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勝選和兩岸問題的癥結

前 言

一年來的台海情勢，及兩岸間的政治局面，的確發生了激烈而深刻的變化。對於轉變的方向與趨勢究竟是利多還是凶盛，現時島上民眾的心情恐怕是憂慮大於樂觀。回想年來的變局經緯，首先是李登輝在兩岸爭議最劇的敏感問題上貿然挺身，實現其獨台戰略中的一項宿願──訪問美國。接著對岸發出了嚴厲的批李文章，和示警意義的大規模海空陸演習。空中的導彈飛嘯聲，水面上艦炮射擊的大音爆，搖撼了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台灣島及其附近的空域海域。這中間，又捲進來美國兩大海上戰鬥群的蓄意的近距離布展；大陸戰機的頻繁偵伺、大陸潛艇多艘做出擊準備的消息，讓島上居民生活在一段時日的恐懼緊張中。

而在這異常緊張的情勢下，台灣正逢所謂的「總統大選期」。選戰中第一主角李登輝，又是眾所公認引發台海危機的當事人。劇變中人們焦慮地疑惑著，曾經風平浪靜一段時間的海峽，為何驟然間水天變色，風雲告急？

這些民眾的質疑，自有各種不同立場的解疑宣傳。選戰中的主戰場，一時間似乎集中在兩岸關係上。可惜台灣選舉「文化」的規則是，宣傳戰的勝負不由是非曲直來決定，而決定於手中媒體工具的大小多寡。即使在所謂的「歷史里程碑」意義的首屆「總統」直選，也不例外。

到了3月23日，海峽演習停息，島上選舉落幕。李登輝以75%的投票率，54%的獲票率，總算在中低度支持下當選。民眾們在感受上雖然鬆了一口氣，但也知道兩岸問題依然嚴重，潛在危機不因李氏當選而消失。只是大家推測著，做為首位直選「總統」，李登輝準備如何面對，如何善後由其帶出來的，潛藏著危險的未知數的兩岸變局？

5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李氏做了些「兩岸問題和緩變化」的演講。其內容，與事前有些人預測的沒有大距離。要言之，反對台獨，強調沒有時間表的統一目標；在島內共識的前提下有意親訪大陸，走一趟「和平之旅」，看看將來能否達成兩岸和平協定等等。言辭上確實排除了台灣獨立、一中一台；但代以「階段性的兩個中國」，避開了一個中國的原則性表述，只顧指出一個遙茫的歷史遠景。從政治的語言技巧來看，尚不失其靈活，但實際上不過是權宜式的自圓其說，意在「硬不可硬到破壞目前的非戰狀態，軟不能軟到喪失分治立場」。至此，向來不太關心兩岸問題的選民覺得他說得不錯，似乎可以樂觀；但向來不放心的，恐怕更加地不放心，認為問題還在那裡，搞不好會更嚴重。樂觀和憂心，環繞在一位時勢所造成但素養原不高的領導人的一篇策略性文告。這種情景正是台灣選舉文化粗劣性的寫照。令人十分無奈。

感慨之餘，筆者還是要指出幾點關鍵性的獨台論迷思，作為對李登輝和他的獨台理論的剖析批判和警告。

「一個中國」的真義和兩岸關係的基本性質

眼前的海峽危機，無疑發端於李登輝去年6月間的訪美。平心而論，這種舉動即使發生在具有元首身份者的身上，也未必是大事。只是事情發生在兩岸間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尚未解決，而台灣的分離趨勢經過了國民黨本土化和具有台獨綱領的在野黨聲勢急漲的時刻，且其訪問對像又是一個從未正式宣示大陸所代表的主權範圍應及於台灣，卻以一個「與台灣關係法」自定有權干涉台海問題的美國，其現實意義便不尋常。再加上中美兩國在世界其他政治領域中微妙的對抗狀態，亦成為背景因素之一。終於在台灣的錯誤的自信和僥倖心理下，及對岸日漸升高的警覺意識下，釀出了接連數波的軍事大演習。事實上在這之前，李登輝在改革國民黨的路上的確趨向本土化刻意導向幾乎是非中國化反中國化的道路上。經過了大陸的幾次嚴重警告後仍然我行我素，巧妙地利用台灣群眾中的反國民黨情結，在部分選民中塑造台灣利益維護者的形象，和民主改革推動者的令譽。如果李氏只是利用這類光環收編人民擁戴、去進行尋常的個人權力角鬥，則除非後來的行徑犯了大奸作為，將來的歷史也不一定完全把他歸入純反面人物。然而今天的作為，事關國家主權政治權的原則性問題，一旦一方堅持錯誤立場，問題的艱難性可想而知。現在兩岸事態演變至此，可以說已經不容易挽回，這非僅李氏個人的悲劇，他所代表的集團的悲劇，大而言之，也是整個中國現代史中的一頁悲劇。之所以如此，乃因李氏個人，以及擁護他的不確定多數的選民，都一致地察覺不出，本身的思考邏輯中存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盲點。今天我們對已造成的不幸要做反思，尋求解決，一定要對這個意識中的盲點或認識死角，作一番合理的切入，找出關鍵所在，才能真實而客觀地面對問題。其實，兩岸問題只有歷史地看，才能得出比較清晰的界說。兩岸問題的現狀，無非是一場內戰中軍事交戰進入政治角力的階段。這樣的轉換，自有其內外因素所導致的過程。要瞭解它，應該做幾點客觀的概念分析。

一、所謂的國家主權，應該具備對內和對外的兩項要件。對內，是超越一切國內法的最高規制權。它規制土地與人民的國家基本要素的存在。對外，此一至高規制的有效性獲致國際間的承認，而被賦予國際關係中的單元主體性。這樣的內外雙重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即使內部具有一定的有效統制權，若無法得到國際多數的認定，其自稱的「主權」實體不足成為國際社會中的有效行為體。至多在國際秩序的動盪間隙中取得部分成員的「事實承認」，而終無法獲致國際法上的完整的「法律承認」。正式的法律承認下的主權才是文明法中的國家主權。一個主權國家才是國際公法下得以享受權利、能盡義務的自主責任體。

二、一個國家的主權經過國際社會的法律承認後，原則上是持續存在的。除非其對內的至高權完全失去了有效性。因此一個國家的內部戰爭，爭鬥的兩方所爭取的不是一個新主權，而是既存於國際的，主權的代表權。內戰中的國家往往因為戰亂而政府不克履行國際義務，但即使如此，主權仍然不會受到質疑。只有代表主權的政府組織體的有效性受到質疑，只要主權規制下的土地與人民仍然存在。因此，如果內戰是由原代表主權的政權和起而向其挑戰的新政治勢力兩方之間進行，而新興勢力的一方在戰爭中取得優勢，進而取得更大的實質控制權，使其足能取代舊政權而建立為有效國家行政體，則國際承認──亦即對國家主權的代表權的認定，將由舊政權移向新政權，使國際法律秩序的「成員責任」不致中絕，從而維護國際社會的穩定結構。這就是所謂的革命繼承權。當然這種繼承權是以對國家要素的土地的有效控制（並不必要百分之百）和人民的同意（也不要百分之百）為前提而成立的。這時候即使舊政府尚能控制部分的土地與人民，在國際法或國際慣例上它已經無法據此而主張一種新主權。國際間仍然認定其為已被繼承的主權規制下的部分土地和部分人民。已經繼承了主權代表權的新政權可視其為「政治上的未收復地」而有權行使其收復行為。

三、根據上述原則，中國的主權並不曾因40年代內戰而停止存在。而是隨著戰爭實況的改變，勝負局面逐漸確定後，發生了國家主權代表權轉移，如此而已。當然20世紀中國主權代表權之爭，其過程十分的戲劇化。經過隔海對峙20年後，終因雙方實際控制範圍的大小懸殊，做為國際行為責任體的能力大小的懸殊，於1971年聯合國大會中，經過全球最大的國家集團意志的裁決，中國主權的代表權由台北轉移到北京。按法理上來說，中國主權之爭從此落幕，不再有任何爭議才對。但觀乎當前兩岸關係中的政治角力，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逃避接受經國際社會確認了的主權代表權轉移的事實，強自主張台灣一地的「完整主權」。其做法，乃把主權和內部控制權故意混同，其用意顯然在於構陷大陸對台統一政策為「侵犯主權行為」。

四、實則，以局部有效統治能力，亦則局部治權，強辯為主權，非但得不到正常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意，事實上並無可能成為國際關係中的單元責任體。如果國際社會允許任何既存國家的主權隨著其國內政治紛爭而隨時出現新主權，那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大動亂。因此台灣當局所提的主權要求，對已經合法存在的中國主權是一種侵犯冒瀆，招來已具代表權的一方的堅決反對和指責，說來也屬必然。這種以台灣的片面認定的「事實主權」來挑戰中國的國際公認的法律主權的作法，也不可能以單方面的新主權範圍的設定，以其「不及於中國大陸」的消極宣示而取得合法性的基礎。那只有逼使對岸將台灣的「局部有效統治」視為國家統一根源性障礙，甚至使其不得不重新檢討對台灣「當局」──局部統治體的相對默認的立場。若再進一步將台灣當局定性為前階段內戰中的殘餘勢力，則台灣方面縱令以民主程序以合法化也屬徒然。因為國家主權是人類歷史實踐的產物，而不是政治理論中的邏輯產物。一時代的人民對主權歸屬的決定還不能單純置其於一般的民主作業範疇中。這一點明示在聯合國規章中有關自決權的界說。要點是，除非是處在異族武力侵佔所造成的隸屬狀態下，既存國家的局部成員是不能適用自決原則的。而台灣之屬於中國，既非異族，亦非出於片面侵佔，而是兩邊同族，行使了失地收復權。須知多數決的民主，雖比少數壟斷的封建為進步，但仍然有其相對性限制。集體意志的正當性，還是要接受歷史事實的驗證。在歷史的現階段，國家主權的涵蓋力還是強過局部成員的片面抉擇權。除非局部的分離意志能通過全體的同意權，否則唯一的途徑也許只有武力革命了。

「和平統一」複合語中的重大癥結

一、「和平統一」是大陸早已宣示的兩岸政策的基本立場，雖然經過了一年來的風波仍然時時被強調。對這個立場或原則，台灣方面也從未表示正面的反對。但在兩岸關係的現實中，雙方對「和平統一」一辭的理解仍然有極大的距離。蓋這是由「和平」和「統一」兩語連結，成為具有統合目的及手段的政策語言。本來「和平」和「統一」兩語，不是內涵相近的同義語。兩句聯成一句，其中自有主副之分。就大陸的立場來說，對台政策的終極目標在於實現統一。而和平即為達成此一目標的途徑或手段。而在前段有關主權觀念的詮述中已經提到，在歷史發展的現階段，國家的必要性仍屬無可動搖的客觀事實。不論在理論上如何把國家組織的必然性予以淡化，如何批判國家主義或全體主義的偏頗不當，嚴酷的現實告訴人們，國家仍然是具最大涵蓋力和影響力的客觀結構體及行動體。國家主權的維護是國家自衛意志的頭一項，是超越一切策略手段的至高目的。一如個人自衛權是所有人際行為中的正當性基礎一般。大陸中國的現代化乃跨世紀的國家再建運動，而其根本要件是徹底排除帝國主義強權的累世羈絆，真正掌握自己的主體性。以此立場而言，台灣是民族身上最後一塊受辱的烙印。在現代化運動的過程中急速高漲起來的國民意識裡，任令台灣滑離出新生中國，那無異重新戳控舊傷口，十二億剛從屈辱的集體記憶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或許只能用一句「情何以堪」來表現其絕難忍受的心態。

二、即使從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藍圖來說，台灣島對大陸的地緣政治意義也不待細述。這個緊扼大陸東南半壁的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島嶼，不以其天然資源卻以其國際樞紐地位，對於將要進入21世紀劇烈的國際競爭的中國的重要性，實在不容易估計。不僅因為南海海域廣佈的豐富石油資源，或東西三大洋海上交通線的制約位置，同時還要從當代國際政治的實際情勢，特別是後冷戰時期的亞太新對抗圖──美國帝國主義的剩餘霸權和亞洲新崛起的中國之間，舊仇與新恨錯綜交叉的角力圖，去推察台灣海峽戰略形勢的獨特意義。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幾乎是本能性的，因為當代資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掠奪體系所面對的唯一具有對抗條件的國家，正是猶如浴火重生的現代新中國。新中國當然有它的脆弱點或痛點，但也有其改革途上百折不回的銳氣和爆炸力！那不一定全是來自歷史情結下的精神張力，而是在客觀實在的建國要素上它擁有一定規模的物質條件和獨有的國家組織力，即使在綜合國力的天平上暫時還不如美國，但兩者的對決顯然不是短時日之間便能見分曉。如何使中國的國家建設處處難認，樣樣不順，是美國慣常的戰略意圖。中國則必須妥予因應外來的阻撓，忍辱負重，尋求突破有形無形的枷鎖和搗亂。在這兩大明爭暗鬥中，台灣的政治歸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質言之，是國防自衛的前哨呢，還是外力在脅腹間的一把匕首？是以不同的成就條件相補為用的手足至親呢，還是處處掣肘暗搞對抗甚至「和平演變」的惡鄰居？更何況文化血緣的歷史傳承，國際公法的革命繼，事實與法理俱在，大陸怎肯死心放手讓台灣隨著帝國主義者的陰秘居心而離去呢？

三、以上我們強調了兩岸統一在大陸的優先序列中所佔有的特殊位置。簡單地說，不論從民族的自我肯定，反帝建國改革自強的國策立場，世界政治生態中大利大害的客觀考量，國家統一確是民族上升運動中的未竟大業。台海兩岸一日不統一，中國人民的殘缺感將一日不除。

然則，如何達成統一的大目標？是武力統一呢，還是和平統一？在此，前面所提三階段轉換，亦即，由軍事交戰到政治角力的演變狀況，我們有必要稍加回溯檢視。1948年、49年之間，內戰戰場上大勢漸定，紅軍全面取得了勝利，而國民黨殘餘勢力退據台灣島。然後是韓戰，台灣曾經有意乘機「反攻大陸」，受到美國拒絕。在血戰三年後的停戰談判中，有中美雙方軍事人員就所謂「有關其他事項」項目下的初次接觸。嗣後在美蘇兩極對抗中隔海對峙，其間有過綿延不絕的，中美外交人員在日內瓦、華沙等地的非正式對談。那是美國戰後霸權的高峰期，與之相抗的是在新的人民組織結構的基礎上重新發足的中國的自衛立場。美國在戰略構圖上有所顧忌，1959年蔣、杜勒斯共同聲明中勸蔣放棄武力反攻政策。71年季辛吉秘訪大陸，人民共和國政府同年在聯合國取代了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席位。中國主權的代表權之爭在聯合國大會中正式解決。79年中美建交，中國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俗稱「葉九條」，呼籲台灣復歸祖國。台灣這方面則有解除戒嚴令、結束「國家戡亂時期」的宣示。這一段內外情勢的演變，便是兩岸關係由武力對峙到政治接觸的換軌背景。當然這中間也反映了全球在多方面的武力紛爭中逐漸高漲的，迫切的避戰心理和呼聲。「協商代替對抗」的「低蕩時代」意識，自有其多種成因。其中對軍備競賽的反經濟性反進步性甚至反人性的全球性控訴，同樣也影響到兩岸間曠日廢時的軍事僵持局面。能否尋求一條非戰途徑來解決數十年來的歷史問題，逐漸地成為兩岸主政當局的新思維。

但話說到這裡，在國家立場上，統一為目的，和平之為途徑為手段，仍然不容置疑。目的對手段應有採擇權，而手段的正當性在於能否達成目的。是則，在大陸的政策思維中，統一能涵蓋和平，但和平不一定涵蓋得了統一。但在台灣方面，因大小強弱的懸殊，思維中自然為了自保而以和平為目的。換句話說，在大陸方面，和平統一固然是大方針，但一旦出現有滑向和平分裂的趨勢時，非和平手段也屬不得已。而台灣方面則認為若統一是唯一維持和平的途徑（統一變成了手段），統一勉可接受；但如果和平不因分裂而失去，「維持分離有何不可」。上面的兩種思維對比，明顯地表示出兩岸對和平統一的理解態度不止於是差異性矛盾，而是對抗性矛盾。多年來的兩岸爭執中，彼岸一直拒絕放棄武力的要求，理由至為明顯。

結 語

5．20新「總統」就職典禮已經舉行了。李登輝在演說中也回應了多數人民希望對惡化中的兩岸關係有所修整的願望。但其具體內容只有有限的調整而沒有實質的突破。堅持舊立場一如往昔。李登輝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為他認為他的獨台理論較能符合一般資本主義價值觀下的台灣社會心理。功利掛帥，義理次之。台灣的資本主義已熟化了；保財，恐共，形式民主，大眾消費，這些都是群眾面對統獨爭議時的迷思。獨台理論已通過多年的媒體宣傳，成功地經營出一片「民意」，說和平統一是併吞，一國兩制是騙局，一個中國是侵佔，這樣的總的否定判斷，不需任何科學的舉證而變成自明之理。李登輝的選舉就是這樣贏來的。

但客觀的情勢發展，終比人強。李登輝的麻醉和混淆手段，能永久有效運作下去嗎？香港97後的港台關係如何，台灣經濟在兩岸緊張中的敗象如何，政治權益的內部爭奪戰，官僚系統的急速腐化，金融危機，黑金橫行，治安惡化，道德淪喪。獨台偏安，能安穩到何時？

也許李登輝以為獨台的最佳境界是和平分治。可經由政經分離，以大陸為台灣經濟的腹地佔盡其利，而在政治上則設計出一種時斷時續的長期協商制度。換言之，以經濟交流和政治協商來代替統一也替代獨立。如此則，獨台戰略的最高目的，也不過是一種蘊藏著危機卻不致爆炸的非戰狀態了。能說不虛幻嗎？

執妄的台灣主權論，虛化一個中國，渺茫的統一遠景，對和平統一倒錯式認知，李登輝的獨台理論還拖帶著易受催眠，誤以40%的選民「附托」信為「全民擁戴」的受愚民眾，果真敢去挑戰12億人民的信條和企盼。則我們不得不深深憂慮，漂搖中的兩岸關係經一段時日後仍然不進反退。而萬一退回到50年代直線式的解放觀念範疇時，挽不住的悲劇，或者真有再度上演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