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已有的國際秩序挑戰？

在中（共）美冷戰甚囂塵上之際，美國也有一些冷靜而理性的輿論，作出了務實的呼籲，例如，白魯恂（Lucian W. Pye ）教授在《紐約時報》（2月19日）發表的《中國在尋求尊重》，季辛吉在《華盛頓郵報》（3月31日）發表的《以中國為賭注》。此外，我們還想介紹2月4日的《商業週刊》社論《請不要和中國打冷戰》，史蒂文．厄蘭格在《紐約時報》（2月25日）所發表的《對與中國打冷戰的預測──代價高昂且危險》，莫里斯．邁斯納教授在《洛杉磯時報》（3月10日）發表的《台灣的命運是中國內戰的最後一幕》，及布蘭特利．沃馬克教授在香港《亞洲華爾街日報》（3月20日）發表的《台灣的「彈性外交」必須休矣》。

簽署新的「上海公報」

《商業週刊》的社論說：「二千五百年前，修昔底德說過，新興的強國向已有的國際秩序提出挑戰。他說得很對。他說這話時指的是雅典和斯巴達，若在今天就會是指中國和美國了。今天在對中國的關係方面，美國必須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她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

文章接著說：「單是提出這個問題就反映出兩國關係的危險狀況。兩國相互誤解的對話正在成為主流。美國方面的道德說教和中國方面的民族主義代替了認真的討論。雙方都不好好理解對方的意思。只是一味地感情用事。國與國之間在這種時候最容易陷入敵對狀態。美國的對華政策在自覺不自覺地由保持交往滑向遏制。現在是根據實用政治和各自的國家利益來制定一項戰略的時候了。」

在亞洲出現冷戰對美中兩國都沒有好處。北京領導人迫切需要使經濟不斷增長，捨此他們無法使中國保持穩定。而要做到這點，中國必須能夠進入美國市場。美國這方面則渴望利用下一世紀最大的經濟機會。若被排除在中國的市場之外，它就會失去巨額的利潤和大量的就業機會。美國要是把一個現在還不是敵人的國家變成一個敵人，那將是愚蠢的行為。

現在需要採取大膽的行動。目前正毒化著兩國關係的矛盾和猜疑應當用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在北京簽署一個新的上海公報的辦法來消除。這第二個上海公報應當在尼克森總統和周恩來總理1972年簽署的第一個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再前進一步。1972年的公報為20年來的和平關係和經濟上的互利奠定了基礎。

制止滑向冷戰和遏制

在第二個上海公報中，美國應當保證立即使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約定在兩年內把它的身份改換成發達國家。這樣一個步驟將把美中之間緊張的雙邊貿易問題納入一個多邊框架。美國將不再幹那種傻事，即自己去打破壁壘，而讓歐洲和日本的公司去撈取好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便可以得到它孜孜以求的聲望，並得到24個月的時間去放寬各種條例、實現貨幣自由兌換以及通過一些商業法律。雙方都可以實現它們所謀求的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目標。

在第二個上海公報中，美國還將重申它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承認中國同台灣實現民族統一這一目標的合法性。中國方面則要公開宣佈放棄使用武力實現統一。華盛頓將在附件中保證不鼓勵台灣獨立。在這方面，克林頓總統的態度要很堅決，不受國會中的保守派左右。

最後，第二個上海公報還將承認兩國在亞洲的正當的安全利益。美國將承認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享有像印度那樣的實行軍事現代化、出口某些武器以及對有爭議的領土宣稱擁有主權的權利。中國則將接受核不擴散條約並停止出口核原料。目前的美中關係中缺乏清晰度、精確性和前後一致性。只有採取一個大膽的行動才能制止這種滑向冷戰和遏制的趨勢。

沒人認為中國是擴張主義

厄蘭格的文章說：「如果同中國真正打冷戰的話，那在最低程度上意味著增加國防開支和增派美軍在海外；經濟和貿易都將遭到損害；同美國在亞洲的盟國關係將出現危機；聯合國安理會將變成更加爭論不休的機構，而且核擴散可能更加嚴重。簡而言之，世界將變得更加危險得多，而且更加難以預料。」

克林頓政府官員──他們堅持在姑息和遏制之間必須有個中間地帶──認為，打一場新的冷戰的悲慘前景是國會與台灣親密關係的必然延伸。

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應當是怎樣的呢？

如果政府在國會的推動下採取行動結束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的話，中美兩國日益增加的貿易將迅速下降。在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隨心所欲地行事一段時間之後，中國在重要問題上行使的否決權可能取代昔日蘇聯的否決權。

沒有人認為中國是蘇聯式的擴張主義者，但是隨著馬列主義作為一種有約束力的意識形態日益岌岌可危，中國領導層對有爭議的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以及香港和台灣所發表的言論帶有的民族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

在軍事上，美國將不得不考慮使在亞洲的駐軍超過目前的10萬人以及尋找新的海軍基地，也許重新同昔日中國的對手越南重新談判租借金蘭灣問題。

美國將促使東南亞國家聯盟在地區性安全方面進一步實現自力更生之後，必須考慮制定新的軍事援助政策以確保南中國海的穩定。

美國根本無法對中國進行遏制

日本在突然發現它的靠山不穩定之後，可能必須在新興的地區性超級大國和遙遠的美國之間做出選擇。美國官員說，東京本來對中國將同華盛頓討論建立新的安全聯盟一事已經夠緊張了，因此它現在有三種選擇：遷就中國、依靠美國以便同北京抗衡或自衛。大多數日本領導人不喜歡第三種選擇，所以他們把重點放在第二種以避免出現頭一種選擇。但是這能維持多長時間呢？

北京已著手加強同反日情緒仍然強烈的韓國的關係。新加坡也一直在進一步接近新興的中國超級大國和批評西方的價值觀。北京歷來與泰國關係密切，並且是緬甸的主要盟國之一。所以如果美國與中國對抗的話，東南亞將倒向哪一方呢？

俄羅斯已著手使同中國的關係熱呼起來，解決同其大鄰國的最後的領土爭端。如果今年夏天共產黨人或極端民族主義者當選為俄羅斯總統，如果華盛頓謀求對中國打「俄羅斯牌」（就像它在70年代初期對莫斯科打中國牌那樣），那麼俄羅斯同它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美國一位高級官員說：「推行遏制政策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與我們當年對蘇聯採取的方針不一樣（當時我們有許多好盟國），現在我們在亞洲沒有一個盟國可以幫助我們推行這種政策。你與日本、韓國和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關係都很緊張，更不用說澳大利亞。」

另一位高級官員說；「只要想一想這種可能性是足以作為教訓的實例，就可以說明為什麼進行建設性的接觸對美國來說是唯一明智的政策，即使它並不總是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奏效。」

他接著說，無論美國怎樣做都不能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更重要的大國。作為擁有強大和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新興地區性大國，美國是根本無法按照傳統對前蘇聯那樣對它進行遏制的。他還說，中國也不是一個對世界關閉或失去控制的國家。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羅思說：「現在停止接觸並著手實行遏制為時還太早。次要的問題是核擴散和貿易，重要的問題是把對華政策搞好。」

鄭成功確立了台灣的統治

邁斯納教授是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教授，他的新著《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討》即將出版。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的文章中，他說：

「中國又開始在台灣北邊和南邊的海域試驗它不斷增加的導彈力量。從去年夏天為抗議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而進行第一輪導彈試驗以來，中美關係越來越敵對。」

台灣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美中關係緊張的主要根源。但是，台灣歷史上沒有什麼支持台灣獨立的東西，國際法上就更少了。

除了土著人（通常認為的南洋人Layan ），台灣到15世紀或16世紀才見於史書之中，那時海盜和從中國、日本、葡萄牙和荷蘭來的商人把它作為基地。在17世紀中葉，台灣成了被打敗的明朝的最後堡壘。明朝最後的軍事保衛者、冒險家鄭成功離開大陸，在擊敗荷蘭人以後，確立了他在台灣島上的統治。

1688年，勝利的清朝又把鄭成功的後代遷走。台灣併入中華帝國，在以後的二百多年在行政管理上作為福建省的一個府。

直到18世紀和19世紀才開始從大陸大量移民。多數移民來自沿海省份福建和廣東，那些人的後代現在被稱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從民族、語言和文化方面看，他們同住在他們祖籍省份的各民族的人沒有什麼區別。

台灣現代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點發生在1894年至1895年的戰爭中，現代化的日本擊敗腐朽的清政權的時候，日本把台灣和澎湖列島作為戰利品，歸它所有。台灣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時間長達半個世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沒有支持台獨的歷史根據

1945年日本失敗後，台灣歸還中國。所有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毫無疑問地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多數台灣人也這樣認為。

若不是1950年6月爆發朝鮮戰爭，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很可能是短命的。那場戰爭使蔣介石政權依賴第七艦隊，使台灣成為事實上的美軍保護之地。

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並不完全是從民主的理想出發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蔣掌管的是一個嚴密控制的極權主義政府。然而，國民黨從來沒有聲稱自己只是台灣的統治者，而是把自己說成全中國的合法政府。這畢竟是它存在的理由。

1972年的上海公報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問題，美軍要撤出台灣。

縱觀台灣歷史，顯然沒有支持台灣獨立的令人信服的歷史根據。

除了中國在西太平洋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外，台灣（和大陸）還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台灣獨立的遠景黯淡。看來可能的是這樣一種前景：在承認台灣20世紀獨特的歷史的基礎上，在大中華的框架內實現高度的政治和經濟自治。

這種安排只能由中國各黨派自己作出。如果美國政府出於國內黨派鬥爭的需要而不是對國家利益的現實考慮，介入中國內政，那麼，（台灣）實現真正、持久自治的可能性也將會減少。

雙贏非爾虞我詐

在美國主流媒體一再以「自由民主」來混淆兩岸危機真正的原因出在製造中國主權分裂之際，威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兼東亞中心主任沃馬克教授在其文章中說：

「台灣總統李登輝在23日總統選舉中獲勝之後，他將有必要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的『彈性外交』已經走完其道路。台灣要想恢復同中國關係的勢頭，其靈活性就必須達到一種新的水平。李先生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即台灣的繼續繁榮和安全將取決於調整同中國的關係，以實現互利。如果繼續同中國保持敵對的氣氛，那肯定將會像遭受入侵一樣，使台灣喪失它在亞洲的地位。」

因此，目前實行的彈性外交已變得不適宜，甚至變得危險。偶爾的象徵性勝利永遠也不會超過兩岸關係中長期付出的代價。現在急需的是李先生做出根本性調整，從「我贏你輸」的思想狀況轉變為雙贏的思維方式；後者突出互利，並在促進非稱霸性的一體化方面起帶頭作用。

目前，台灣在其與大陸關係中同它與任何其他國家關係相比，要裹足不前得多。這使它在政策上有一定的迴旋餘地，使台灣能夠單方面採取一系列給人深刻印象的行動。當然，台灣在闡述這些政策時應當記住，它的主要聽眾是中國。北京必須聽到「雙贏」的政策，而不是「爾虞我詐」。

第二，台灣在實現與中國統一的努力中應當從地區和全球著眼。兩岸的分離狀況並沒有造成歷史性問題，而是創造了必須通過相互適應而保護和鞏固的機遇和能力。

台灣的機會稍縱即逝

第三，台灣的外交活動必須以新的信心來進行。目前在亞洲開發銀行中的聯合會員資格為制定合作性政策創造了一個機會。例如，台灣和中國能夠在一些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全球問題上合作。這些問題包括地區發展政策和確保全球經濟中的亞洲經濟一體化等。

台灣對中國政策根本性改變的機會稍縱即逝。明年英國將把香港歸還給中國，這樣一來，就會去掉台灣同中國間接貿易的遮羞布。因而使孤立和統一之間的選擇更加突出。與此同時，中國最近的武力恫嚇試驗很可能會逐步形成一項以強迫統一來取代和平統一的強硬政策。最後，李先生競選獲勝的事實將使他在確定台灣的目標和政策方面獲得獨有的、面向未來的自決權。這又是李先生採取靈活做法的時候了，這樣做才符合孫中山的最佳傳統。

沒有永遠的「美國和平」

以上的幾篇文章雖屬冷靜理性的務實之論，但態勢很清楚，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要從貧窮落後中解放出來，即使中國沒有向任何世界強權的挑戰姿態，但是中國的富強必將使得西方的霸權主義更難以橫行於中國，這就是對美國既有的霸權主義國際秩序的潛在威脅，有威脅就要遏制，這就是美國霸權主義的邏輯，除非中國永遠願意作一頭匍匐在美國霸權主義腳下的哈巴狗，否則就不能不小心的、謹慎的、嚴肅的、認真的面對美國新遏制的挑戰。

雖然台灣已與美國斷交，但美國卻悍然的以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規範台灣為其潛在的戰略基地。美國決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攸關其遠東戰略利益的戰略基地。在過去50年的美國經營下，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在文化、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美國勢力佔有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沒有美國勢力的支持，任何政黨和政治勢力是不可能走上權力的台階的。因此，期望任何美國勢力代理人的台灣當局能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無異於緣木求魚。

中國的和平統一也必然被美國視為對其世界霸權和遠東戰略利益的挑戰。除非中國甘於永遠被分裂，被封鎖在西太平洋的西岸大陸，否則，即使「我不犯人」，也一定「人必犯我」。

其實，美國應該瞭解，天下沒有永遠的羅馬，沒有「日不落國」的日落，又那來的美國世界霸權。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必須嚴肅的面對世界權力多元化的國際新秩序，在多元化的國際秩序中去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能把美國的國家利益建築在破壞他國領土主權的基礎上。

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中國並沒有必然的衝突，也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甚至，人類最後一個最龐大的中國市場，正是美國商業利益無窮的機會。但是，美國霸權主義必然會和中國的復興發生衝突，並且，也必然會和不止於中國的其他國家有著不可解決的矛盾。天下沒有能永遠維持「羅馬和平」（Pax Romana）的羅馬，又如何能有永遠維持「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 ）的美國呢？明乎此理，中美兩國也未嘗不可能有21世紀的「雙贏」，其實這也是熟知大英帝國沒落歷史的季辛吉，極力為維護美國未來地位所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