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發展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走向

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我國有了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正確路線。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國民經濟每年以大約百分之十的速度遞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在全球的影響日漸擴大。所有這些都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

曾任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於1993年底以《中國的興起》（The Rise of China）（見〔美〕《外交季刊》1993年11、12合期）為題發表文章說：「中國的興起，如果繼續下去，可能是下一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趨勢。……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但是按照目前的軌道運行下去，中國可能在下一世紀前半期取代美國的地位並且在世界經濟中佔居首位。」文章說，「在有文字記載的多數歷史年代中，中國比西方更為發展，更為繁榮，更有經驗和更加文明。僅僅在最後五百年歐洲設法超過了中國。」「中國目前正走在可能恢復其昔日偉大的路上」。他甚至認為，「中國正在成為國際體系中的第四極」。

美國前總統布希近幾年多次談到對中國的印象。1993年底時，他說，「中國正在向前邁進」，他在中國看到的是「一幅更有前途的景象，那就是中國成為一個開放、負責的全球經濟超強，到2000年，中國可以享受年增長率8%的盛景十多年，成為成長最快速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見台灣《中國時報》1993年11月17日刊登的布希16日在香港發表的演講）

今天，世界輿論幾乎同聲盛讚中國「驚人的變化」。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尼古拉斯．霍普於今年初說，中國去年「做得非常好」（法新社巴黎1996年1月10日電）。綜合組織秘書長讓─克洛德．帕耶則說，中國在過去十五年裡「幹得很出色」（法新社巴黎1996年1月10日電）。

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國家和個人都會對中國的發展持歡迎的態度。因為，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廣闊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健康發展，不僅反映了人類五分之一以上居民生活的切實提高和人權的巨大進步，而且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偉大的頁獻。

二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某些勢力卻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他們正在散佈一種「中國威脅論」和挑起「新的冷戰」。

美國《紐約時報》1995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正擺脫二百年的軟弱和恥辱。它終於掌握西方的技術和經濟思想（這多少反映了他們對我國經濟思想的片面瞭解──引者）。許多中國人感到，他們終於能博得他們應受的尊敬和尊重。但是，中國不論朝那個方向看，美國都在對它進行挑釁。」（文章題：《同中國人發生更大麻煩的危險》，作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日本《世界週報》也在1995年8月15日以《美中會迎來「新的冷戰時代」嗎？》為題揭露說，「對於以世界的領導者而自詡的美國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使中國成為不給美國及盟國帶來『危害』的國家。」《週報》援引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幫辦坎佩爾的話說，「今後的10年將決定中國的性質。」他暗示，「今後的十年要努力把中國引導到理想的方向」。這種對美國來說的「理想方向」就是「西化」中國、「和平演變」中國。

除了「西化」，還有「分化」。台灣東海大學馮啟人教授指出，「正當世界飽經戰亂之苦以後，冷戰結束為全球和平帶來一線曙光之際，美國發起了所謂『中國威脅論』，不但要『遏阻』中國的發展，更進而要『拆散中國』（Breaking China Depart），蘇聯解體後，美國在這方面真是竭盡所能，矢志不渝。而肇始於《馬關條約》的『台灣問題』，便是目前這一切鬥爭的焦點。」（《美國對華企圖之演變──兼評〈東亞戰略調整報告〉對中國的新圍堵》，《海峽評論》，1995年10月，第58期）此外，「拆散中國」幾字並非馮教授發明，而是他引自美國《紐約時報》1992年11月8日的一篇文章，該文標題就冠以「拆散中國」幾個大字。

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國所有愛國同胞的警惕。台灣作者毛鑄倫在《海峽評論》1995年第55期刊登的《新冷戰的警訊響了》的文章中就警告世人：美國正在製造「一個真正的危機」，在「冷戰後時期」掀起對中國的「新冷戰」。

三

美國等西方國家這樣做，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戰略根源。揭示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加深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政策的本質和規律性的認識。

首先，從經濟上看，早在二次戰後初期，美國就企圖建立在他控制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秩序」，而佔有「巨大的中國市場」乃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商人夢寐以求的」（沃爾特．拉菲伯：《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1980）》，紐約，1980年，第30頁）。

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打破了美國的迷夢。它怎能不痛心疾首？今天，中國一天天強盛起來，它又怎能甘心呢？特別是美國非常清楚，「資本主義是一個國際體系，一旦在國際上行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同上書，第10頁）當今天美國的安全更取決於美國經濟的強大，而美國經濟又更加有賴於美國開發國外市場時，美國所要做的首先是維持和擴大其在世界上的經濟霸權地位。克林頓上台後提出「擴展戰略」，「即擴大全世界市場民主國家的自由大家庭」（美國《紐約時報》1993年9月22日專稿，《美國改變對外政策方針》）。說穿了，就是要由美國實現經濟霸權主義的同義語。僅僅為此目的，它也絕不容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獨立地發展下去。

其次，從政治和戰略上看，美國一向自詡為世界文明的「燈塔」和各國傚法的榜樣。從來不允許有另一種制度與之競爭，何況這是一種比它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於前蘇聯它就是這樣做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東西方關係問題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曾說，「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難逃脫來自美國的指責，無疑，使俄羅斯人和其他原蘇聯人建立起一整套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系，應該成為美國的一個長期奮鬥目標：美國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使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實現這一點。」（《結束冷戰》，（美）《外交季刊》，1989年第4期）

蘇聯解體後，美國又把矛頭對準中國。這並不奇怪。早在十多年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就把美國當局對中國的心態，刻畫得入木三分。他說，「我們感到我們的基本價值標準直接受到威脅，如果中國人自願選擇共產主義，那就可以斷定人類的大多數是不會走我們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們在這場危機中聊以自慰的，是認為新的中共獨裁政權並不代表中國人民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認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縱手段才能維持下去。總之，我們認為它太壞，不能持久。因此作為一種原則和義務，我們必須反對它。」（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7年，第334-335頁）這樣，就把反對社會主義中國提到了美國對外戰略的高度。

特別令美國當局敏感的是中國的明確目標是逐步消滅貧富差別和實現共同富裕。墨西哥《至上報》1995年7月30日的一篇文章說，「自1949年革命成功後的毛澤東時代起，這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其中「中國的社會發展才是最突出的。它克服了貧困，各個階層的生活都大有改善，尤其是農民」，「它的社會和經濟是在和諧地增長，這將使它能以一種完美的形象屹立於世界。」「哈利法克斯首腦會議聲明說，『持續發展的目標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量』，如果的確有國家在這樣做，無疑就是中國。」（該文作者伊格納西奧．卡斯蒂略．梅納，文章名《中國將進入經濟強國之列》）

中國的上述成就，與貧富差別不斷擴大的美國，不能不形成一種明顯的反差，而對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是個很大的鼓舞。這對於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戰略無疑是更大的障礙。

此外，中國的強大是有利於促進中國統一的。而這又恰恰是美國不願看到的。正如台灣逢甲大學副教授楊志誠所說，美國「對於中國的統一，基本上是不會樂觀其成的，因為中國的統一嚴重違背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重大利益。因此，不管是兩岸的和平統一或是武力統一，都是美國所必須阻止的。一旦中國統一，……美國的『新圍堵戰略』將無立足之點，美國想繼續保持影響力插足亞太地區的情勢，必更形困難，此豈美國的中國政策所能容忍？（《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海峽評論》1995年12月，第60期）

正因此，美國是絕不會放過對中國的攻擊和誣蔑，絕不會放棄「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政策。這是無法改變的客觀規律（連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前參議員詹姆斯．薩瑟都承認，隨著國際力量，美中之間將出現更多的緊張因素。見法新社田納西州維什維爾1996年1月15日電）。

四

當然，也不是說今後美國對華政策會一成不變。這裡關鍵是美國對外政策一方面要受制於國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願，同時也受制於其國力和整個國際形勢，還受制於其外交對像國的狀況。看來，今後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是在變與不變、根本戰略不變而策略手法將不斷有所變化的情況下向前推進。

（一）美國自身問題成堆，國力相對下降的趨勢無法扭轉，使其在對華政策上有力不從心的一面。

美國《經濟學家》週刊1993年6月19日一篇文章指出，「如今，在領導自由世界四十年之後，美國人越來越懷疑他們是否仍然想領導世界，或者說需要領導世界。」「由於經濟只是勉強緩慢地走向復甦，而且有著三千億美元預算赤字，美國感到它不像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隨著城市老區的日益衰落、暴力的發生率不斷提高和一個社會處在被集團利益巴爾幹化的危險之中，它非常清楚它作為民主價值觀的主要陳列室已經破產了。」（該文題為《不情願的「治安長官」》）當然，這絕不意味著美國會自動認輸。會放棄用所謂美國式的民主和價值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但美國之心勞日拙則是難以避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想要如過去那樣作為兩極中的一極來頤指氣使是更困難了。

（二）全球的包括美國的對外政策重點均已轉向經濟，一味遏制中國的做法會損害美國自身。

正如外界一些報刊所說，「今天的主要注意力已從安全和裁軍問題轉向了世界經濟」。「今天的安全就是貿易的權利。穩定就是搞好貿易平衡。……商人們利用外交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斯特羅坎：《當睡獅醒來時》，見俄羅斯《莫斯科新聞週刊》1994年2月6日）「作為資本家總代表的美國白宮自然不甘心丟掉中國這個大市場。因此，每當它們企圖舉起人權大棒時，立刻就會出現一種兩難處境：是輸出價值觀，還是只輸出商品？」（美國《紐約時報》1994年2月6日文章《貿易對人權》）在「經濟學對人權」的辯論中，美國有時不得不有所後退。這是其自身經濟利益使然。今後在這一點上還會不斷地反映出美國當權者的矛盾、尷尬狀態。

（三）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使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美國頑固的反華立場不得人心。

中國的日益強大已為世人所共識，中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切尊重我國主權、願與我平等貿易的國家和商人都能在與中國的正常交往中獲得好處。中國市場正越來越具吸引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的做法，日益顯現出違時背理、倒行逆施的特點。

德國《新德意志報》1994年4月26日一篇題為《克林頓對華政策深陷死胡同》的文章指出，「美國為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而需要中國不亞於中國對美國高科技的需要。因此，經濟上獲得成功、實力增強的北京堅決反對任何干涉內政的做法。」「同時，美國大企業對滿足政府野心而失去自己的機會也感到厭煩。」他們認為僅當前就有四百億美元的飛機後續訂貨，到2000年中國還有九百億美元訂貨向美國電廠設備製造廠家招手。「中國的繁榮觸及美國的差不多所有資本貨物部門（它們傳統的外部市場停滯不前），當然也影響著幾百萬為工作崗位拚搏的美國人。」另據美國《紐約時報》1994年5月20日報導，美國政府企圖通過人權監察組織敦促在華美國公民採取什麼「自願的規範」，如「不准在工作場所進行政治灌輸、鼓勵其高級管理人員與中國官員討論侵犯人權問題」，結果，「立即遭到大公司的反對」。後者怕由此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反對，影響在對中國貿易中的有利地位。

此外，美國的一些歐洲盟國也開始考慮與美國的人權外交拉開距離。據報導，歐洲聯盟正設法在1月中旬召開的委員會上批准一項文件，以避免因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對抗而影響就其他問題達成協議的前景。

這些都說明，美國當局更難一意孤行地遏制中國了。

那麼，美國當局會不會從此就在對中國政策上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此不再遏制與干涉中國？不會，因為至少美國目前不會放棄其世界霸權的夢想，再說，白宮橢圓形會議桌的腦袋即「壟斷資本家集體」的腦袋總要比單個的或部分的資本家高出一頭。他們不會忘記作為一種更先進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崛起，不能不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價值觀的信譽的直接威脅。它們鼓勵本國商人在中國做買賣，一是為了商業利益，二是由此自然可以作為從政治上、經濟上、價值觀上影響中國的一個渠道。克林頓政府一面決定把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脫鉤，同時卻宣佈「介入與擴大」的政策原則，就清楚地表明其利用接觸、介入的手段擴大對中國的影響、促進中國和平演變的意圖。對此我們需保持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