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分的中國統一論

李鵬於今年元年30日江八點發表一週年的講話中，針對台灣的總統大選提到：「無論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如何改變，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改變不了台灣領導人只是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的事實。」所謂「台灣領導人只是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表示這個領導人既不可能是全中國的領導人，也不可能是另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導人。對大陸方面的領導人來說，這種表述一方面顯示他不願「中華民國」總統威脅到他們在大陸的執政地位，另一方面也擔心「台灣」總統會將台灣帶向獨立。大陸方面領導者的期望應是：台灣方面用「台灣」的身份逐步實現與大陸方面的統一。

本文將論證：台灣整體發展趨勢本來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因此，本文並不是要提出什麼新穎的統一方案，只想論證現實的發展趨勢，減少兩岸領導者的誤會。

二、台灣人民對「民主自治」的原始訴求及其挫折

二二八事件以前，台灣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台獨訴求。台灣人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回歸祖國，但是當時台灣知識階層眼看祖國大陸一團混亂，深恐台灣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因此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明確提出「民主自治」的要求，這個要求具體地表現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處理大綱」之中。

「處理大綱」的精神可以用下面這些話來概括：台灣人民對大陸政局的變動無能為力，但是台灣已經有了堅實的自治運動的傳統，不管大陸政局如何，台灣都應該可以單獨實現民主化，既然中國大陸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民主，台灣就應有自治的權利。台灣的領導者應由台灣住民擔任，不應由大陸以征服者的姿態來接管台灣；台灣的軍隊只應防衛台灣，不應被調去大陸打內戰；台灣的資源應在台灣使用，不應被徵收去大陸支援內戰；台灣領導者應由台灣人民選舉產生。從事後的時局變動來看，不僅當時還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受這種概念，現在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也仍然還維持著這種精神。從葉九條到江八點，都應非是尊重台灣人民民主自治的權利，大陸不派人來，甚至於軍隊都不來，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

但是二二八以後的政局變動，既沒有滿足台灣人民的願望，更不符合中共的設想。在大陸內戰失利的蔣中正，帶著中華民國的「法統」來台灣，並矢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在蔣中正政府的強勢領導下，台灣民主自治的希望落空，台灣人似乎不是為台灣而奮鬥，而是為一個對台灣人來說遙不可及的「大陸同胞」而存在。為了衛護「法統」，長期維持著一套大而無當的政府架構。政府的組成完全與台灣民意脫節。

這樣的政權結構算不算一個「外來政權」呢？李登輝在接見司馬遼太郎時講的「外來政權」頗引起一些人的憤慨，台灣這裡「中華民國法統」衛護者的憤慨也許容易理解，但是中共方面的憤慨卻是令人奇怪的。試看一九五四年八月大陸各民主黨派為解放台灣的「聯合宣言」，宣言說：「蔣介石賣國集團在美國政府庇護之下逃到台灣，把台灣變成了叛國者的巢穴」，「使我台灣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共把蔣中正政府撤退到台灣當作是「逃台」，把台灣定位為這個「逃台」政權的「巢穴」，把台灣人民當作是這個「逃台」政權壓迫的對象，並以此顯示其「解放台灣」的合理性。這不是把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當作是台灣人民的「外來政權」不然是什麼？雖然從台灣實際的發展來看，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是在台灣銳意經營，使台灣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庶，完全不是中共醜化的那一套，但是由於台灣政府的組成並不是台灣民意產生的，因此並不能否定「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的提法。李登輝從未說過「中國」或「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在台灣回歸中國或中華民國的概念上，並沒有任何含糊之處。

三、台灣政治本土化的趨向

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開始了台灣的蔣經國時代，在這以前的台灣，可以說是蔣中正的時代。蔣中正時代的根本特點是：從大陸退來台灣的人士佔有幾乎全部的中央政府要職，連台灣省政府主席也都由大陸來台人士擔任。這種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反攻大陸」的概念上的，它要作為全中國的政府，並隨時準備在反攻大陸後接管中國大陸。

1971年蔣中正政府的代表退出聯合國，使得這種「蔣中正秩序」面對最強烈的挑戰。1972年蔣經國時代開始之後，光復大陸已經缺乏指望，中華民國政府的問題已經完全不是怎樣光復大陸，而是怎樣在台灣存在下去。蔣經國在其第一次組閣時，使開始大力拔擢台灣本地人才，行政院副院長與省政府主席首度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從此開啟了此後長期、漸進的「本土化」歷程。最後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之後，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總統。

這整個政治本土化的過程，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命運」與「台灣命運」結合的過程。這兩種命運的結合有兩方面的意涵：一方面是希望「中華民國」可以繼續在台灣存在，以作為中國領域內一個足以和共產黨政權制衡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希望台灣人能持續保有中國意識，以備將來可能實現的統一。從現實的層次來說，「中華民國命運」與「台灣命運」的結合，實質上就是「中華民國」與「台灣」兩組概念的重疊。李登輝講「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概念並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因為在政治本土化之後，「中華民國台灣化」只是自然的現象。

台灣這邊的一些「中華民國法統」維護者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概念的抨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還在夢想著「光復大陸」，還在想著要用「中華民國」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概念使他們沒有辦法再要求台灣人民跟他們去光復大陸、消滅共匪，於是他們當然要高聲抗議李登輝「搞台獨」。可是大陸方面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概念的批判卻是奇怪的，難道他們還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難道他們還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迫使台灣人民去「反攻大陸」嗎？

四、「中華民國法統」的揚棄

「反攻大陸」或「光復大陸」，除了認定中共就是無惡不作的匪黨，必須予以消滅，這些看起來充滿道德意涵的概念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認定中華民國有其法統，中共背叛了這個法統，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個叛亂組織，只有徹底消滅中共及其建立的叛亂組織，中華民國法統才能獲得鞏固。只有中華民國政府還都南京，中國問題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決。

「中華民國法統」論者完全否定中共革命的正當性，完全無視於大陸人民所作的選擇，完全無法解釋中國大陸的政治秩序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完全不肯去理解中共在中國大陸已然獲得的重大成就。更重要的是：所謂「中華民國法統」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他們卻拿著這個「本來無一物」的東西在那裡猛喊口號。「中華民國」本來就僅僅表示中華民族所建立的共和國，並不存在任何「朝代」的意味。「中華民國」所相對的是中國兩千年的帝制，而不是「清朝」、「明朝」這些朝代。中華民國不屬於國民黨，中華民國絕不等同於國民黨政權或蔣中正政府。無論中華民國總統是孫中山、袁世凱、曹錕還是蔣中正，中華民國都還是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各個政權轉換的過程中，從來也沒有什麼「法統」延續的問題。

要台灣人民為了「中華民國法統」去「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對台灣人民來說，那完全是多餘的、惡質的、不可能的使命。台灣人民在台灣這裡休養生息，為什麼要台灣人去大陸當炮灰？在「法統論」當道、絕不允許任何人懷疑「法統」正當性的時代，台灣人民被灌輸了太多「仇匪恨匪」的教條，使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理性面完全被遮蓋掉。當台灣人民眼看著那個自稱「法統」的政府實質上無力維護它的法統，而又已然被灌輸對中共的仇恨時，要台灣人民如何去看清楚中國的希望？當台灣人民不可能理解中國的希望時，台獨思潮就成了某些台灣人無可避免的趨向。這跟什麼「帝國主義」完全無關。在中國已然「站起來了」的情況下，並沒有任何一個強國政府膽敢公然支持台灣獨立。台灣獨立只是「法統無望、共匪可恨」的情況下，台灣人民想要「出頭天」的自然反應。換句話說，「法統論」與「台獨論」是相生相蕩的一體兩面。想排除「台獨論」，就得一併排除「法統論」。

排除「法統論」之後，李登輝所謂「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基本的觀念」，它的意義就可以立即呈現出來。當台灣人不必背負「中華民國法統」時，台灣人就可以回復本來就有的「台灣人」身份。「台灣人」身份的回復並不否定「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就好像「四川人」的身份並不否定「四川人」也是「中國人」一樣。「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表示了台灣人不必為了背負法統而去「反攻大陸」，也表示了台灣人不能再接受任何一個非經民主程序產生的台灣政府。批判李登輝那句話的人，實質上恰恰是在否定台灣人的中國人屬性：只有認定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時，才不能說「台灣是台灣人的」。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決不是推翻了「清朝」那個朝代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朝代。只有當1949年中共擅自將「中華民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才使得「中華民國」看起來像是個朝代。事實上，1949年中共對國號的更動本來就是個嚴重的歷史錯誤，這個更動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十足鮮明的「朝代」色彩──一個共產黨專政的紅色朝代。中共革命的合理性並不能掩蓋更改國號的不合理性。中共的革命並不是「推翻中華民國」，而只是推翻了在中國大陸的蔣中正政府。中共出版的現代史書中，也從未說過他們「推翻中華民國」。只有當中共強硬地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於「中國」時，「中國」這個名詞才開始「含糊不明」。

五、「隱性台獨」問題

今年3月12至18日，我對我任教的學生做了一次統獨的意向調查。其中包括台南師範學院一班、成功大學五班。這六班中，除了星期三的一班是歷史系的班次之外，其餘全部是通識課程，也就是全校學生都可以自由選修的課程，學生來自全校各種不同科系，混雜在同一個教室內上課。因此這項調查結果對當前大學生的統獨意向有相當的代表性。

我把統獨意向簡單地分成四類：第一類是「堅決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第二類是「基本上希望台灣獨立，但如有適當條件，統一也無妨」；第三類是「基本上希望兩岸統一，但如有適當機會，獨立也無妨」；第四類是「堅決主張兩岸應邁向統一」。調查結果是：

第一類可以簡稱為「顯性獨論」，第二類可以簡稱為「隱性獨論」；同樣地，第四類可以簡稱為「顯性統論」，第三類則是「隱性統論」。第一、二類可以總稱為「傾向獨論」，佔54.9%，超過半數；第三、四類則可統稱「傾向統論」，佔45.1%，不足半數。第一、四類可以總稱「顯性統獨論」，佔25.2%，也就是四分之一；第二、三類可以總稱「隱性統獨論」，佔74.8%，也就是四分之三。

對於熱切期待中國統一的人士來說，這項調查結果足夠讓人憂心，但還不至於令人失望。讓人憂心，因為傾向獨立的已經超過了一半；不至於失望，因為在歷經兩岸長期隔絕之後，居然還有將近一半傾向統一。但是，堅決認定兩岸終將統一的比率畢竟太低，十個人裡面不到一個。

從「政治」的觀點來說，無論是堅決的統論還是堅決的獨論，都得努力爭取中間人士的支持。占總數四分之三的「隱性統獨論」，他們多多少少都有台灣獨立的自發傾向，但是也同樣的多多少少都有中國統一的自發傾向，他們是兩端顯性統獨論者爭取的對象。在台灣內部，顯性統論明顯地已經變成了少數。這少數的統一論者懷著孤臣孽子的心境，為中國的統一大業奔走呼號。

對台灣的統一論者來說，足以讓他們抬起頭來大聲講話的唯一原理是：不管當前的中國情況如何，今後的中國是充滿希望的。只有講得出中國的希望，才能向那佔四分之三的大多數人們宣揚統一的必要。只有那些墮落的、投機倒把的「偽統派」才會用「如果台灣獨立，中共就會打台灣」那種「草螟的悲鳴」來嚇人。由於台灣內部的顯性統派已經明顯地變成了少數，如果不能得到大陸方面的協助，他們生存空間將會愈來愈小，他們的人數比率也會愈來愈少。

從念中學時起，我就聽說「共匪統戰陰謀」的厲害：他們會「聯左拉中打右」，會「聯合多數、打擊少數」。當年中共在大陸對抗國民黨政權時，也許真有這麼厲害。可是在對台政策上，我卻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共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瞭解台灣，他們沒有以台灣人民為中心來理解台灣，而是從國共鬥爭、兩個政權鬥爭的角度來理解台灣。因此才會有所謂「對台軍事指揮部」這一類荒謬的東西出現。他們不去爭取四分之三絕大多數住民對祖國的認同，卻只想到用武裝恐嚇的方法去打擊那少數的獨派人物。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是，他們的武裝恐嚇，恰恰顯示中共沒有將台灣人民當作祖國同胞的一份子：當飛彈向台灣炸射的時候，管你是統派、獨派，是陳映真還是施明德，是林洋港還是李登輝，都一樣逃不過劫難。「來自祖國的飛彈攻擊」，這是什麼話呢？如果「祖國政府」還把台灣人當人看，怎麼可能對台灣人施展這樣的恐嚇呢？台灣的統派怎麼向台灣人民交代呢？一個會拿槍威脅女兒的母親，這個女兒該怎樣去想像何謂「母親」呢？當「祖國」用飛彈羞辱台灣人時，台灣人怎樣去想像何謂「祖國」呢？

李登輝是不是「隱性台獨」？坦白說，我不知道，每一個李登輝的競爭對手都可以摘取他的片言隻語來作為攻擊的把柄，就好像新黨批他「獨」，民進黨卻批他「統」。重要的是，就算李登輝真是「隱性台獨」，那也絕對應該是爭取的對象，而不是打擊的對象。每一個「隱性台獨」對兩岸的統一都保留著一些希望；就好像每一個「隱性統派」也都對台灣獨立保留著一些希望。根據前面的調查，「隱性獨論」佔有最大的比率，他們的動向決定著台灣的走向，如果不爭取這些人，而只想打擊這些人，究竟還想爭取什麼人呢？

六、回歸台灣本分與第三次國共合作

在法統論逐步失靈、台灣政治本土化趨勢日益明朗的過程中，某些法統維護論者大感錯愕，以為「如果放棄法統，在統一的過程當中只有被統一的份；為了避免被中共統一，台灣只好搞獨立」。新黨對李登輝「搞台獨」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從這樣的疑慮開始的。他們從「捍衛中華民國法統」的立場批判李登輝，大陸方面某些號稱台灣研究專家的人沒把狀況搞清楚，無端捲入台灣的法統之爭裡面。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恰恰是只有在放棄法統之爭、讓台灣回歸台灣的本分以後，兩岸才有可能真正找到統一的方案。

現在在台灣，還有幾個人愛「法統」？答案恐怕是：沒了！新黨還愛法統嗎？答案清清楚楚地寫在新黨的「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白皮書」裡面：「我們認為就長程的目標來說，兩岸跳脫主權爭議的框限，以邦聯製作為過渡的形式，逐步走向聯邦制，這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方向。」這樣的「跳脫主權之爭」，這樣的「由邦聯走向聯邦」，「法統」在哪裡？事實上，整本白皮書上看不到「法統」兩個字，你以為新黨還在「捍衛中華民國」嗎？早就沒了。你以為我是在批評新黨嗎？不，我是在大大地稱讚新黨，稱讚新黨已經轉到務實的路線上來。

在四組總統候選人中，被當作明顯統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還在「捍衛中華民國」嗎？根本沒有。他們已經清清楚楚提出「中華國協」的概念，在「中華國協」的概念下，就算「中華民國」可以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組「國協」，那也決不是法統意涵的「中華民國」。這樣說也絕非批評林、郝，而是稱讚林、郝，因為他們也終於了解法統本無物，何處惹塵埃。

從這樣的分析來看，可以說：在台灣政治本土化的大趨向下，台灣本分的回歸實際上是台灣所有政黨、所有總統候選人的共識。李登輝常喜歡提到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既沒有多一分獨立傾向，也沒有少一分統一傾向。既可以保留台灣人的中國意識，又可以落實台灣政治的本土化；既可防止台灣走向脫離中國的獨立，又可以為兩岸統一創造條件。在這樣的概念下選出來的中華民國總統，既不是全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是另一個脫離中國的獨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當然就是「中國台灣」的領導人。

在台灣回歸本分之後，中國國民黨實質上就是個台灣化的國民黨，或者說是台灣人的國民黨，黨名保留「中國」字樣，只是為了不要迷失「中國人」的概念。這是對中共最有利的作法，因為這種作法承認中共在大陸執政的權力。

在這種發展趨勢下，兩岸兩個執政黨的合作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把台灣治理好，讓台灣留在中國。共產黨把大陸治理好，讓中國大陸盡速實現現代化。國民黨在台灣經過長期的威權統治之後，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居然還能繼續執政的地位，所憑藉的就是它在台灣現代化上的偉大功勞。中共也同樣可以相信，只要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可以順利實現，在中國大陸轉向民主化之後，中共也還能繼續它執政的地位。李登輝在台灣順利當選總統，不但不構成對中共在大陸統治地位的威脅，恰恰相反，是對中共在大陸統治地位的鼓舞。

七、結 論

從「二二八」那個時期開始，台灣知識階層就已經發展出台灣「民主自治」的訴求。這個訴求實質上就是以台灣的本分、在中國的架構下實現台灣的民主化，由於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變動無能為力，所求的只是不要捲入國共內戰。但是這個訴求卻由於整體中國形勢的轉變而化成泡影，台灣不僅捲入國共內戰，居然還成了國民黨「光復大陸」的「復興基地」。

1971年蔣中正政府代表退出聯合國之後，光復大陸已經完全無望。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開始拔擢本省籍的政治精英，開啟了此後長期的、漸進的「本土化」過程，到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總統時達到高潮。在這過程中，「中華民國」與「台灣」兩組概念逐漸重疊。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可以說就是「二二八」時代台灣知識階層「民主自治」訴求的回歸，也就是台灣本分的回歸。

在這「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中，「中華民國法統」的概念遭受強烈的挑戰。事實上，所謂「法統」本來就不存在，「中華民國」本來就只是意味著中華民族所建立的共和國。「中華民國」絕不等同於「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可以在中國大陸存在，也可以在台灣存在。中共如果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回「中華民國」，那也只是中國人的共和國的「正名」功夫，決不是「向國民黨投降」。

從統一論者的立場來看，台灣政治本土化應避免台灣走向脫離中國的獨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台灣住民有著或多或少的「台獨自發傾向」，絕大部分台灣人都無法避免。但是除了極少數堅決的獨派之外，大部分有台獨自發傾向者，實際上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統一自發傾向」。統一論者不能不認認真真地引導台灣住民邁向統一。由於台灣堅決的統派已成了孤臣孽子，如果沒有大陸方面適當的對台政策，將難以著力。用武裝恐嚇的方式，只能逼使台灣住民的台獨傾向更嚴重。台灣人所欠缺的只是「慈祥的祖國」，台灣人絕不可能接受「凶暴的祖國」。

台灣政治本土化過程中，對今後中國統一最有利的概念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既表示台灣選出來的領導人不是代表全中國的領導人，也表示這個領導人不是另一個脫離中國的獨立國家的領導人。因此，這個概念與李鵬總理在江八點週年紀念講話中的精神完全一致。只有當台灣揚棄「法統論」、找回台灣的本分時，才能為中國統一找到適切的方案。

既然兩岸領導人的觀點實際上完全一致，第三次國共合作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國共兩黨各自努力經營各自執政的領域，當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順利從現代化走向民主化之後，兩岸的統一自然就水到渠成了。這將是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