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解放中國人民的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

在美國的新冷戰扇形架構圍堵戰略中，美日軍事同盟乃系戰略支柱。1995年8月20日，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根據該報於華府取得的一分外交文件大要顯示，美日兩國決加強安保體制，並正在進行重新解釋美日安保條約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將美日安保範圍擴及全亞洲，以做為因應新冷戰時期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展障。

為了與美國充分合作、在亞洲分擔維護和平與壓制中國擴張的任務，日本的國防預算，在1994年，已躍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蘇聯解體後，日本在美國的鼓勵下，悄悄地擴充其海軍實力，以取代蘇聯太平洋艦隊，並與中國競逐東亞局部區域的制海權。西方軍事專家認為，除了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外，亞洲已沒有傳統艦隊足以與日本艦隊相抗衡，它的火力已勝過中國一大截。也就是說，美國在亞洲部署的戰略嚇阻武力、先進的傳統兵力加上日本強大的傳統兵力，已能對中國構成有效的遏阻，如再加上整建中的台灣海空自衛武力，就更可觀了。在新冷戰中，美國最可靠的盟友將是日本、英國、越南、台灣、澳洲和加拿大。

美國在對北京發動一場新冷戰，從事新圍堵網構築的此刻，當然不能漏掉本土人民的力量逐漸壯大的台灣。

1994年4月30日，美國政府簽署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的「1994年和1995財政年度對外關係授權法案」。該法案明文規定，在有關美國對台軍售一事上，「台灣關係法」的效力優於美中「八一七公報」，解除了對台軍售之限制。法案也要求行政部門支持台灣參加非政府性質的國際組織，准許台裔美國人將出生地在文件上改成台灣及促進美台雙方政府高層交流等。

1995年5月2日，美國眾議院以396對零票無異議通過一項決議，敦促美國政府，允許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訪美。若干眾議員，如加州選出的共和黨議員貝爾曼（Howard L. Berman）並曾警告行政部門，如繼續對國會邀請李總統訪美的決議置若罔聞，視若無睹，國會將不惜以立法方式貫徹其意志。另外，參議院則於5月10日以97:1票之壓倒性優勢促請行政院部門准許李總統訪美。5月22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柯林頓總統已決定接受李登輝總統以「康乃爾大學傑出校友的身份」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

1995年6月7日，李登輝總統的專機踏上了美國國土，進行為期六天的訪問。

1995年5月26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無異議通過賽門（Paul Simon ）參議員所提的決議案，促請美國總統鼓勵聯合國准許台灣加入聯他合國准許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參其他專門機構的活動。1995年4月7日，眾議院則由所羅門議員（Gerald B. B. Solomon）等連署，向國際關係委員會提出一項聯合決議案（即63號聯合決議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採取行動，鼓勵聯合國考慮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獨特的狀況，找出一個在聯合國內接納台灣的全面解決方案。

1995年7月9日，美國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對國家」的訪談節目中，主張美國現在應該承認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並告訴北京，它必須接受這個事實。7月11日，台灣聯合報系王惕吾轄下在美國發行的《世界日報》也以社論予以支持和讚揚。社論說：「我們認為金瑞契議長的這一主張，蘊含著無比的道德勇氣，其程度可以震憾時代，可以震撼人心。我們向金瑞契議長的道德勇氣致敬！」針對金瑞契議長的談話，台灣的外交部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欣慰，而北京則大驚失色。奉行「權力平衡」哲學的季辛吉立刻打電話，要他「小心自己的舌頭」。因此，他馬上又調整了他的說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位美國政壇第三號實力人物，7月11日在國會山莊接見被北京逮捕拘禁的美籍華人「人權鬥士」吳宏達時，他又再度堅持他要承認台灣的想法。

金瑞契的觀點，震動了國務院和白宮，國務院乃重申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老調，以安撫北京。北京那一廂則由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發表抨擊金瑞契的聲明，警告華府說，承認台灣會對「中美關係，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產生嚴重的後果」。

北京政權對美國所發動的一場試圖遏阻中國向外擴張及消弭一場人類浩劫的美中大戰的新冷戰，反應非常激烈，北京政權亟力要衝破美國對北京這個撒旦所撒下的天羅地網。

在北京的反擊行動中，它鼓動民族主義，並獲得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之支持，也獲得一小撮心懷「中國情」的美籍華人和台灣一小撮「大中國主義者」的聲援。我們在執行新冷戰這一場「新十字軍東征」時，必須嚴防在我們的戰略基地和前線裡頭出現的這兩小股反動逆流及腐蝕力量，讓敵人從我們堡壘的內部攻破、動搖或瓦解我們的意志。越戰失利的教訓必須記取。既要發動新冷戰，就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

和蔣介石在60年代摧毀了由新移民菁英與本土秀異份子所結合的民主運動一樣，鄧小平也在1989年血腥鎮壓了一場民主運動。這兩場民主運動都是受到歐美民主思想的啟發與鼓舞，尤其是受到美國的同情與支持。美國人民國會和政府對以華盛頓和傑佛遜為思想導師的中國青年學生所遭遇到的殘酷迫害無法釋懷，因為這些熱血奔騰的中國青年代表了美國價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證明，在這個東方國度裡，美國價值仍然被新的一代肯定與追求。北京政權的反動使美國人憤怒。

北京政權對美國所發動的「和平演變」戰爭心懷恐懼，寢食難安，它把「反和平演變」當做第一件大事來看待，以保住它這個反動政權的生命。

1991年元月，北京出版《歷史的必然》一書，它是一本防止「和平演變」的教科書，發放給共青團團員研讀。

《歷史的必然》一書指出，西方對中國「和平演變」的策略，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到1953年，這是醞釀階段。美國國務卿艾其遜（Dean Acheson）主張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讓他們在共產黨和北京政府中起作用，以便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

第二階段是從1953年到1959年，是「和平演變」的全面推動時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F. Dulles ）是代表性人物。這一階段很諷刺地，必須利用本身即為專制獨裁者的蔣介石政權對中國進行廣播，宣傳民主的理念。

第三階段是1960年到1976年，這是轉換期。前期有甘迺迪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戰爭邊緣」政策，到70年代的尼克森政府轉而承認中國存在的現實，把「和平演變」提上工作日程，過渡建設性的接觸來完成「和平演變」。尼克森總統於訪問中國，登上長城遊覽時，曾發表一席感言，誓言要拆除封閉性的中國思想、精神及文化「長城」。

「和平演變」的第四階段從1977年到1989年，這是美國利用中國內部採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政策的空隙，大力推動「和平演變」的時期，迨至1989年，由於「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而受到重挫。

由於西方國家在「後六四時代」對中國進行「準圍堵政策」，因此，北京政權在應付「新圍堵」上，已累積了一些經驗。北京運用世界權力多極化的現實、強國之間的矛盾及遠交近攻的策略來突破美國的「新圍堵網」，它聰明地運用市場的開放做為釣餌，使短視的西歐國家貪戀經濟利益，和美國唱反調，它也調動了美國國內反新冷戰人物來破壞或阻滯新冷戰的形成。此外，它更積極地誘引無「台灣心」的台商及親北京的美籍華裔商人來挫敗美國及台灣的意志。

在對美國新冷戰部署的反擊戰第一波接觸戰中，思想仍停滯在70年代「聯中制蘇」格局的季辛吉竟淪為北京所運用的卒子。

為了設定21世紀初的外交政策目標及應付未來的挑戰，美國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於1995年7月中旬舉辦一系列的聽證會。7月13日前國務卿季辛吉應邀前往作證。談到中美關係，他說，至少在十年內，美國與中國在亞洲在尋求均勢中仍有平行戰略利益。「中國需要美國來幫助它平衡其他的強鄰，包括日本、俄羅斯和印度，至少要到它強大到能獨自為之之時。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在台灣前途的和平解決、核子擴散及武器技術的轉移等方面。」

季辛吉宣稱，「北京與華府似乎已走向衝突之路，如果這樣下去，雙方均會付出鉅大代價。美中兩國迅速滑向對抗的危險，對雙方以及對亞洲穩定和進步的危害是難以估計的。」

1995年7月23日，季辛吉呼籲美中和解的文章出現在《格杉磯時報》及全美其他一百多家報紙上。他的論點概述如下：美中的衝突會導致東亞地區的民族主義野火一發不可收拾。當今的世界不容許採取孤立中國之政策，孤立中國與美國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馳。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兩國在亞洲的穩定有平行的利益，美中兩國有很好的理由反對一個霸權來宰制亞洲。美國軍售台灣及允許李登輝總統訪美被北京視為悖離「一個中國」政策。北京懷疑華府正在執行「兩個中國」政策，而這對北京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因為台灣的疏離，正在重演過去日本尋求控制中國而首先要據有台灣的歷史。任何對北京的尊嚴有損的事件，都會引起它的劇烈反應。中國幾乎可以很確定地會使用武力來抗拒「兩個中國」的政策，而不是保持沉默，如果這個狀況發生，美國可能必須單獨應付。

季辛吉接著又說，對中國進行圍堵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是「一種妄想」。如果真的採行圍堵，或許只有越南會參加。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已式微。歐洲國家只會等著填捕經濟真空，攫取商機。中國若被圍堵，所受的傷害必然更大，這是由於它在經濟發展上會受到阻滯，而且也會因為民族的氾濫而受到衝擊。美國無法成功地圍堵中國，「反而是孤立了自己」。

創設「季辛吉顧問公司」（Kissinger & Associates），擔任世界級權力掮客的季辛吉的反圍堵論當然少不了打台灣一巴掌。他詭辯說，在美國的圍堵中，可能受害最大的是台灣。江澤民在「江八點」中已對台灣提出了「和平統一」的方案，允許台灣自治，而且得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台北與北京直接談判基礎已然存在，美國為什麼要挑戰這個「符合有關各方利益的基本架構」？季辛吉沒變，他仍然維持他那套「台灣事小，世界事大」的「強權政治」哲學。

在他這篇專文中，季辛吉提出了幾點建議。他呼籲國會與行政部門合作，研擬共同的方案。他警告「惹麻煩」的台灣要三思而後行，「別因為逼迫美國而最終走向反而孤立自己的道路」，並「造成那些支持台灣的美國友人無法預見的後果」。他也沒有忘記要警告那些主張圍堵的美國人：「中國正在嚴詞恫嚇，而且，最終它將會反彈。把國家的命運做為睹注是不負責任的。」

已不在華府權力核心但仍有活動力與影響力的季辛吉文辭仍然犀利，不過，他的觀點與已形成主流的觀點顯有落差。美國當今的主流觀點是：一個反西方價值的中國在短期內必將成為世界和平與秩序的挑戰者，美國必須在這個惡魔成為氣候之前，毫不手軟地加以處置，如任令其茁壯，必將後悔莫及。

思維裡頭完全沒有美國道德使命的季辛吉不但無視於台灣人民的真正意願，也正在縱容並鼓助另一個納粹政權或史達林政權的成長。季辛吉已然蛻化成短視而怯懦的「張伯倫」。如果季辛吉所推銷的綏靖主義使得新冷戰流產，將來的歷史必會給季辛吉記下令後人扼腕的一頁！我們奉勸沉迷於「權力均衡遊戲」的季辛吉，在燦爛的一生行將結束前，花點時間回憶希特勒橫行歐洲，猶太人慘遭凌辱及屠殺那一段令人發直的歷史。身為猶太后裔的季辛吉，豈能只顧「季辛吉顧問公司」的業務發展而獨厚及鍾情於反西方價值的「北京屠夫」！

迷信中國在「國際均勢」中能為美國扮演制衡日本、俄國、印度及歐洲角色的季辛吉立論偏頗，淪為「北京屠夫」的「文宣旗手」，真是叫人遺憾。

季辛吉對新圍堵策略的若干批判及介入多少壓制了國會向北京宣戰的火力與攻勢，給了反圍堵的勢力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也給反美的陣營帶來了鼓舞。《新新聞雜誌》的南方朔，很顯然地帶有季辛吉式的思維及觀點，因而似乎走上了悖離台灣人民利益的道路。

不過，季辛吉式的觀點也並非全無價值，它倒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制定新冷戰策略的寶貴反面素材。

季辛吉提醒我們說，在美國所發動的「聖戰」中，不會得到歐洲國家的支持。就目前而言，倒有幾分真實。在李登輝總統完成訪美之行後，北京政權的領導層即分頭出訪，以突破美國的包圍圈及對美國展開報復。江澤民訪問芬蘭、匈牙利和德國，他送給了德商31億美元的合同，讓美商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及福特汽車公司栽了跟頭。德國總理柯爾在這個節骨眼上攫取了商業利益，還打了捍衛西方價值的鬥士美國一記巴掌。他說：「中國有權為自己的人權作定義。」他的話如果我們加以引伸，就會變成「納粹政權有權為德國人民及德國境內的猶太人的人權作定義」。大概因為良心不安，所以他又假惺惺地說：「德國願和北京就普遍的人權準則展開對話。」為自己打了個圓場，並找到一個下台階。

對於德國的行徑與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的事不關己、討好北京的心態，歐洲主流媒體之一的瑞士《新蘇黎士日報》（Die Neue Zuericher Zeitung9）曾加以批判。《新蘇黎世日報》的國外版資深編輯費塞（Beat U.Wieser）於1995年7月間所撰寫的，題為「是不是對北京過分小心？」的社論把歐洲國家縱容北京魔頭的醜態數落一番。他深具道德勇氣地批評歐洲國家在與北京打交道時畏首畏尾，他並認為今後要如何把強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的行為規範之中，乃屬西方國家的當務之急。

費塞指出，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畏懼三分，因此，都盡可能避免去「激怒」北京。搞外交的人士，則更對北京極盡委婉奉承之能事。例如，在7月中旬，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造訪德國時，賓士、奧迪、BWM 及西門子等大企業紛紛在其跟前示好，曲意奉承。德國總理柯爾更是閃爍其辭地說什麼「儘管他瞭解各國國情文化有別，他還是要向來訪的賓客提一提人權問題」云云。

費塞在幽了柯爾一默之後，筆鋒一轉，質問柯爾：「值此美國和中國關係處於低潮之際，德國當然是禁不起誘惑，必然要討好北京的。德國搞外交的人自然相信，他們對北京抱持體諒的態度，一定會在北京大有斬獲。「利用接觸的方式達到潛移默化對方的效果」成了德國人合理化他們行為的藉口。費塞指著德國人的鼻子說，北京的當權者早就算準西方政客垂涎中國經貿大餅的心理，所以他們也就更加有恃無恐在國際社會囂張跋扈了。天安門屠殺事件之後的事實發展，更是證實了北京政權的猖狂有所憑恃，而這即是世界各國不願長期承擔制裁北京政權的責任的結果。費塞呼籲歐洲國家：使人權放諸四海而皆准，是西方世界責無旁貸的責任。西方國家要把正確的訊息傳達給中共，不可因為中共一句「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似是而非的濫調就退縮不前。

費塞在結論中說：「在政治上處處對中共姑息，是很危險的……目前華府與北京的關係雖然蒙上陰影，然而美國若能善加把握此一契機，明白地讓北京政權瞭解。西方及亞太地區對中國這樣的一個明日大國抱持著什麼樣的期待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應僅將中國視為一個希望無窮的大市場，而應更進一步地把它看成是個正在成形的政治大國。我們若想長遠安穩地享受這塊市場大餅，就必須先讓中國於起飛的過程中，在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軌道上，按部就班、和平穩定地前進。」費塞這篇文章，流露道德勇氣，也顯示政治智慧，令人讚賞。柯爾這幫人讀後，想必汗流浹背，內疚神明。

為了激勵西方國家的士氣，做為市場經濟堡壘的倫敦《經濟學人》週刊於1995年7月29日出刊的這一期，以封面故事「圍堵中國」做了一項專題報導。《經濟學人》徹底瞭解做為經濟動物的西方商人和資本主義國家面對鉅大中國市場誘惑所呈現的投機性格，因而決定登高一呼。它要求「西方國家必須結成一個統一陣線」，與美國並肩站在一起，不可使美國孤軍奮戰。它指出，有些歐洲人一向表現得太過於積極，積極到竟去利用美中衝突去贏得中國的合同。它要歐洲人瞭解：藏在美國裙子背後，漠視台灣、南中國海及人權等等議題，就算獲取短期的商業利益，也不符合長期的利益。

（全文完。本文錄自《星條旗評論》第3期，1995年10月5日修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