際平等地位起了巨大作用。中華民族以極大的民族犧牲，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的犧牲，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打亂了日本的戰略部署，有力地阻遏了日本的「北進」攻打蘇聯的計畫，推遲了日本實施「南進」攻佔東南亞乃至南亞的計畫，支援和配合了美國及其他盟國同日本侵略者的血戰，對歐洲反法西斯戰場也起了很有價值的支持作用。儘管中國主要工業總產值這時只達到歐洲小國水平，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的獨立、主權、自由的不屈意志和面對強敵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卻使中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足以和蘇聯、美國、英國相匹敵的反法西斯主力之一，中國因此贏得了世界上眾多反法西斯國家的崇敬和廣大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終於取得了世界大國的地位，成了1942年1月1日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的26國中帶頭的四大國之一〔註33〕，1943年10月30日又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簽署《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註34〕，宣佈將盡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成立大小國家均得參加的「普遍性的國際組織」〔註35〕。1945年中國又與美、英、蘇三國一道作為邀請國，發起於4月15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中，中國被確定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儘管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對此表示過異議，表示「無論如何，他不認為中國在戰爭結束時會是非常強大的」，藉口「例如一個歐洲國家或許會對中國有權對它運用某種機構表示不滿」〔註36〕而企圖將中國排斥於「四強」之外，但中國終於還是取得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這就使中國有了可能取得國際平等地位，成為維護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堅力量。

在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的過程中，中國先於1941年12月宣佈廢止對日本及義大利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合同，並明確宣佈戰後決定收復台灣、澎湖、東北土地。1943年1月，中英、中美簽訂條約，廢除英國、美國在華不平等條約及各種特權，其後，英聯邦對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國並沒有因此而在事實上真正取得國際平等地位。英國仍拒絕將新界、九龍、香港歸還中國，葡萄牙仍然佔據著澳門。更為嚴重的是在二次大戰行將結束時，世界已實際形成美、蘇兩大強權企圖彼此劃分勢力範圍、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兩大國都不願更沒有真正平等地對待中國，而總試圖由他們來安排和決定未來的命運。在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上，美國與蘇聯首腦專門討論了中國問題。美國國務院會前擬定的《美國對華長期目標和政策大綱》及《英、美、蘇的對華政策的統一》說明了美國對華的基本要點，這就是：「由我們〔指美國〕負起領導責任，幫助中國發展一個強大的、穩定的和統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為遠東的主要穩定因素。」為此，美國「應爭取英國和俄國的合作來達到這個目標」〔註37〕。在羅斯福與斯大林討論中國問題時，為換取蘇聯支持美國上述對華政策，羅斯福答應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也須予恢復」及「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等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雙方並邀請邱吉爾共同簽署了秘密的《三大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註38〕。會後，美國負責說服中國政府答應上述條件，最終由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包含上述不平等內容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作為對美國的回報，蘇聯首腦則一再表示「幫助中國恢復起來的工作必須以美國為主」，「美國是唯一有足夠資本和人才，在緊接著戰爭結束的這個時期內，能對中國真正有所幫助的國家」〔註39〕。實際上，就是承認美國在中國具有特殊地位，中國屬於美國勢力範圍。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結束。中國收回了被日本霸佔50年之久的台灣、澎湖列島，但是，也喪失了雅爾達秘密協議所規定的權益。舊的霸權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剛剛倒下去，美國這個不可一世的新的霸權主義者又逞威於中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1945年11月向華盛頓提出的報告說：「中國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座橋樑。今天由於出現了強大的蘇俄，中國也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強國，即蘇俄和美國政治、經濟角逐的舞台。」〔註40〕美國為使中國成為其僕從，以其為鞏固的根據地控制亞洲大陸，運用「以華制華」的手段，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在抗日勝利後不久就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圖謀一舉撲滅八年浴血抗日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力量。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整個國家盛衰存亡的生死考驗，而中國的國家意識在維護國家自主、獨立和國際平等的這場鬥爭中又一次昇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這一昇華的集中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名稱，比之「中華民國」舊名，保持了「中華」這一中國傳統的稱呼，同時，更加凸顯了「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家的現代性質。毛澤東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強調：「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他還明確提出，中國和其他國家將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發展外交關係。〔註4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表示中國人已戰勝了國際霸權主義，自己掌握了國家的命運。正因為如此，人民共和國誕生，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確如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所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註42〕

但是，歷史留下的國際霸權主義的沉重負荷不可能一夜間驟然全部消除。建國伊始，中國不得不對朝鮮戰爭作出反應，和美國軍隊在朝鮮領土上直接對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中國40年代後期在自己的國土上同美國強權較量的繼續，只是先前所面對的是美國強權的代理人。朝鮮戰爭結束後，「冷戰」總格局仍然籠罩著中美整個關係，而且衝突又因為美國插足於台灣海峽，阻止兩岸走向統一而具有特殊緊張的性質。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個消除蘇聯在中國特權及抵制蘇聯霸權主義新要求的問題。這方面的抵牾、衝突逐步發展，後來終於演化為中蘇公開論戰及雙方在邊疆地區兵戎相見。

因此，就中國現代國家意識及中外關係意識的發展歷程來看，20世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及70年代中期，可以說，是中國同一個又一個不可一世的國際霸權主義者進行針鋒相對鬥爭而逐步取得國家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完整以及國際平等地位的時期。經過這近半個世紀的艱難歲月，從70年代開始，一方面是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結束了中美之間敵對狀態，一九七八年12月十六日《中美關係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關係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正式結束了五○年代初同蘇聯結成的同盟關係；以這兩大事件為標誌，中國終於開始作為世界上獨立的一極而屹立於歐亞大陸的東方，儘管中國國力還比較弱小，但這卻是不容忽視和輕視的一極。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有容乃大」的開放意識

從近代國家意識逐漸形成開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把現代化建設同近代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進行現代化建設，就必須吸取世界一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成果。正因為如此，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對外實行以我為主的開放，二者互相輔佐互相補充。這樣，就不難瞭解，為什麼倡導除去「額外權利」的王韜又強調「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註43〕，為什麼一生倡導「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制定了「實業計畫」，主張「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註44〕；為什麼在日本、美國、蘇聯三大強權面前都鐵骨錚錚的毛澤東也倡導「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東西」、認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明確表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註45〕。但是，歷史實踐已經表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當仍然處在國際霸權主義的嚴重威脅之下，尚未取得真正的獨立、主權和國際平等地位時，不可能集中全力來進行現代化的建設，也不可能真正充滿自信地坦然有效地對外實行開放政策。王韜那一代面臨內憂外患、無法潛心富國強兵不用說了；即如孫中山，雖然擬定了《實業計畫》，晚年卻仍不得不傾注全力於政治的、軍事的鬥爭，顯然是由於這一總的形勢；而毛澤東從抗美、反美到反修防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自己的注意力從經濟建設這一主軸上轉移開去，固然有他自己對形勢估計過分嚴重這一因素，但「冷戰」總態勢及中國所受到的種種威脅，不能不說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世界走向多極化，導致美、蘇兩霸對峙所造成的「冷戰」格局終告結束，給中國集中主要力量專心致志地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外部空間。中國的國家意識，在繼續珍視國家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的尊嚴、國家的利益同時，愈來愈重視富民富國。謀求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本就是為了保障全體人民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使他們不再為愚味、落後、貧困、恐懼所困擾，富國富民本來就是其應有之義。同樣，如果民不富，國不強，始終處於落後與貧窮狀態，就不可能真正不受別國欺侮而名副其實地站立在世界上。將這二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確定國家發展戰略，表明現代國家意識進一步成熟。

在20世紀最後這20多年中，一心一意進行現代化建設終於成為中國發展的現實。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積極發展，中國在確保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實行了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別是擁有資本的優勢、對外貿易的優勢、科學技術的優勢、產業結構應變能力較強的優勢、勞動者素質高的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在承認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存在著對立和鬥爭這一面的同時，更看到兩者之間又有互相借鑒、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對於歷史上遺留下的所有有損於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諸如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海峽兩岸尚未統一問題，以及若干領土糾紛，都採取了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高度靈活性的辦法，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一一加以解決。依循這一基本國策，中國和世界各國特別各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礎上普遍而全面地得到大幅度的發展，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持續、高速、穩定發展的宏偉成就。

可是，這一切，在余英時先生的眼中，卻一概變形了，它們竟成了所謂「憎恨西方的心理」，變成了中國對西方「羨恨交結」的民族情緒，變成了這種民族情緒「開始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德國式的發洩，而且明顯地從自衛轉向進攻」，「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余英時先生並給他所說的這種「民族情緒」加了一個比之亨廷頓更加駭人聽聞的大帽子，說這是「在中國製造出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在作出結論時，最重要的首先是所依據的歷史事實、歷史實際。余英時先生是錢穆先生的嫡傳，是史學大家，應當分辨得清楚，近代以來，中國同世界的交往，特別是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交往，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而密切。中國人沒有將現代化等同於「西化」，這是因為中國人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曲折反覆，已經深刻認識到，實現中國現代化，不能機械地完全倣傚西方。中國必須充分吸取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會管理方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但是，又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適宜於中國的情況的自己的路。這並不是憎恨西方所致。西方所有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法國、還是德國、義大利，乃至東方的日本，在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有哪一個國家是機械地完全倣傚別國的呢？為什麼盎格魯─撒克遜型可以不同於萊茵型，美國型可以不同於英國型，偏偏中國就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呢？走自己的路，竟等同於「憎恨西方」，等同於向西方「進攻」？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推理呢？

要求成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這裡竟成了對美國的「攻擊」、「進攻」，成了「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難道中國就應該永遠衰弱，而不應強大麼？不知這又是一種什麼邏輯。中國人沒有去對美國指手劃腳，叫他們對美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同樣，中國人對自己的情況最清楚，對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問題瞭解也最具體、最深切，儘管中國人非常急切地希望瞭解各國的相關經驗，認真研究來自中外的各種積極的建設，但是，不應當也不可能聽任美國國會和美國政界、學界對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知或充滿偏見的某些人的指揮來決定自己的行止。這本是常識。回顧80年代後期以來中美關係的歷程，究竟是美國咄咄逼人地要將他們的意圖、要求強加給中國，還是中國不遠萬里到大洋彼岸去將自己的意圖、要求強加給美國，事實本來非常清楚。余英時先生卻倒過來誣指中國正在造出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本身不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又是什麼呢？

近70年前，孫中山在神戶作過一次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演講，正面駁斥了當時一位美國學者所鼓吹的「黃禍論」。孫中山指出，美國這位「黃禍論」者「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其實是要「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就文化本身而言，這種文化觀是十足的歐洲中心論，「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孫中山認為，這其實只是一種「霸道的文化」，它專門注重功利，是一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註46〕。今天，從亨廷頓教授到余英時教授，是不是又重複了當年這種「黃禍論」呢？

但是，無論是舊「黃禍論」，還是新「黃禍論」，距離正在發生巨變的中國現實都太遙遠了。轟動世界的《大趨勢》的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亞洲大趨勢》在結論中說：

近一百五十年間，當西方人享用他們創造的進步和富庶時，大多數亞洲人還生活在貧困之中。現在，亞洲踏上了富強發展之路，經濟的復甦使東方人有機會重新審視傳統文明的價值。隨著技術和科學的引進，亞洲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化的新型模式，這是一種將東、西方價值觀完美結合的模式，一種包容自由、有序、社會關注和個人主義等信念的模式。東方崛起的最大意義是孕育了世界現代化的新模式。亞洲正在以「亞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現代化，它要引導西方一起邁入機遇與挑戰並存的21世紀。〔註47〕

這段結論同樣適用於中國。奈斯比特也是一位美國學者，但是，他沒有那種歐洲中心論、西方優越論的偏見，對「東方社會日益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臨精神危機的西方人越來越東方化」抱著積極的態度，認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經濟交融之時，世界將會更加生機勃勃」〔註48〕，因此，觀察亞洲問題，包括中國問題在內，顯然要比那些以西方為中心的霸權主義者顯然公正和準確得多。

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中國所實行的開放政策，沒有像國際霸權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走向喪失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利益均等」，這是霸權主義者所最為憤懣不平的。但中國正因為堅持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包括不和世界上任何大國及國家集團結盟，不插手任何國家的內部事務，方才能夠真正做到有容乃大，突破地域性聯繫的局限，而將東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結合在一起，將中國的發展展置於人類文明所提供全部優秀成果築成的基礎之上。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國家意識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真正關心21世紀人類的和平與發展者，都應當對此表示歡迎，並積極給予支持，而決不應持與此相反的態度。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應當像奈斯比特那樣，努力幫助西方對中國、對亞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從而推動西方國家和企業對中國、對亞洲的理解、尊重和合作，使中國和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建立在更高的更有成效的基礎之上，這方才是對西方世界真正負責，對包括東西方世界在內的整個人類的未來負責。

〔註1〕刊於美國《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中譯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1世紀》1993年10月號。
〔註2〕刊於1996年3月29日《中國時報》。
〔註3〕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華世出版社，1977年4月初版，1982年1月3刷，第461-480頁。
〔註4〕同注〔註3〕，第442頁。
〔註5〕同注〔註3〕，第443頁。
〔註6〕《史記》卷五《秦本紀》。
〔註7〕《戰國策．趙策三》。
〔註8〕同注〔註3〕，第445-446頁。
〔註9〕見譚其驤《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頁。
〔註10〕同注〔註9〕，第5-6頁。
〔註11〕同注〔註9〕，第6頁。
〔註12〕參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384-401頁，409-414頁、430-433頁。
〔註13〕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10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42頁。
〔註14〕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9，第52頁。
〔註15〕王韜：《除額外權利》，《弢園文錄外編》卷3，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9-90頁。
〔註16〕見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編卷3，第1頁。
〔註17〕E. Shrecker, John :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Harrard UP, 1997,第253頁。
〔註18〕《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57頁。
〔註19〕見《湘報》第六八號，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出版。
〔註20〕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3冊，第148頁。
〔註21〕嚴復：《原強》。
〔註22〕《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頁。
〔註23〕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3頁。
〔註24〕見《國民報》第1期，第7頁。
〔註25〕「中華共和國」見之於鄒容《革命軍》，見《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頁。「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見之於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演說》，見《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73頁。
〔註26〕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97頁。
〔註27〕參見馮自由：《清肅王與革命黨之關係》，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
〔註28〕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第2頁。
〔註29〕見《孫中山選集》，第2卷，第220頁。
〔註30〕見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商務印書館，上冊，引論，第29頁。
孫中山：《對外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0頁。
〔註32〕見《孫中山選集》，第943、944頁。
〔註33〕美國總統羅斯福1942年元旦文告中首次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國務卿赫爾在解釋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的意圖時說：「對於中國，我們有兩個目標：第一是有效地共同作戰。第二是在戰時和戰後，為了籌建國際組織以及在東方確立穩定和繁榮，承認和把中國建成一個跟俄、英、美這三個西方大盟國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國。」見Hull,Corde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2, Macmillam, New York, 1948, P.1257。1943年3月羅斯福會見英國外相艾登時說，中國一定要參加「大國圈子」，美國希望「世界組織的真正決定，應由美、英、蘇、中四國作出」，「倘和俄國在政策上發生嚴重衝突，中國毫無疑問會站在我們這一邊」。見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 716-718。
〔註34〕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是美國國務卿赫爾堅持將中國列為《普遍安全宣言》發起國之一。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曾表示反對，赫爾對莫洛托夫說：「關於中國的局勢問題，美國政府正在作一切努力，並且已盡可能作出了一切努力。在我看來，把中國從四國宣言中給略掉，將是不可能的。我國政府認為，在世界局勢中，中國一直是從事這場戰爭的四大國之一。」見Hull Corde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2, P.1282.
〔註35〕《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03頁。
〔註3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rio and Tehran 1943, P.530.
〔註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358.
〔註38〕《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258頁。
〔註39〕斯大林對霍普金斯的談話，見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1945, Vol.1, P. 43.
〔註4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 Vol.7, The Far East : China, CPO., Washington, D.C., 1969. P. 659.
〔註41〕見《毛澤東選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第3154-1355頁。
〔註42〕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6頁。
〔註43〕王韜：《杞憂生易言跋》，《弢園文錄外編》卷11，第323頁。
〔註44〕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畫（物質建設）》，見《孫中山選集》第369頁。
〔註45〕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03、101-102頁。
〔註46〕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見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アジア主義」資料集》，日本法律文化社，1989年9月版，第71-72頁。
〔註47〕約翰．奈斯比特：《亞洲大趨勢》，蔚文譯，外文出版社等，1996年中文版，第275頁。
〔註48〕同注〔註47〕，第274-2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