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勝利

二次世界大戰後，發起侵華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遭遇比起德國的納粹有如宵壤。這期間美國戰後的布局扮演了關鍵角色，本文對此有深入分析。作者李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研究生。原文分五節（「一、1895-1945：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進入』」；「二、美國給亞洲帶來的『禮物』」；「三、朝鮮戰爭和舊金山和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令」；「四、從雅爾塔到印度支那：美蘇代理戰爭乎？第三次世界大戰乎？」；「五、新的組合」），長六萬餘字，本刊節錄其中第二與第三節論述美國出於二戰後西太平洋戰略考盧而扶植日本軍國主義舊勢力的來龍去脈。編　者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進步人士滿懷希望地把它看成是「庶民的勝利」。善良的人們希望這場世界大戰是以公理戰勝強權為結束，成為和平與正義的開端。但是，歷史和善良的人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一次大戰後，世界殖民體系被完整保留下來，弱小國家民族愈加成為西方列強宰割出賣的犧牲品。一戰後的國際體系甚至連非正義的和平都無法長期維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再一次被看作一個轉折點。特別是在亞洲，人們希望這是新的開始。事態的發展似乎在預示著：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衰落，亞洲被壓迫民族復興有望，殖民主義在亞洲很快消亡，美國成為亞洲民主與和平的保護者。二次大戰後的國際體系的確保證了半個世紀的世界和平。許多人擔心的美蘇之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始終沒有發生。但是，二戰後的世界體系並沒有能有效地維護亞洲的和平。二戰後世界上幾次最大規模的戰爭都發生在亞洲。預料將在中歐地區發生的美蘇之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打響，在遠東廣闊的地平線上，反而爆發了一連串空前的戰爭慘禍。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其戰爭根源、直接導因和敵對雙方各不相同，但三場戰爭的對手，都是一方屬於打著共產黨旗號、為民族利益而戰的「民族解放」陣營，另一方屬於「自由世界」陣營，或由「自由世界」的強國直接參與。這三場戰爭加起來，一共有歐、美、亞、非、拉、澳24個國家參與，一共吞噬了一千多萬人的生命（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堪稱是一場世界大戰。在亞洲發生的是不稱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戰後發生在亞洲的另一件沒有被人們預料到的事件是：二戰中在亞洲唯一的戰敗國日本，在四十年後恢復發展成為經濟超級大國，日本經濟帝國主義的陰雲再一次籠罩亞洲。亞洲前殖民地的人民，在飽受侵略、迎來和平後，抱著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願望，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重遭戰禍，和舊的殖民統治者以資本優勢捲土重來。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是以原子彈在日本領土上爆炸為標誌，象徵著勝利的一方對日本以壓倒優勢的徹底軍事征服。這種壓倒性的勝利，按說應該為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經營的殖民體系、掃除日占時期的親日派勢力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回顧日本佔領的殖民地在戰後的發展，很多時候勝利的一方和失敗的一方被顛倒了過來：1947-1951年間，在馬來亞、菲律賓、印度支那等地發生的內戰以及當地人民與重返的舊殖民地宗主國之間的衝突中，與日本在二戰中敵對的英、美、法等國，反而無一例外地支持日占時期與日帝合作的當地大地主階級和以前聽命日本的傀儡軍隊，而他們聯手所圍剿的也無一例外都是日占時期的抗日分子和抗日鬥爭中形成的當地武裝力量。同樣，就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同時，在中國、朝鮮，許多日本戰犯和投靠日帝的舊勢力被重新重用，去參與當地的內戰。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把這種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反常倒置推到了頂點：戰敗國日本被給予了優厚的和約條件，重新回到了國際社會，而為戰勝日本作出巨大犧牲的中國不但被排除在和約之外，而且被簽約國家所組成的軍事聯盟所孤立包圍﹔和約簽訂結束了對日本的軍事佔領，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領土保存完整，而被日本侵略的前殖民地朝鮮，理應實現獨立建國，卻被外國軍隊人為地分割佔領，並因此陷入內戰。

二戰的結束以法西斯的失敗為標誌，給它蒙上了一層公理戰勝強權、「庶民的勝利」的色彩。然而，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不得不讓人面對這樣一個難堪的事實，就是：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亞洲國家內部，在戰後發展中佔盡優勢、得盡實惠的，是二戰中的侵略者和各國的親日派﹔在戰後仍飽受患難、積弱貧困的國家、民族和它們中繼續受壓迫的社會階層，也恰是那些戰爭中受日本侵略禍害最深的受害者。這種勝利者與被擊敗者命運的嬗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隨著戰後日本以經濟超級大國的姿態出現，一些企圖修正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罪行的言論也漸漸公開氾濫起來。70年代以來，發生了教課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然而，一個常被人忽視的問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並非70年代始，而是從美國單獨佔領日本、根據美國的意圖對日本重建就開始種下了種子。在亞洲地區的一系列衝突的掩蓋下，日本軍國主義能夠肆無忌憚地氾濫。一個令人回味的現象是，在日美同盟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有所解除、中國日本恢復邦交、印度支那戰火塵埃落定以後，在亞洲範圍的「反共」、冷戰失去了借口，日本軍國主義的言論才開始被人們所警覺重視。

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戰後的國際體系有效地幫助了戰敗國日本迅速恢復到經濟強國地位，而同是這個體系，在設計上並沒有把被日本侵略的受害國家的利益考慮在內。太平洋戰爭後在亞洲形成的這種侵略者與受害者的利益倒置現象，被戰後美蘇冷戰的局面所掩蓋，更少有人追究它的真正根源。……人們知道，敘述歷史的觀點很難是中立的。本文無意提供新的的歷史資料，而是準備從亞洲人民的觀點、二戰中及在戰後體系中其利益被犧牲的民族的觀點出發，系統地回顧一下眾所周知歷史事實，包括戰後的幾條重大發展線索，如：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和重建、朝鮮戰爭、美蘇冷戰等，從而來追尋這一勝利者與被擊敗者命運倒置的真正根源。這一歷史現象的真正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日本加入到西方列強中爭奪在亞洲的殖民地的時刻。可以說，日本在亞洲殖民地的一系列政策，已經為戰後的這個戲劇性的變化打下了伏筆。

【一、1895-1945：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進入」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以佔據台灣開始了它在亞洲的殖民擴張。也正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廢除了對外簽訂的不平等條款，不僅擺脫了西方列強所強加的半殖民地地位，更信誓旦旦著手實現其既定的「脫亞入歐」的戰略：這個戰略的中心內容就是加入到殖民列強的行列中去。眾所周知，這時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殖民擴張已經進行了數百年，並已基本建立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已經很難容後來者插足了。甲午戰後中日《馬關條約》中規定的遼東半島割讓日本，由於俄、法、德三國的干涉所阻止，改為中國追加賠償日本三千萬兩白銀。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擴張意圖，第一次和西方殖民列強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從此以後，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擴張，長期地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聯繫在一起。這堪稱是20世紀的一個歷史奇觀：日本自身的帝國主義企求卻以強烈的反帝面貌出現。解釋這個現象要從日本作為一個晚期出現的、後起直追的帝國主義國家來入手。

在世界現代史中，日本帝國主義短短半個世紀的發展，是一樁歷史的異數：其中主要的一點，就是它不是像典型的西方殖民帝國那樣，在遙遠的海外去征服與宗主國文化迥異的外族，給殖民地當地人帶來陌生的宗教、政治文化和商品貿易，從而建立所謂「海洋型」的殖民帝國。日本殖民戰略的最重要的著眼點，是它鄰近周邊的那些與其有著歷史聯繫和共同民族文化特色的國家。它能夠很容易地利用亞洲本土文化和亞洲種族集體意識作為其殖民擴張的工具，有時甚至是以驅除「外來殖民者」為口號。

1905年的日俄戰爭的結果對日本的自我意識和日本對外的殖民宣傳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當時世界輿論把日本的勝利看成是近代以來亞洲人第一次戰勝歐洲人的紀錄，從此日本賦予了自己「為亞洲人民驅逐西方帝國主義」的堂皇的責任。伴隨著日本殖民擴張的步伐，它也發展出來一套系統的理論觀點，其中心內容就是打破英美所主宰的東亞舊秩序，建立以日本為核心、日本民族為指導的「大東亞新秩序」。在這個新秩序中，將以東北亞的儒教傳統國家為核心，建立「日滿一體」、「日滿華一體」為基礎的「一元化統治經濟」，並強調「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亞洲種族集體意識的文化。

我們知道，身在歷史進程中的人是不可能長後眼的。日本所提出的驅除外來殖民者、建立亞洲民族之間互相合作、共同富裕的宣傳，在當時確實對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亞洲人民有著吸引力。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的消息傳遍亞洲各地，對當時一大批亞洲民族主義者如尼赫魯、蘇加諾、孫中山等產生了極大的刺激和深遠的影響，對促使他們後來參與和領導反帝、民族獨立活動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出於特定的動機，日本在一定場合下支持、助長了一些反對西方殖民的亞洲民族主義的活動。一些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人士，如菲律賓抗美領袖阿圭那多等還受到了日本的幫助和庇護。在日本佔領緬甸初期，緬甸的抗英獨立運動甚至一度與日本佔領軍建立了合作。日本在二戰期間接管東南亞殖民地時，強調所謂西方列強為外來壓迫者的宣傳，其觀點無疑有真實的一面：歷史上的是非真假有時就是這樣錯綜複雜。歐美殖民者由於對東方民族文化的無知，及對亞洲民族的種族歧視，它們在亞洲的統治固然具有強烈的種族壓迫的特徵。這也恰恰是日本「驅除外來殖民者」的宣傳能夠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然而亞洲殖民地人民是否真的受益於日本的介入呢？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的短短的五十年內，日本建立了一個遍及東亞的殖民帝國，和英法等歐洲殖民帝國舉世並立，甚至在局部上取代了西方殖民體系，這個歷史紀錄給了我們一個比較這兩類殖民主義的機會，從而能進一步評價日本「為亞洲人民驅逐西方殖民主義」的許諾的真實性。

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近代殖民主義，無論西方的還是日本的，都有共同的特點。它的本質就是通過對落後的、農業的和鄉土的殖民地的資源掠奪來供養先進的、工業化的和都市的宗主國，並使不平等的關係永久化。它採用的手段是通過強加給殖民地的殖民政權，或將原當地政權改造成聽話效忠的僕役，來實現對當地資源的搾取。殖民統治的慣用手法有兩個，一個就是將搾取的巨大財富的一小部分被拿來賄賂殖民地國家的上層階級，把他們培養成忠實聽話的投靠階層﹔另一個就是利用並人為製造殖民地內部矛盾，從而分而治之。無論西方殖民統治者還是日本殖民統治者都要這樣做。

日本殖民統治有異於西方殖民統治的方面，就要從日本的特殊國情和歷史環境來說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戰略家已經意識到島國日本資源貧乏，市場狹小，人口過剩。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領土擴張的動機主導和推動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計畫，也造成了日本殖民擴張的軍事防禦型（相對於西方殖民主義的地理發現型）、大陸型（相對於如英帝國的海洋型殖民帝國）的特色，儘管日本本身是一個島國。這表現在：日本將朝鮮、滿洲和華北作為其軍事、經濟的要害地區，從這些近鄰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實行中心輻射式的擴張征服。儘管在日本決策層內部有陸軍省的「北進」與海軍省的「南下」之爭，它的中心策略仍是所謂「大陸政策」：即對鄰近日本的東亞大陸地區實行「強度結合」。在經濟政策上，採取了與英帝國的偏重殖民貿易政策相迥異的策略，這就是在鄰近日本的殖民地戰略地區（朝鮮、滿洲）實行環繞日本本土為中心的「輻射型」工業化。比如，日本重要的重工業會社日產會社曾計畫將全部資產轉移到滿洲國。〔註1：見滕利貴，偽滿經濟統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這種殖民策略，在英美等海洋貿易型殖民政策中是很少見的。但是，這種在殖民地有選擇的工業化政策，仍然是為日本「農業亞洲，工業日本」的長遠殖民政策所服務的：在朝鮮、滿洲的工業化，不僅完全是為以日本為中心的工業體系所服務，也極少給當地人民生活帶來改善。在政治上，日本殖民者也採取了與英帝國殖民者所不同的方式，即所謂的「直接統治」的方式。

「間接統治」和「直接統治」是兩種典型的而又迥然不同的殖民統治方法。「間接統治」一般是殖民者利用殖民地現有的當地政權和社會顯要階層間接地攝取殖民地的資源。它僅僅需要將當地的土生政權收買、改造成聽話效忠的僕役，來保護殖民貿易和其他宗主國利益。英帝國在世界上大多數殖民地地區都採用的是程度不等的間接統治。在中國自19世紀以來形成的半殖民地狀態，可以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間接殖民統治，也許從西方列強的角度出發，這是一種「最優」的狀態：因為「中國的事務複雜困難，使中國維持一個中央政府是列強剝削中國的最低廉耗費」。〔註2：見王綱領《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第6頁，台灣學生書局，1988）而「直接統治」的特點，就是由殖民國家強加給殖民地一個外來的殖民政府，培植出龐大的官僚管理階層，其中經常包括為當地人所憎恨的軍警、憲警機構。一個典型的「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就是法屬的印度支那：統治越南三千萬殖民地人口的法國殖民機構竟相當於統治印度三億人口的英國殖民機構。日本的中央集權式的殖民統治則又遠遠勝過了法國：在越南，日本全盤保留繼承了法國殖民政府的統治機器﹔在台灣、朝鮮、滿洲，日本在其佔領期間將龐大的殖民機構從無到有地人為培植出來。

無論「直接統治」還是「間接統治」，殖民者都要追求對殖民地的獨佔。日本殖民主義的一個內容就是日本對亞洲的獨佔。日本正因為是後起直追的一員、需要領土擴張的關係，更加迫切地需要排除西方列強染指亞洲。在殖民亞洲的列強中，同屬後來者的美國，為了在亞洲插足，提出了別出心裁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口號。有趣的是，同是這個美國，在拉丁美洲奉行的則是「門羅主義」的原則，即對外關門、由美國獨佔的政策。1899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羽毛尚未豐滿的日本還在附和美國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口號﹔僅僅五年後，日俄戰爭的結果，對日本的效應如同吃了一副興奮劑，使它已經志在發展一種類似「美洲屬於美洲人」的亞洲門羅主義（即所謂的大隈石井主義），它向世人宣告亞洲是日本人的亞洲。因此可以看出，在日本「興亞逐歐」的旗號後面，獨佔才是真正的目的，而「趕走西方殖民者」則成了十分權宜而又有效的宣傳手段。

除了興亞逐歐的口號，日本「東亞共榮」理念的另一大支柱是保守的反共意識形態。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反共意識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從地緣政治角度抵制和防範蘇聯有可能進行的輸出革命、向外擴張的行動，另一個更重要因素，是靠扶植在殖民地地區保守寄生性的大地主階級來確保殖民掠奪，而這些保守勢力在思想意識上總是最堅決反共的。因此，為了在那些日本控制薄弱的地區實現「間接統治」，建立當地的反共親日政權成了日本的一大戰略。在建立了親日的法西斯政權後（如在華北、華東、泰國），日本允許它們在「東亞共榮圈」內獨立。而在殖民地內任何有礙於殖民掠奪的言論或行為，如農民對土地改革的要求、下層民眾的反抗、民族資產階級傾向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等等，日本都給予無情鎮壓。日本對共產主義的集中打擊，恰使得反日的力量向這種思想和組織靠攏。這個雙方的互動效應，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後果，那就是：促使殖民地內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與宣傳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意識和共產黨組織相結合，使抗日的力量成為要求激烈社會變革的因素。假如從純粹的民族立場出發，殖民地社會各階層都應有抗日的要求﹔然而，恰恰是日本殖民政策維護大地主階級、壓迫貧困階級的特點，使主張激烈社會變革的思想、政黨贏得了抗日的資本，把反日運動推向了激進的政治勢力。日本殖民主義的反共政策，起到了意想不到和適得其反的作用，為戰後的發展規定了線索。

下面我們就簡單回顧一下20世紀日本殖民史的這兩個方面：即作為亞洲人民的「解放者」的紀錄，和反共政策所起到的適得其反的效果。

對應於日本經濟上以日本為中心、東亞大陸為重點的「輻射型」、同心圓式發展戰略，在政治、文化上，日本對不同的殖民地也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朝鮮、滿洲、華北等「儒教文化地區」，採用了「強度結合」手法，包括推行日本「皇民」化、有選擇的工業化（在滿洲、朝鮮）等等。對印度支那、南洋地區等距離日本遙遠的殖民地，日本在當地的根柢淺，文化差距大，更多地採取了西方殖民者慣用的間接統治政策，或簡單的軍事佔領政策。

朝鮮、滿洲、華北等日本帝國的所謂「強度結合」地區，除了具有共同的儒教文化特點，也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社會特徵。比較而言，這些地區也恰是西方列強涉足不深地區，特別是一戰結束以後。在這些地區，傳統農業社會的結構還被基本保留，而本土的資本主義發展還很落後。在這些西方資本主義還未充分滲透的地區，日本的侵入，連帶著商品、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湧進，衝擊著傳統社會的一切，從生產方式到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成了傳播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的信使﹔日本留給朝鮮人、中國人的形象，是販賣從鴉片到軍火、唯利是圖、牟取暴利的商人，而不是什麼亞洲文明的拯救者。假如說，日本「脫亞入歐」的結果，是使它具有矛盾的歐亞二重性，即：一方面推行有亞洲特色的封建等級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又在亞洲以商品和市場力量傳播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那麼，日本在「強度結合」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我們知道，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和市場一旦接觸傳統社會，就會產生巨大的擾動和破壞力量。傳統社會視商品和市場的侵入為一種外來的、異化的洪水猛獸，將對它產生出巨大的反抗。因此，恰恰在與日本文化上接近的地區，日本扮演了一個十足的異化性的外來勢力的角色。資本主義商品和市場衝擊傳統社會，從而在當地產生出巨大的動亂和反抗的力量，進而在落後國家和地區為共產主義和激烈的民族主義提供溫床，這幾乎成了放之世界各地都皆准的一個規律。日本在朝鮮、中國的殖民侵略，一絲不差地起到了這個效果。雖然中國共產主義思潮的出現，是源於西方帝國主義蠶食所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而日本對中國發動的全面侵略戰爭，卻從最終結果上注定了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命運。而在朝鮮，共產主義的運動和組織是在日占時期發展出來的，它要百分之百地「歸功」於日本：朝鮮從一個閉塞的傳統農業社會，被強迫加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去，農村和農民失去傳統的穩定、安全，一變為蘊藏激烈社會變革的乾柴，這一切都是日本殖民政策的後果。

日本在東南亞的各殖民地實行了較為不同的策略。首先這些地區都已在不同程度上經過了英法荷美等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開發。另外，在這些非「儒教文化圈」地區，日本殖民者對當地人民的認同更為疏遠，而經常是以具有較高「文化」的「啟蒙蠻昧」的殖民者自居，在這一點上的傲慢霸道恰似西方殖民者。總之，在這些「大東亞共榮圈」的邊陲地區，同時卻具有重大戰略軍事價值的地方，日本的力量薄弱，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間接統治政策，或繼承了西方殖民者原有的統治方法。

在東南亞，日本並不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第一殖民者」，因為這些地區在日本到來前已經被西方列強英法荷美分割佔據。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入」到這些地區，名義上是「亞洲人民的解放者」，而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則全然是西方殖民統治的繼承人與接管人。在西方列強統治下，殖民地社會的典型矛盾，如傳統社會解體造成的動盪，民族意識與激烈社會變革訴求的結合等等，都已經在東南亞各地顯現出來。日本殖民者也繼承了這些矛盾。比如，在馬來亞，英國長期以來的殖民政策是扶持馬來人勢力、排擠馬來亞的華人，實行分而治之。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後，全盤繼承了這種扶植一方、打擊一方的策略，華人成為有「共產黨」嫌疑的為日本佔領軍所追捕迫害的首要對象。這個策略反過來又導致了抗日的力量和以激烈社會改革為綱領的共產黨結合，而組成這股力量的又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華人。這個特殊情況成為戰後馬來亞出現的新殖民戰爭的重要根源。

正因為以「解放者」自居的日本，在馬來亞、菲律賓、印度支那、緬甸等地實際所做的只是取代西方殖民主人，當地人民並沒有感謝日本的「功勞」，反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日本的侵入實行了抵抗。比較而言，日本唯一兩個取得穩固統治的殖民地，是台灣和印度尼西亞。在佔據台灣初期，當地人民的反抗被有效地鎮壓下去，穩定的殖民統治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在印度尼西亞，日本甚至能較成功地扶植起一個有民族主義傾向、敵視西方的當地政權與其合作。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這包括：在日本佔領的時刻，台灣尚是一個移民墾荒社會，民族意識尚未成熟﹔在民眾間存在著如漳州、泉州、客家人之間的仇隙等等，從而被日本殖民者利用﹔加上在日本佔據初期，反日、仇日的民眾大批遷回大陸等等。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給了日本殖民者一個有利的條件，使它能夠在台灣本土培養出一個中上層的親日階層，有效地鞏固了殖民統治。

在日本佔領前，作為印度尼西亞的殖民地主人荷蘭，已經處在殖民帝國的衰亡階段。因此，印尼成為西方殖民主義在東南亞的薄弱環節。由於這個原因，以及日本在印尼採取的積極策略，成功地利用了印尼穆斯林受西方殖民者壓迫的情緒，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把印尼的民族主義勢力拉到了自己這一邊。1942年日本佔領印度尼西亞後，立即釋放了因反對荷蘭殖民當局而入獄的蘇加諾，並得到了蘇加諾、哈塔等反荷領袖的合作。在日本統治下的所有殖民地當中，也只有印尼的民族獨立運動沒有和共產黨徹底結合。

日本帝國主義在打著「興亞逐歐」旗號掠奪亞洲的同時，和西方強盜夥伴們反而能夠在更多場合下保持默契的合作關係。同樣，西方列強出於自身利益，在大多數時候對日本的殖民擴張採取合作態度。1905年，美日簽訂塔夫特－桂太郎秘密協議，互相承認各自對菲律賓和朝鮮的殖民佔領﹔1908年兩國又達成路特－高平協定，互相保證對方在東北和菲律賓的殖民利益﹔1917年美日再次達成蘭辛－石井秘密協定，美國正式接受日本對中國的「21條」，並承認日本在「與中國接壤」的地方享有「特殊權利」。從抗戰全面爆發的1937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前一年，美國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石油和鋼鐵等大量戰略物資。〔註3：見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1940年日本入侵越南以後，法國殖民者投降日寇，並積極配合日軍破壞中國的交通運輸、迫害越南華僑。1941年英國下令切斷滇緬公路，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日本殖民主義在亞洲的擴張不是孤立的，雖然它和西方列強有激烈的競爭，但在很多時候和西方殖民主義狼狽為奸，前後繼承﹔它們都自吹是亞洲人民的「解放者」，但實質上是共同壓迫亞洲人民的合夥人。第二，日本出於反共、在殖民地維持超經濟剝削的目的，採用的收買拉攏保守勢力，鎮壓進步勢力的殖民統治的典型手法，將民族獨立意識推向了激進的意識形態。殖民統治不但沒有解決傳統農業社會的土地問題，反而加劇了這種矛盾，使得抗日的口號和共產黨的政治綱領自然而然地相結合。可以說，日本在亞洲各地的殖民統治，已經為戰後各殖民地矛盾衝突的主線打下了決定性的伏筆。

日本所口口聲聲的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結束西方在亞洲的殖民統治的宣傳，不但沒有兌現，也沒有給亞洲人民帶來任何好處，而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戰爭，倒的確把遠在太平洋西岸、尚未在亞洲站穩腳跟的頭號西方勢力引來了亞洲。】

二、美國給亞洲帶來的「禮物」

美國涉足亞洲，是從1898年美西戰爭後接替西班牙成為菲律賓的殖民地的主人、並以此為基地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開始。【和日本相似，美國在向外殖民開拓方面也是後來者，也曾熱中於反對老牌帝國主義等口號。它一方面懷著世界上「第一個民主新國家」的自負和解放舊世界的救世主的責任（表現在威爾遜主義的民族自決和開明的殖民者的自許）﹔而另一方面美國受多年「孤立主義」影響，對亞洲的歷史文化基本無知，同時帶著和歐洲白人殖民者所共有的對亞洲的歧視。】

美國成為二戰以來對亞洲地區影響最大的國家，其原因，當然是美國對太平洋戰爭的參與﹔而對亞洲所發生的最深遠影響的事件，毫無疑問是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原子彈，從很多意義上，是美國給亞洲帶來的「禮物」。很多人相信：是原子彈導致了日本的最後投降，以20萬日本民眾死亡的代價結束了太平洋戰爭，給中國和其他亞洲人民帶來和平的福音。然而，在更沉重的意義上，原子彈帶給亞洲的，是一份不祥的禮物，它的蘑菇陰雲從此籠罩在亞洲，揮之不散。因為有了在亞洲使用原子彈的先例，戰後在數次國際危機中，原子彈都曾被考慮在亞洲使用，且其預定轟炸對象皆為非核武器擁有國家。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的意義，要追溯到本世紀以來在人類大規模戰爭中殺傷平民成為一種常用的戰爭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前的一段時間內，人類的戰爭技術發生了一個質的飛躍。不僅機槍、坦克成為戰爭必備的基本武器，用飛機進行空中偵察和轟炸成為科學技術在戰爭中的最新應用。空中轟炸非軍事目標成為一種常規軍事戰術，出現在1936-1938年西班牙內戰的戰場上。德國、義大利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給這兩個法西斯國家提供了一個實驗各種新型殺人武器和新型戰術的最佳場所。

以殺傷平民作為打擊敵方士氣、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常規性的應用。無論是軸心國還是同盟國，都大量應用這個戰術。在二戰後期，經過了倫敦、柏林、德累斯頓、重慶、東京等城市所遭受的狂轟濫炸，整個世界對以轟炸平民為戰爭手段，在情緒上已變得麻木，心理上也較能接受了。著名的美軍勒麥「東京轟炸」一天就殺死了20萬平民。廣島和長崎的浩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兩顆原子彈的爆炸都是以轟炸人口密集、沒有軍事設施的城市為目的，為殺傷平民這一戰爭手段創造了空前絕後的新紀錄。而它所帶來的災難效果，被緊接著的一系列事件，日本投降和戰後其他眼花撩亂的發展變化所沖淡。

從某種角度看，人類的許多行為是矛盾的：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規定在戰爭中禁止使用用生物、化學武器，但卻沒有禁止戰爭本身（即要求人類在自相殘殺時要遵守一定的遊戲規則）﹔也沒有禁止在戰爭中以殺傷平民作為戰爭手段。另一方面，大多數政府在處理恐怖分子劫持人質的情況時，都要將無辜的人質的生命安全考慮在內﹔而在戰爭中，通過殺傷敵方平民來對敵方政府施加壓力，這種戰術的道德問題卻從沒被認真討論過。很容易看出，戰爭中無辜的平民，其處境類似交戰雙方共同的人質。

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戰略考慮，一般有以下幾種戰術和戰略上的分析：一、為促進日本盡快投降，同時避免登陸作戰帶來的大量傷亡﹔二、從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角度看，是對珍珠港事件進行報復﹔三、更長遠的戰略目的，即：起一個巨大的示範作用，以便在戰後的美蘇對峙中取得優勢﹔四、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地點、場合的選擇上，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起了重要作用：選擇亞洲人作為轟炸對象，就可以不顧忌任何輿論、道德上的問題，完全以達到最大的演示效果為目的。

戰爭中的戰略考慮都是很複雜的，上述的幾種分析也都各有道理。至於美國是否能夠在避免使用原子彈的情況下，同樣達到迫使日本投降的目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指出在日本投降前夕，其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無論如何都無法繼續維持戰爭，只有選擇投降的唯一一條道路。而且，在請求蘇聯出面調停的外交活動受拒、蘇聯參戰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日本已表示能夠接受以大西洋憲章為基準的戰後安排（憲章中規定人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能夠用來作為保留天皇的依據）。至於對敵國平民使用原子武器在道義上的問題，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在這裡是不可能討論清楚的。下面準備從歷史的角度對美國在二戰中及戰後對日本的策略作全面的回顧﹔只有從時間和空間上、對大戰中和戰後世界與亞洲整個局勢的全盤考慮中，才能瞭解到廣島、長崎原子彈的全部意義。

這要從二戰中國際局勢的幾次變化反覆談起。當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頻頻告捷，顯示出精銳的戰鬥力時，美國考慮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與蘇聯合作共同對付日本。這個與蘇聯合作的政策在羅斯福當政期被確立起來，最完整地體現在1943年美蘇之間的雅爾塔密約上。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以各種好處吸引蘇聯對日作戰，其中包括許諾蘇聯戰後在中國擁有一系列准「殖民」利益。在雅爾塔密室內設計的戰後格局中，將以美蘇合作為基礎處理歐洲和亞洲戰後的殘局，美國將對蘇聯提供戰後重建的貸款及其他各種幫助和妥協，用來換取蘇聯的聽話、服從，以便美國全盤管理世界事務。但是，隨著太平洋戰局的發展，和因羅斯福逝世由杜魯門接替美國總統等一系列變化，美國對蘇聯的合作政策發生了很大的逆轉。一方面，美國感到有能力獨自戰勝日本，另一方面，有著美國保守的鄉村背景的杜魯門，放棄了羅斯福所安排的和蘇聯合作共同收拾戰後殘局的戰略，轉而採取了以反共為基礎、給戰後的歐洲日本輸血打氣、並聯合它們與蘇聯對抗的政策。在1945年7月波茨坦會議上，美國雖然已很難修改雅爾塔會議上與蘇聯的協議，但在對蘇態度上，已轉向強硬和不信任。波茨坦會議期間，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取得成功。從波茨坦會議歸來的杜魯門透露：迫使日本投降已不再需要蘇聯的幫助，因為「美國已經發展出來一種全新的武器」。美國這時的基本戰略已變成：防止蘇聯分享勝利，不給蘇聯在戰後處理日本問題上任何干預的機會。在太平洋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刻，美蘇冷戰的陰影就已經在歐洲、在亞洲籠罩下來。在日本使用原子彈，作為一種對蘇聯的示威和警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如果說，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彈的目的，是出於「殺雞給猴看」的戰略考慮，那麼在輿論上對這一行動的維護，則是以西方殖民主義幾百年來積澱的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為基礎。由白人建國的美國，有過驅趕迫害印第安人和黑奴制度的殖民歷史，「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奉為最高的真理，整個社會都滲透著濃厚的種族歧視思想，在這一點上不遜於歐洲的殖民主義國家。自從美國與日本在二戰中交惡以來，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在公眾輿論中一律稱日本為「野獸國家」。對德國和義大利，美國能夠區分法西斯國家中的獨裁者和人民，然而對日本，總是以種族全體的思考方式，將其視為一個「邪惡的、匪夷所思的」整體。在這個「非我族類」的觀念上，美國對中國人、菲律賓人或其他亞洲民族的態度都是差不多的。這一點，從美國在太平洋群島上不惜危害島上的亞洲大洋洲居民進行核試驗就能看出來。這並不是說，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策過程曾公開以種族歧視的觀點作直接理由。是美國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白人優越」、「社會達爾文主義」等思維定式，滲透進了人們的語言和潛意識，左右著的人們看待事物、思考問題的方法，從而在面對以原子武器去屠殺黃種人老百姓這件事實時，人們能夠心理坦然，甚至還能咄咄有理，充滿一種使命感和道德感。〔註4：杜魯門個人的種族主義傾向也直接影響了對日本平民使用原子彈的決策。見Ronald Takaki， Hiroshima：Why America Dropped the Atomic Bomb， 1995， Little， Brown〕

假如有人懷疑這個分析，我們不妨看一下廣島長崎原子彈對戰後亞洲的直接影響。有了廣島長崎的先例，使美國能夠打消顧慮，隨時準備在亞洲再次使用核武器。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於1950年11月和1953年兩次正式作出在朝鮮戰場上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脅。對中國，美國的原子武器威嚇則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如計畫對中國多個重要工業城市投放原子彈，在中朝邊境放置放射性鈷、製造無人區等等。1951年美國的核彈頭被運到朝鮮，隨時準備裝配。作為心理戰和臨戰演習，美國戰機在朝鮮北部多次投下模擬核彈。以核武器為威脅，在朝鮮北部製造大批逃難的難民，成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一個重要戰術。〔註5：Jon Halliday，Korea： the Unkown War， 1988）1954年，法國陷入了在印度支那的新殖民戰爭。在奠邊府戰役中，法軍即將要遭到重大失敗、越盟武裝力量將要取得戰略性勝利的時刻，擁有核武器的美國向法國提出建議，表示願意幫助法國對越南使用核武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法國總理比道爾表示願提供三顆戰術核武器）。這個建議因法國的拒絕而作罷。1955年和1958年兩次台灣海峽危機時，美國再一次做出針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計畫，準備在解放軍進佔金門的情況下執行。〔註6：艾森毫微爾1956年3月16日宣佈假如中美開戰，美國將準備使用核武器。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曾說過：「核武器的使用不一定需要引爆，正如將一支手槍頂在對手頭上構成一次手槍的成功使用。」〕

可以看出，廣島長崎原子彈的先例，成為亞洲地區人民的咒星罰符，每到緊要關頭就將核毀滅的威脅籠罩在亞洲上空。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幾次用原子武器作威脅的事件，全部是由一個擁有核武器、在軍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針對經濟、軍事上處於顯著弱勢、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做出的。在國際交往上，遵循先例、一而再、再而三，是一個重要的規律。1969年，在中蘇衝突加劇的時刻，蘇聯通過非正式渠道透露將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襲擊。正因為有美國對亞洲國家以核武器作威脅的先例，才使蘇聯有可能依樣畫葫蘆，針對中國進行核訛詐。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以來，美國在南朝鮮長期保持了「充足數量的」帶核彈頭的導彈發射設施，目標瞄準北方，這不僅在亞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例核武器發射設施長期瞄準一個非核國家。正是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產生了最近發生的朝鮮半島的核危機。也正是因為這種用核威脅對付一個非核國家顯得欺人太甚，使得北朝鮮政府一直能夠維持合法性和凝聚力。

核武器作為一種終極武器剛問世時，被一些善良的人們一時當成和平的最終保證。這個思路是這樣的：核技術將不可避免地擴散到各個國家，在未來戰爭中擁有核武器的敵對雙方都有能力在受到襲擊後將對方徹底摧毀、置於死地，而雙方都瞭解到這一點，就會明白核戰爭的後果是同歸於盡，因此只有避免戰爭才是共同的選擇。這個邏輯在一定場合下是正確的﹔但它卻忽略了另一點，就是核武器擁有國對非擁有國的極大威脅，特別是當核武擁有國對非核國以使用核武器作為核訛詐時，它表現出核武器的另一面。歷史的事實證明：超級大國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對核武器的壟斷，並且多次以這種核優勢對非核和弱核國家進行核訛詐。】

原子彈在很大程度上懲罰了日本，儘管是由20萬無辜的老百姓的生命承擔了這個懲罰。然而對照考查美國在戰後對日本的佔領和重建的紀錄，就更能看清楚美國「懲罰」日本的策略的真實內容和真正目的。

自不待言，美國在戰中和戰後對日本政策的出發點是美國自身的利益。具體策略是前駐東京大使格魯為代表的一派所主張：要求戰後日本出現穩定的政權，盡一切可能防止革命的發生，將日本納入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使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第一號盟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美的經濟聯繫就已經發展迅速，只是被戰爭的爆發所打斷。因此在太平洋戰火仍熾時，日美兩國的商界就已經迫不及待地在展望戰後美日經濟合作所產生的巨大效益。在日本的敗局大致已定的時刻，日本的財閥、工商界冷靜地看到，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根本上相一致，而蘇聯或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則對他們形成威脅。因此，就在日本投降前夕，當財閥和工商業巨頭們確信日本將由美軍而不是蘇軍佔領後，高興得舉杯慶賀〔註7：見赫什，美國與1945年以來東亞的興起、第33頁，St Martin's Press，1993﹔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o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另一方面，作為佔領一方的美國，對日本政府和工商界精英階層有格外的好感和寬待，這和美國對日本整個民族的歧視態度奇怪地結合起來。美國憑藉實力取得對日本的單獨佔領後，不顧盟國的反對，主張將日本和法西斯德國、義大利區別對待。「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個人政治取向也起了一定影響：具有強烈的保守反共意識的麥氏，與那些希望盡量保留日本軍閥、財閥制度的政界、商界一拍即合。日本戰時政府的官僚人員被大量保留。甚至許多有戰爭罪行的原政治人物不久就東山再起。戰後多次擔任內閣首相的岸信介，就是一位被釋放的甲級戰犯。

在經濟上，美國對戰後整個亞洲大局有一個精心的安排：這個安排的中心思想就是將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轉到美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將太平洋變成美國的內湖。日本將成為聯繫美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重要中介。首先，日本將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在初期階段以發展輕工業為主，並將其輕工業產品向東南亞國家傾銷。這個計畫一方面把日本牢固地拴在美國的經濟體系之上，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工業日本、農業亞洲」的剝削體制。總之，把整個亞洲嵌入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邊陲體系，在這個金字塔形的體系中，美國的位置在塔尖上，作初級經濟分工的廣大的亞洲地區被壓在底層，日本則將成為美國在亞洲的落腳點，一個聯繫塔尖和底層的中介。1949年美國國務院官員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訪問日本時明確提出「帝國向南發展」的說法，幫助日本實現日本帝國在經濟上殖民東南亞所未竟的事業。美國的重建計畫的先決條件，就是在戰後日本不發生革命，經濟保持在資本主義軌道上，從而得到日本工商業精英階層的合作。隨著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美國急於重建日本經濟，加快了對日本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給好處、求合作的措施：1947年，麥克阿瑟下令日本停止支付戰爭賠款，1948年宣佈停止「鮑萊賠償計畫」所規定的重工業拆遷，並宣佈停止解散財閥。〔註8：「鮑萊賠償計畫」中建議：拉平日本與東亞國家的水平﹔但實際只有30%的多餘工業設施被拆除。見哈勒代《日本資本主義的政治史》第176頁，Pantheon，1975〕

在佔領初期，美國對清算日本軍國主義作了一定努力。由美英蘇中等11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1946年6月到1948年11月進行了兩年半的東京審判。東京審判常常被看作美國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功勞。然而，考查整個審判過程和結果，不僅能看出在美國全面控制之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維護西方利益為中心，把亞洲國家的利益放在無足輕重的位置，更能看清楚美國心目中「懲罰」日本的尺度，即以原子彈轟炸平民來懲罰整個「日本民族」，和懲罰對戰爭罪行真正負有責任的罪犯之間的一個比例。

且看東京審判的具體內容。起訴書的指控條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性質的「破壞和平罪」﹔第二部分從第27至36條是指控日本對個別國家，如中國、美國、蘇聯等國的侵略。其中第27條，即「侵略中國」，與其並列的，是32條，「侵略荷蘭」，和33條「侵略法國」，等等。這裡指的，當然是日本對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和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侵略。眾所周知，日本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達八年之久，在廣闊的地域內動用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60%，其侵略罪行在實質和規模上不知比「侵略荷蘭」和「侵略法國」嚴重多少倍（日本侵略蘇聯的指控就已經佔了35和36兩項）。而更重要是，將「侵略中國」與侵略印尼、菲律賓等西方殖民地平行對待，不僅混淆了日本侵略弱小國家和與西方爭奪殖民地的重大區別，這種提法更巧妙地掩蓋了西方列強本身就是亞洲的殖民侵略者的事實。起訴書另一個嚴重偏缺是，日本長期以來對台灣、朝鮮的殖民罪行，根本就沒有被列入。這無非以一種無言的方式在表示：只有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受西方殖民統治的子民，才身價高一等，可以通過主人的恩賜討回一點公道。

起訴書指控條文的第三部分包括第54條，即慘無人道虐待戰俘和平民，和55條，即違反國際戰爭公約。在這兩條關鍵性的戰爭罪行的指控和判決上，這種不公正也達到了極端的程度。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唯有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全面違背日內瓦公約有關條款，大規模、有系統地使用化學毒氣和細菌武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曠日持久，在中國廣大地區長期實施了有系統的「三光政策」﹔因此，由中國政府所提出的30名日本戰犯名單中，個個都在第54和55兩項犯有充分的罪行。然而整個東京審判，最終只判決五名犯有虐待戰俘和平民罪，七名犯有違反國際戰爭公約罪。在這兩條上都被判有罪的只有兩名日本戰犯（木村兵太郎和武籐章），而這兩位是因為在緬甸和菲律賓虐待戰俘的罪行傷害到了英美的戰俘，遠東法庭才對他們嚴懲不赦。在聽取證詞上，日本虐待英美戰俘的案例花去大量時間，而對超過其暴行規模不知多少倍的南京大屠殺，只用了短短三個星期的聽證。〔註9：胡菊容《中外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關於南京大屠殺》，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日本使用化學、生物武器的罪行，一直為美軍所掌握，但東京審判對日本化學戰、生物戰的罪行和細菌部隊人體試驗等駭人聽聞的罪行有意略過。【那些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擊敗過英美軍隊、讓英美將領們丟了臉的日本將領確實在審判中遭到了嚴厲的報復﹔而很多是侵略中國的元兇的甲級戰犯，如：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平沼騏一郎、梅津美治郎、火田俊六（後者在南京大屠殺中有直接血債）則被免於死刑，絕大多數在50年代被開釋。至於在中國、朝鮮犯有大量罪行而從一開始就被免於起訴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分子則多者眾矣。1947年至1948年間未經審判被美軍釋放的重大戰犯就有：前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滿洲重工業公司」總裁蜷川義介，東條內閣商相岸信介，前中國派遣軍司令西尾壽造，和日本海軍部駐上海特務機關長兒玉譽志夫等。這些有豐富「經驗」的戰犯，在釋放後不久就被大加重用，官運騰達。

總之，從以原子彈對付平民，和東京審判對日本戰犯處理的對比，美國對日本的無辜百姓可以無情滅絕，對日本戰犯卻手下留情，公正問題在美國的大戰略中是不加以考慮的。】

隨著遠東局勢的急劇變化，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政策也發生質的逆轉。美國的戰後全球政策由羅斯福所制定的和蘇聯合作、削弱德日、鼓勵非殖民化的方針，轉向杜魯門的與蘇聯對抗、聯合英法舊殖民主義國家壓制殖民地的反抗、對歐洲日本實行經濟援助的政策。隨著冷戰的到來，日本的戰略地位愈加重要：它被美國視為「自由世界」在遠東的「軍火庫」和「不沉的航空母艦」。另一方面，中國內戰的急劇變化，也促使美國採取集中資源、「放棄中國、鞏固日本」的亞洲戰略，使日本成為美國封鎖對抗中國的重鎮和橋頭堡。

在這種情況下，自從佔領以來一直遭到美軍清算的日本軍國主義時來運轉。即使在冷戰的陰雲到來以前，美國佔領軍就已經對日本戰爭機器採取了有選擇的赦免行動。在麥克阿瑟助手、負責軍事情報的維勒比的堅持下，一批日本軍事官員精英被保留了下來，日軍的化學戰、生物戰等特種部隊，包括臭名昭著的細菌部隊，被美軍完整地保留下來。在中國內戰後期，麥克阿瑟、岡村寧次和蔣介石共同策劃，從過去侵華日軍和特務中搜羅兵馬，組織「日本志願軍」干涉中國內戰。

然而，是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及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件，導致了對日本軍國主義全面的大赦，大赦的內容被具體化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

三、朝鮮戰爭和舊金山和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令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上爆發了戰爭。空前殘酷的戰爭給朝鮮民族帶來極大災難，是誰首先「發動」了朝鮮戰爭就成了一個備受重視、爭論不休的問題。也許正是因為有外國勢力對這場內戰的干涉，才使這個問題提出本身成為必要。歷史學家很少有人問是誰發動了美國內戰。朝鮮歷史上從來就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單一的國家﹔戰後朝鮮分裂成兩個政權，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惡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戰後由美蘇分別佔領政策的惡果。〔註10：歷史上，外部勢力干涉內戰，其作用無例外都是增大戰爭的殘酷血腥程度，延長衝突時間。原因很簡單：外部勢力支持的一方增多了實力，而另一方則增多一份愛國的號召力，雙方都更堅定了打到底的決心。例如：二戰前的西班牙內戰，二戰後的安哥拉、阿富汗內戰。今天干涉南斯拉夫內戰的西方仍然無視這個簡單的道理。〕

戰後朝鮮半島上出現的南北對立，在1945年8月蘇聯由北方出兵、日本統治者向南撤退時就已經顯出雛形。隨同日本軍政人員南逃的還有朝鮮的上層親日分子和投靠分子。在撤退前，殖民當局將政府資產大量銷毀、贈送給親日投靠分子，在北方種下仇恨的種子，把親日的勢力帶到南方。由於美軍在九月中旬，即蘇軍出兵一個月後，才抽出兵力在朝鮮登陸，使得日本殖民當局有足夠時間向南方撤退，並在南方有足夠喘息的時間，以濫發鈔票、轉讓資產的手段在南方培植、犒賞親日勢力，為最後向日本撤退作掩護，另一方面，日方對進駐的美軍提供假情報，將一切仇日勢力都冠以共黨嫌疑。日本殖民者在朝鮮的最後努力，使親日勢力麇集在南方，使朝鮮社會內部尖銳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為南北朝鮮的政治分裂種下了禍根。

美軍佔領南方後，在很大程度上，積極扼殺了數次朝鮮統一的機會。首先，就是美國佔領軍拒不承認在其到來之前就已宣佈成立的「朝鮮人民共和國」。這個全國性的臨時政權機構，建立在各地方自發成立的人民委員會基礎之上﹔它所宣佈的內閣名單包容了左中右各派勢力（包括李承晚）﹔在地方上的人民委員會中左傾進步勢力佔了優勢，但這完全是日本殖民當局的政策所致：由於日本當局將一切有抗日傾向的人都標為共產黨，在日本投降的情況下，左傾勢力獲得了大量的政治資本。美軍不但完全不能接受這個已具雛形政權，而且花費了很大力氣把地方上的人民委員會一一鎮壓，反過來將地方上的親日保守人士扶植成為新的親美派。另一次被美國所斷送的機會，是在重慶的朝鮮流亡政府1946年11月返回朝鮮以後。由於佔領美軍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只重用舊的親日投靠分子和過去日偽軍中的高級將領，而流亡政府採取民族主義立場，主張朝鮮盡快獨立，美軍反而信任不過。在所有政治勢力中，唯一一位主張南北分治的李承晚，受到了美軍的出力扶植。李承晚政權全面繼承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權機器和統治方式，只不過換了新的殖民主人。

和南方的傀儡政權相比較，朝鮮的北方政權反而更具有民族主義的色彩。首先，蘇軍出兵朝鮮的戰略目的非常有限，僅在於一次性地繳獲一些戰利品和物資，並確保新的政權在外交上對蘇聯友好。因此蘇聯進入朝鮮後，沒有對朝鮮內部的政治鬥爭作大的干涉，承認了在地方上自發成立的人民委員會。另外，如上面所述，正因為日據當局與抗日力量的互動結果，左傾思想和左派組織獲得的大量的政治資本，使抗日的勢力完全為共產黨所主導，受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輕而易舉地獲取了政權。最後，共產黨在北方的土改政策受到農民的極大支持，抵消了因蘇軍佔領初期掠奪暴行給共產黨帶來的污點。

通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戰後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演變過程，是日本撤退留下的禍根，而美國對分裂的促成和永久化方面，則起了最大的作用。這從對朝鮮托管問題上態度就可看出：蘇聯主張美蘇早日撤兵、朝鮮盡快獨立，而美國主張朝鮮由大國長期托管。原因就在於：蘇聯在戰後極端虛弱，忙於國內恢復及處理東歐事務，在遠東僅要求有一個和平穩定的邊境﹔而美國在戰後實力大增，國防前線前突到西太平洋，為了經濟和戰略擴張，美國需要積極地干預前殖民地地區的發展方向。

假如說，在戰略上蘇聯採取保守、防禦方針，美國採取積極進取、干涉的方針，那麼，美國對朝鮮內部事務的干涉則採取了極為保守和倒退的政策。戰後朝鮮所面臨的矛盾，是殖民地、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典型的社會矛盾，即舊的殖民勢力、買辦階級和寄生性的土地所有者維護自身利益與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大眾要求民族解放的矛盾。面對這個矛盾，美國完全站到了舊的殖民主義一邊。美國佔領軍有意或無意地接受了日本所提供的情報，將一切民族主義都視為共產主義威脅來與之敵對，最後只剩下舊的親日分子能與美軍合作，這就在實質上和在朝鮮民眾心目中，把南方政權搞成了不折不扣的日本殖民地的延續。因此，戰後朝鮮的這種社會矛盾，在短短幾年內被轉變成為南北政權之間的衝突對立。但這個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爆發後，美國又振振有詞地「保衛」南朝鮮的獨立。當然，在美軍軍事上節節勝利時，它也不掩飾「擊退共產主義」、消滅北朝鮮政權的意圖。可見，美國並不關心朝鮮是一個還是兩個獨立的國家，真正關心的還是防止所謂「共產主義」的蔓延、在朝鮮維持一個准殖民地。〔註11：以上均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 Princeton， 1981〕

瞭解了日本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中所起的角色，以及南北朝鮮之間矛盾的性質，就很容易理解：由南北朝鮮內戰所引起的國際干涉，在一系列重大意義上（實際的和象徵上），都構成了二戰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

首先，朝鮮的南方政權全面繼承了舊的日本殖民當局的國家機器，如稅政官員、憲兵警察（這兩類人最為朝鮮百姓憎恨）等等﹔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中有大量的親日投靠分子﹔和北方政權相比，南方政權有更多的親日成份﹔更重要的是，同在美軍的佔領下，南朝鮮和日本被並在同一個經濟體制之內，維持了舊的殖民關係。南韓國軍全部由原偽軍改編而來，一些部隊在滿洲和中國參加過日本的侵略戰爭，一些將領在清剿中、朝抗日游擊隊的行動中有軍功，受過天皇的獎賞。戰爭中許多南北方的老對手再次相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南朝鮮是日本軍國主義殘餘的代理政權。當二戰的勝利者、世界頭號強國以聯合國的名義為這個政權而戰，而日本本身成為戰爭的大後方和軍事基地的時候，還未從失敗的打擊中恢復過來的日本，能感到敵對的目標和聯盟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第二，從戰略意義上講，美國挽救南方政權的戰爭，是日本列島的保衛戰。二戰後，日本成為美國在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中心。一方面美國要徹底消除日本在太平洋地區對美國的威脅，防止其東山再起，另一方面，美國更要防止戰後在日本發生革命的可能，以保證日本戰後完全納入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並成為美國在亞洲作軍事和經濟擴張的跳板。相比之下，其他亞洲國家都沒有讓美國如此費盡心機。美國對菲律賓的政策是將其當做單純的軍事基地，在經濟上未給予輸血打氣，使其至今仍是一個貧困的國家。〔註12：見L. Giesecke，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1987〕對廣闊的中國，美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忍痛放棄。朝鮮本身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美國並不感興趣，但由於它的重要戰略地位，與日本的地理接近和人文聯繫，使美國意識到一旦激烈的革命在朝鮮全面成功，必然要波及到日本。在美國的冷戰意識中，一旦「蘇聯集團」控制了整個朝鮮半島，其兵鋒將直接威脅到日本。在戰爭中美軍最危急的時刻，美國決策層哀歎若不是因為有日本的戰略關係，美軍一開始就會放棄朝鮮。

朝鮮戰爭以保衛日本列島為戰略目標，在前方有皇軍的殘餘部隊參與作戰，構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大赦的國際局勢﹔作為戰爭的大後方和軍事基地的日本國內，這個大赦的實際內容，就是：日本在二戰中用來侵略亞洲的的戰爭機器被重新開動，日本在猝然投降後，所剩餘的大量的軍事方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資源，都由美國做主將其集中投入朝鮮戰場。

原先被列入賠償清單的兵工廠，在戰爭爆發後全部停止拆遷，迅速恢復生產。朝鮮戰爭爆發後的頭兩個月內，日本的軍需工業就接受了四千萬美元的軍需訂貨。在戰爭持續的三年間，日本從軍品特需中得到的累計收入是238，000萬美元。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生產軍火的大財閥，發展到50年代中期，就已超過了戰前的規模。〔註13：金明善《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1988〕在侵略和殖民亞洲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日本皇軍，不再是美國整肅的對象，而成為美國手中對付中國、朝鮮的有用資源。日本皇軍編制在二戰後，被保留最完整的是日本海軍，原海軍省改頭換面以「海上保安廳」的名義恢復編製。日本海軍的掃雷部隊直接參與了朝鮮戰場上的行動。日本和平憲法實際上已經遭到踐踏。日本海軍在掃雷行動中立了戰功，是後來日本能夠在舊金山和約中爭取到優厚條款的一大原因。原日本皇軍的化學戰部隊、細菌部隊的人員、技術，也被美軍完整保留下來，隨時準備投入到朝鮮戰場。

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政治氣候，使那些堅決反共的戰犯們提前假釋，並理直氣壯地重返政壇。這是因為：在輿論上，朝鮮戰爭的目的，與日本在亞洲「反共防共」的一貫政策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在亞洲的「進出」、肯定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對「紅禍」的警告。原先在侵華戰爭中負責特務情報組織的戰犯有末精三、宇垣一成、兒玉譽志夫等重操舊業，在新的戰場上再一次和中國人為敵。甲級戰犯蜷川義介於1947年被釋放後，先協助美國在台灣策劃軍事基地，後當選日本國會參議員。另一位甲級戰犯岸信介於1957年2月出任內閣首相。

由朝鮮戰爭導致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在1951年的舊金山會議上達到高潮，大赦的精神完整地體現在和約條款和美日軍事條約上。這個和會召開的時刻正是朝鮮半島上戰爭打成僵持、兩大陣營關係緊張到了極點。在這個美蘇聯盟徹底破裂、英美聯盟也出現裂痕的節骨眼上，也正是美國最需要日本、因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討價還價優勢的時刻。對日戰勝國中國與蘇聯被排斥在外（英國主張中國大陸參與，為美國所反對），日本被賦予了單獨媾和的優厚條件。

在朝鮮戰爭的炮火聲中召開的和會，注定了這是一次片面的、不公正的和會。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一手包攬了對日和約的起草。與日本交戰的其他國家的考慮和意見完全被美國排斥。和約草案中，把對日作戰開始的時間定為1941年12月7日，即日軍襲擊珍珠港、美日開戰的時間。日本「九．一八」以來大規模侵略中國、中國人民從「七七事變」以來的全面抗戰的努力和犧牲被一筆勾銷。美國單方面違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張將台灣、澎湖問題重新推到未定狀態，為「台獨」種下了禍根。飽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所關心的，是太平洋戰爭所遺留下的大量問題，特別是怎樣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然而這些問題在和約草案中根本沒有提及，而怎樣「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約草案所關心的中心問題﹔美國完全無視其他對日戰勝國所應有的共同決定日本前途的權利，而對日本反而像對自己人一樣一手保護起來，規定日本有「單獨和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並得自願加人集體安全協定」。和約草案單方面廢止了以拆遷軍工設施為方式的賠償計畫，而規定以日本的製造能力和技術服務等方式作賠償。根據和約，日本以生產過剩的物資賠償東南亞幾個國家，旣處理了過剩物資，又以賠償換取了外交承認，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也爲以後日本向這些地區的經濟擴張鋪平了道路。

……

在舊金山與和約同時出籠的另一傑作，就是，《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建立了跨太平洋的以美日事同盟爲軸心的「舊金山體制」，從此日本被籠罩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日本成爲美軍在亞洲的永久性的軍事基地。這一日美防務條約，在1960年重新修訂，延續至今，在西方一直被認爲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項雙邊軍事同盟。美日同在條約簽訂後的二十多年中所要對付的最直接「威脅」和「假想敵」，就是大陸中國，這個從19世紀末就一直被日本帝國主義蠶食鯨吞、侵略蹂躪、燒殺掠奪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同盟的建立，成爲大赦日本侵略歷史、大赦日本軍國主義的典禮。

朝鮮戰爭在經濟上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在戰爭爆發前，日本經濟由於穩定貨幣政策造成了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陷入的經濟蕭條，假如没有戰爭的爆發，日本的經濟前景會十分暗淡。朝鮮戰爭象一劑強烈的興奮劑，給日本帶來了長達三年的「戰爭景氣」，整個戰爭期間僅軍火的「特需」訂貨就達238,000萬美元。日本六百家大企業的利潤從1950年上半年的137億日圓增加到下半年的407億日圓。1951年上半年又猛增至1,086億日圓。《舊金山和約》使日本成爲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正式的一員。日本所發的戰爭財爲其50年代的經濟高漲、「神武繁榮」和後來的「經濟奇蹟」打下了基礎。（註13：朝鮮戰爭不僅救了日本，也救了當時陷於不景氣的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艾奇遜曾嘆：「朝鮮戰爭〔經濟上）救了我們。」〕

朝鮮戰爭在心理上和象徵意義上也起到洗刷日本侵略戰爭歷史、大赦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用。南北朝鮮的分裂，成爲日本在朝鲜殖民統冶的一個長久的遺產。日本殖民主人雖然被迫放棄了殖民地，卻能夠在象徵意義上，對這個曾被它統冶、殖民的民族的進行長期的懲罰。在這個前殖民地上，離開日本的統治，就陷入空前的内亂戰火和外國干涉，而日本能因此大發戰爭財，幾件事放在一起，對在二戰中失敗、失去殖民地而耿耿於懷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一大安慰和刺激。朝鮮戰爭空前地激烈殘酷，它使人們迅速淡忘了不久前的太平洋戰爭的戰火，從人們的記憶上淡化了日本侵略戰爭的恐怖，因而，在心理和僭意識上完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

近年來的一些有關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討論，經常是以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教課書問題及要求日皇歉等問題展開。這些孤立看待這些事件、就事論事的討論，往往忽視了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歷史和國際背景，也容易給人一個錯誤印象，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囂張活動只是近年來的事情。在這些討論中，一方面對參拜神社、教課書等事件所表現出的軍國主義復活感到突然，而另一方面，對美國在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的「經濟奇蹟」則毫無非議，甚或表示讚同、羡慕。這就完全没有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是從二戰結束後一直就存在的趨勢，在50年代（而不是在發生參拜神社、教科書等事件的80年代）就達到了高潮，而這一趨勢也不是一小撮右翼政客或天皇個人在作祟，甚至也不是僅由日本本身的内部力量所造成：它是整個美國二戰後對日佔領、扶植日本政策的整體規劃的組成部分，它和美國在亞洲的政治軍事擴張、在整個亞洲人陸上的軍事對抗（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印度支那）、日本經濟起飛等戰後國際體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假如我們尊重歷史，就會發垷，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從國際到國內、從政治、經濟到軍事上的恢復，日本軍國主義者被大批平反、軍國主義者最威風、最吃香的一段時問，是1948至1958年，即中國革命勝利、朝鮮戰爭爆發、台灣海峽危機這一時期。而決定放虎歸山的，是當時世界上的頭號強國美國；美國在亞洲選中了日本作盟友，才使日本軍國主義命大不死，而《舊金山和約》所選定的時刻，更讓日本軍國主義佔了天大的便宜。然而，這一系列事件，都巧妙地蒙上了一層「冷戰」的外衣，掩蓋了重新武裝日本、復活其軍國主義的眞實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