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外交不如務實內政

台灣面臨奇蹟泡沫的幻滅

五年前，我們還以「台灣經濟奇蹟」自豪，更信誓旦旦倡言創造「台灣政治奇蹟」。然而今天我們已經面臨了奇蹟泡沫的幻滅；同時也一再迷惑於政治轉型的陣痛為何愈演愈烈，民主憲政的喊聲高唱入雲，但違憲的大膽作為卻此起彼落搞個不斷；整個社會的脫序已臻無法可治、無體制可規範，刁民竄行於大街小巷。如此景象，難道還能不以「台灣優先」乎？

日前，李登輝先生以總統身份在國民大會做總結報告時，都不能不承認台灣的經濟發展已面臨了重大的困境。可見台灣經濟所面對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製造業萎縮、內外銷市場蕭條、投資生產意願低落、資金大量外流、失業率持續攀升。懇切一點說，台灣的經濟已瀕臨了危機。可是目前政府所見到的只是果，並沒有深一層去探討它的因，故而所能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最多只能治標，不僅不能兼治本，更甚而可能正在戕害根本，換句話說，正在飲鳩止渴。

1980年代末期，政府因受到國際保護主義的壓力，大倡國際化、自由化。當時筆者數日便發表了一文急呼暫緩國際化腳步：一來由於台灣工業根基不穩，國際競爭力太弱，而且社會正在轉型，工人意識正在抬頭，現有工業支架難以承擔工資上漲的壓力；二來國內市場正在成長，消費型態也正在轉型，一旦開放，必將為外國產品掌握先機，無法藉此養活國內的企業，更無庸奢談產業的升級。無奈獨木難撐大局，國際化大邁其步，於是乎國內企業承受衝擊之下，分走三條路：一者放棄製造業改行服務業；二者出走第三世界國家，尤以東南亞及大陸為主；三者改走附加價值高、且稍具技術份量的電子業。如今看來，這三條路也都沒有走上康莊大道：首先，雖然服務業是經濟發展到某一繁榮階段後，必然會走的路，主要是人在有錢之後，好逸惡勞的本性就會凸顯，但是富如美國，服務業份量過重，戰後40年就顯現了危機，近年來，克林頓政府費盡了心思重整美國製造業，才算逐漸穩住了陣腳，台灣憑什麼條件能棄製造業而走服務業呢？其次，企業外移的問題，日本能而台灣就不太能，其原因是台灣企業主的平均教育水準偏低，外語能力及對國際環境的知識太缺乏，終結果，最好的去處就是中國大陸了，但卻又要面對兩岸的政治問題；最後，走較屬技術密集的工業路線，固為一較佳之選擇，惟受到社會文化惡質化及教育功能缺乏創新的鼓勵，競爭力必將隨著時間逐漸衰退，早晚也是要步上夕陽工業的命運。

本來奇蹟就不會持久

台灣的經濟奇蹟一語，乃美國人對台灣經濟發展諧謔。美國的語言文化對奇蹟（Miracle）及幸運（Lucky）之語蘊涵著負面的意義。本來奇蹟就不會持久，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那有可能永遠都活在奇蹟之中呢？事實上，台灣奇蹟或亞洲四小龍的成就基本上是植基於儒家的勤儉文化，因為勤儉所以才能在戰後的資金和科技的依賴架構下，擺脫依賴而發展經濟，此亞洲價值也，拉丁美洲國家就是不能。不幸的是，台灣的勤儉文化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逐漸被棄於歷史的陳跡中。台灣人出頭天了！既然是出頭天，就可以不要做也有得吃了，那還要勤儉幹什麼呢？「要拚才會贏」！有輸贏就擺脫不了賭，既然要賭就必須拚，一拚就不能有法律觀念，更不能缺乏霸性。十年來，台灣的社會一直賭風不衰，賭六合彩、賭大家樂、賭股票、賭房地產，賭職棒，到今天利潤最大的就是賭政治。有了這股賭風，勤儉那有立足之地，只要拚贏，不需做事，就有大把大把的鈔票享樂，誰還想勤儉持家立業呢？一談到賭，就必然有金錢和黑勢力的介入，發揮到極致者就是黑金政治了。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和工商業文化必然遭到扭曲和破壞，為了爭取「事少、錢多、有冷氣」的工作條件，於是上下交相賭、彼此騙。誰敢投資？市場怎麼會活絡？

好吧！既然沒有勤儉了，那麼發展科技，尋求產業升級總可以維持成長吧！殊不知產業升級需要有外在的誘因及內在的動力才行。就算政府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鼓勵研發的政策上能做得很完美，台灣的整體體制卻沒有足以推動研發，進而促成產業升級的動力。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鼓勵創新的教育功能及社會制度。中國的教育素來都以「追求標準答案」為宗旨，壓抑任何創新的理念或作為，因創新者，叛逆也。台灣的工業受此之害尤深，任何企業所要產制的產品，並不是經過觀察現象，思考需求，進而研究提升人類生活品質或文明的完整程序，而概都到國外引進同類產品作為「標準答案」，然後想盡辦法去生產這個「標準答案」。一旦找不到標準答案，接下來的反應就是「無所是從」。我們的教育方式、體制是如此；我們的用人制度，從普考、高考、特考更是如此；我們整個行政運作、社會體制的運作也是如此。試問我們憑什麼做研發？又憑什麼能產業升級？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政治奇蹟的創造情形。這幾年來，台灣一方面推動政治民主化及憲政改革，可是一方面又是政治亂象不斷，從立法院、國民大會，一直延伸到地方議會，每會必罵、每會必打，影響所及，社會各階層也有樣學樣，「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很多人在過去幾年來一直持樂觀的態度及正面的解釋，認為這是轉型的陣痛，轉型完成後，自然就會上軌道。可是經過這幾年來的觀察之後，我們不禁要問，轉型怎麼轉那麼久？要轉到什麼情況才算轉型完成？為什麼愈轉愈亂呢？另外，為什麼經歷了好幾階段的修憲了，我們的政府在政治運作上的違憲情形反而更嚴重，而且似乎並無任何反省的機制，這到底能不能轉型成功呢？實在令人不得不深感迷惑。

首先是「怪獸」機關立法院不斷爆發野性，一而再，再而三想橫掃中央政府體制，將憲法踐踏於腳下。中華民國憲法所規範的中央政府體制明明是權能區分架構下的五權分立組織，立法院卻要透過預算審核擠廢掉國民大會及監察院，試圖把人民的政權及獨立行政的監察權納入它的囊中。而竟然相關機關也懾於其淫威，不敢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真是創世界憲改史上的金氏紀錄。

接著是李登輝先生挾54%選票當選第九任總統之後，竟然不提第九任總統的行政院長人選，而想讓第八任總統提名通過的行政院長繼續打混戰。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第八任總統提名通過的行政院長不能視為當然可執行第九任總統政見（與人民之契約）的最高行政首長。理論上，行政院長人選由總統決定是「著毋庸議」的，但憲法既有程序的規定，就必須完成。如此產生的行政院長才有第九任總統的「任命」，否則只有第八任總統的任命，怎能執行第九任總統的政務呢？在此同時，還有更離譜的違憲運作，就是立法院習慣地以同意權欲迫提名權。依憲法規定，行政院院長是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可見行政院長是由總統提名且由總統任命的，只是任命之前要經過一道程序而已，而立法院竟抓住程序而侵害實質的任命權。沒提名固無同意，未同意固無任命。因此，整個事件是：立法院以同意權侵害提名權，「咨請」總統提名；目前之行政院長只有第八任總統之任命，而無第九任總統之任命，但卻已在執行第九任總統的政務，皆違憲也！然大法官會議之解釋何在？或曰縱使有大法官會議解釋亦難令人信服，何也，大法官會議之組織亦違憲法之規範，故缺強有力的公信力也。

憲政精神蕩然無存

依憲法規定，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都須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其主要之目的乃使國家的司法、考試、監察的職能能不受政治因素之影響，其先決條件就必須先超脫政黨的影響，此在當今民主憲政的國家皆然。但是要如何才能超出黨派之外呢？剁雞頭發誓算不算呢？當然不算，一來民主政治制度設計應該基於對人性的不信任，如此就算遇到壞人濫權仍能有效避免禍端。因此，民主憲政體系內，一旦有超黨派規定的組織機關（一般皆為委員會制），都嚴格規範其中成員不得有一半以上屬於同一政黨，此美歐日皆然。當具有提名權者執行提名時，也都能嚴守規定，而執行同意權之機關亦嚴格把關；其次，個人執行職務時，是否能超黨派呢？也不能只以宣誓就算數，而是必須以客觀標準作為資格的認定，以日本的人事院（相當於我國的考試院）為例，人事官的被提名資格是過去五年沒有參與政黨的黨務工作，也沒有參與競選。

根據上述的標準，大法官會議的成員有一半以上為執政黨黨員，既是黨員就必須接受黨主席的指揮，否則黨紀伺候，那麼大法官會議解釋的公信力又何在呢？顯然大法官會議的組織成份已違憲法規定。另外，考試院的考試委員及監察院的監察委員也有同樣的問題，而且在這一次的提名及同意權行使的過程中，政治運作的違憲情形更為嚴重。

一開始在考監兩院委員提名作業時，朝野黨派或積極運作、或隔空喊話，總之已把憲法規範「超出黨派」之語拋之腦後，積極從事政黨分贓。從政治策略的角度來說，執政黨可說是充分活用了兩院委員的提名作業，適時分化及軟化了在野黨的企圖心，不僅民進黨演出「主帥夜奔敵營」，連新黨也向執政黨拋上媚眼，送上項鏈，似乎朝野一團和氣，看來已漸營造了朝野各黨大團結大合作的景象。殊不知，民主政治的政黨所扮演的角色必須是制衡的角色及反對的功能，方能免除濫權之危機。如果從憲政運作的角度來看，憲政精神蕩然無存。憲政體制已無根基。另外，如果以日本人事院的人事官資格及結構成份來看，此次考試院正副院長及委員的提名顯然已違一般民主憲政國家共同認定的「超出黨派」之實質意義，同時執行同意權的國民大會更是有違「全民之付託」，未能嚴格把關，維護憲法的尊嚴。此豈吾人所欲創之「政治奇蹟」乎？如此奇蹟，看來不要也罷！

總結來說，「經濟奇蹟」難續、「政治奇蹟」不能創，此豈非社會整體之危機，故「台灣優先」當有其必要性也，務實外交還不如務實內政，此生民之所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