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啟蒙的實踐場域

1977年4月譚英坤試圖透過社會經濟結構分析來嘗試研究台灣史，《1945年以前的台灣社會經濟》一文運用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及潘志奇《台灣社會經濟》兩本書，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解說日本資本主義如何一步步的改造台灣的農業經濟本質，台灣的糖業現代化，蔗農成了現代化下的工資農人，例如二林蔗農抗爭事件，隨著經濟上的壓迫過重，才逐漸發展為以民族為召喚的運動事件，以及對台灣島內的階級作初步的分析。此文對台灣社會經濟史做了如下的結論：「台灣社會最為突出的焦點，是殖民社會這個性格。從框架看台灣社會，是中國社會之等質的延長〔註39〕。」同時此文也將台灣史定位：「因此台灣的命運，不但是和中國不可分割，和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命運也是息息相關的。至於國內地方分離主義之所以存在，……實由於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註40〕」此文發表時間在1977年4月，是《夏潮》在台灣史觀點上的轉換，將台灣聯繫到「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國際位置，共為「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環，雖然文字符號用的是孫中山的語言，但台灣歷史位置即使是作為「與中國不可分割」的一環中，也已跳躍至世界史的角度，而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分析，原始粗糙的呈現了日本﹑台灣及中國的三角問題。

第三世界發展理論與依賴理論在1978年大量的引進《夏潮》後（詳見第五章），「殖民社會」的世界性﹑全球性成了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觀點，以及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後，「階級」的概念已經光明正大的被提出來了（此部份下章會討論），以階級眼光分析日據時代的抗日運動也出現。

1978年3月林問耕（即林載爵）在《中國國民革命與台灣民眾運動》一文，將中國﹑台灣﹑世界（用九夫年代語言應該是全球性global）做了同時「把握」的說明，他分析到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以農工群眾為基礎，結合了政治﹑社會﹑經濟的力量，民族﹑民權﹑民生的理想，反抗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勢力，並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台灣的民眾運動「其群眾基礎由於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壓搾與剝削，更顯出農工民眾的重要性」，台灣的歷史位置與中國等同，並包含在世界史裡頭「把『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路線，放在世界史的範圍看，中國與台灣同樣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國際性國民革命運動中重要的一支；放在中國史的範圍看中國與台灣一體同心地共同進行著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台灣志士並公開聲援祖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且包括反日帝侵華；放在台灣近代歷史的範圍看，乃是中華民族反抗異民族統治的民眾革命運動。」將台灣與中國拉高到相同的地理與政治位置，同置於被壓迫與被殖民的地方，跳脫台灣做為中國邊陲歷史的官方正統說法，台灣抗日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反帝國主義」成了彼此等同的重要歷史標記。

就民族而言台灣包含於中國，就反帝國主義而言台灣呼應中國，就革命路線（甚至應該是階級鬥爭）而言台灣與中國同為世界之一支。這種層次鮮明的動態史觀，到1978年底更形成熟。從1978年10月開始，連續四期，《夏潮》開闢了「台灣史料選讀」專欄，署名陳烈（林載爵），分別重新解讀了「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且以較進步性的政治經濟學，作為解讀基礎。例如，對「文化協會」的分析乃因為台灣受到世界情勢高漲才組成的，「1917年11月俄國布爾雪維克革命成功；1918年11月德意志共和國宣告成立，社會黨及獨立黨組成政府；1919年3月朝鮮爆發三一獨立運動；1920年土耳其革命成功，印度推行不合作運動，日本國內勞工運動急速進展」〔註41〕，並分析文化協會組成份子的階級身份，由地主及知識份子組成，缺乏農民與工人，「然而由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改變，政治情勢的變動，和思想啟蒙的逐漸深入普及，……，政治思想自然也就分歧了，導致1927年文化協會的分裂。」對歷史分裂的必然性認識，因為受到結構的變動與世界的影響，擺脫了早期林載爵對歷史割裂的痛苦感受，同時清楚的宣告台灣歷史作為與世界結構性變化，而分裂後的左翼的文化協會，正是世界階級結構變化的產生物，具同步性的世界歷史位置。

同樣的分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受到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於是知識份子反同化政策，「以保持台灣之自主性與特殊性」。對於「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解讀，此乃因應著台灣資本主義的深化所造成的經濟結構變動下，「日本人與台灣民眾的民族對立，政治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立，資本家與農民勞動者的對立，三者相一致結合，而促使了政治的直接對抗擴大為經濟問題的反省，社會制度的考察」，我們瞭解蔣渭水因具有某種程度的左傾，離開了右翼主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感染到共產主義理論的力量，糾結共產主義份子謝文達與連溫卿，將台灣民眾黨改組成台灣第一個左翼意識較鮮明的政黨，這種解讀意味著《夏潮》在進入政治運動的同時，依附著台灣歷史記憶裡的左翼政黨，表彰出左翼在政治運動裡的歷史正當性，突現左翼陣營在台灣反叛歷史裡的領導位階。

到了《夏潮》最後一期，陳烈導讀《台灣民報》上的兩篇文章，一篇為炳的《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另一篇為冰瑤的《智識饑荒和救濟辦法》，他從這兩篇文章分析當時的知識份子，已經瞭解「從事反抗運動可以完成社會改造的工作」，而且知識份子「對知識的吸取，也都帶上了反抗的性質」〔註42〕。這一篇文章發表在1978年12月國大代表與立委選舉後，此次選舉，夏潮系統有陳鼓應與王拓參與競選，後因美國與中共建交，蔣經國停止了這次的選舉活動，陳烈這篇史料的導讀，說明民族與階級雖是兩個層次的，但是反抗運動與社會改造是可以並行，他不寫「抗日運動」而寫「反抗運動」，暗含著知識份子投入反抗運動，就是一種社會改造，似乎說明著《夏潮》參與政治運動與台灣歷史有著傳承上的連帶關係。

總結《夏潮》的本土觀點，是逐漸在成熟中的動態史觀，它重視知識份子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的位置，以及社會改造力量的來源。而台灣與中國的「重疊把握」方面，將台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位階等同起來，它顯現了台灣與中國民族有一共同的世界性問題，民族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是相一致的，即反帝國主義；台灣屬於世界史的一支脈，與同被資本主義壓迫的亞﹑拉﹑非洲的階級反抗是同步的，因此台灣歷史具有殖民社會的特殊性格，被資本帝國殖民的統治的特殊社會結構，由於直接被納入國際資本的生產關係當中，而凸顯了特殊的階級與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夏潮》整理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具函反支配的企圖，企圖敲挖被國民黨箝入的正統歷史文化霸權，拆解文化霸權最底層的歷史堡壘的態勢。

〔註39〕譚英坤《1945年以前的台灣社會經濟》，《夏潮》2卷4期，頁14。
〔註40〕同上註。
〔註41〕陳烈《台灣史料選—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夏潮》5卷4期，頁62。
〔註42〕陳烈《台灣史料選讀—社會的改造與知識的吸收》，《夏潮》6卷1期，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