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不

中國民間有一則笑話，內容是：有一個叔叔帶著一個傻瓜的侄子外出，經常向友人介紹：「這是我的傻侄……」有一次叔侄二人在路上遇到了侄子的朋友，這位侄子把叔叔介紹給他的朋友說：「這是我的傻叔……」叔叔兩眼瞪著他，這位侄子一臉無辜的說：「你傻我千次百次都傻了，為什麼我傻你一次也不可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向中國的哀求殘忍的說過無數次的「不」──鴉片戰爭，不；英法聯軍，不；甲午戰爭，不；八國聯軍，不；九一八，不；盧溝橋，不。最近也有：銀河號，不；2000年奧運會，不；關貿總協，不。從來也沒有人說過西方（美國）不可以向中國說不。今年5月，北京五位小青年出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暢銷書，各方議論紛沓而至，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為什麼不可以說不？就算是「傻侄」，「不」一次也不行嗎？編者

中國大陸最新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不》，見本刊7月14日號）的作者宋強、張小波（張藏藏）等並不諱言，他們那本書同日本石原慎太郎與新力公司老闆盛田昭夫90年合著的《日木能夠說不》有著某種「因緣」，只是兩書作者「無論在資歷、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樣的「恭維」並沒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對《不》極為牴觸，迅即著文駁斥，用辭刻薄。而張小波亦不示弱，又發表致石原的公開信，對石原為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辯解作了同樣刻薄的反擊。於是，中日「說不」的作者隔海展開一場罵戰，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國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產經新聞》。《不》引起國際間的重視，但日本主要報章一般只作簡短報導，《每日新聞》雖用了三千字篇幅，也僅介紹書中大致內容，並無詳論。唯《產經新聞》特別重視，自7月16日開始連續六天譯載書中有關日本的論述，第一天更佔用了頭版的位置，並寫了前言，強調中國官方新華社對此書大加讚賞「顯得異乎尋常」。接著，23、24日發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關係的東京華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銷量180萬份的《產經新聞》「是要讓日本人認識到中國有一批仇視日本的人」。

中日筆戰雙方詞鋒凌厲

石原則表示，這種來自中國的「外在壓力」反倒會拯救「正在墮落和衰微的日本」。石原的文章上篇題為《表現霸權主義的自以為是》，下篇題為《歷史錯誤一方的言行》，指斥《不》為「幼稚得令人氣憤的文章」，是北京當局為了壓制國內不滿和不安而運用「小伎倆」來加強民族主義。

石原是日本政壇上知名度頗高的右翼政客，始終認為日本當年對鄰國的侵略戰爭是為了使亞洲擺脫白種人統治，至今還堅持用「支那」一詞來稱中國。他在駁斥《不》的文章中，把日本侵華戰爭稱為「對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進出」，並認為受日本侵略的鄰國應對自己歷史上的失敗負責，日本對此絕對沒有承擔世界性道義的責任。他還把北京對西藏、台灣問題的政策，等同為當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的「霸權主義表現」，甚至比日本侵略鄰國更加不如。

張小波在公開信中把石原的見解稱為「可恥的而且無力地抽搐的歷史觀」，並用刻薄語言和性無能的譬喻來反駁石原對侵華戰爭的辯解。張雖說：「石原先生，請別怪罪我的惡毒，因為您惡毒在先，而且貴國已經惡毒過了。」張小波告訴《亞洲週刊》，他還將發表另外兩封公開信回擊石原。

《不》主要鋒芒對著美國，也有不少篇幅抨擊日本。最令石原惱火的，是那幾位中國青年的奚落：「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書中諸如「有必要時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如果我們不放棄戰爭賠償，那麼，今天在日本對華貸款一事上就變得簡單多了」以及「日本的無所作為就是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等觀點，也足使石原一類「文人武士」兩眼冒火，本能地「應戰」。

日知識分子反應強烈

《產經新聞》總編輯住田良能對《亞洲週刊》說：「中國與日本是近鄰，中國12億人口的想法都應讓日本人瞭解。這種尖銳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更應讓日本人瞭解。」由於涉及版權及篇幅問題，只能摘登書中最激烈的反日、反美內容，「這是尖銳反映中國人反日情緒的文章」。《不》摘要刊出後，日本讀者中主要是知識分子反應強烈。《產經新聞》於是向石原慎太郎約稿。住田說：「非常巧合，石原先生在90年寫過同樣的文章，也是個有尖銳思想的人，兩種尖銳思想擺在一起供大家評論。中國方面也沒有理由講石原先生就是一位無緣無故刻骨仇恨中國的人吧。」

住田強調：「中日關係現在僅僅是表面友好，真正深層的矛盾還沒有表達出來，也就是沒有渠道表達內心深處的種種看法。中日友好不能強求一致，各持己見是必要的。搞經濟合作、大家一起賺錢這很容易，但怎樣認識歷史，怎麼認識各種事物，雙方制度又不同，這是非常複雜的。」

總的來說，日本輿論對《不》的反應是低調的。知識界中不少人認為「對這種事不要再多去評論，更不必翻譯介紹，以免抬高那本書的身價」。但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石原的「應戰」表示贊同。他們認為，《不》是一本「水準很低、粗製濫造的譁眾取寵之作」，是出於商業目的故意宣洩，沒有內容深度，沒有歷史感和道德感。

日本《每日新聞》駐北京支局長上村幸治則對《亞洲週刊》表示，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談到外交、政治問題一般都很小心，但這本書的作者在接受採訪時卻表現得很自由、隨便和坦率，使他「覺得很新鮮」。可能是因為中國大陸經濟蓬勃，人們自信心強了，而且現在中國強調愛國主義，有關民族主義的報導也放鬆了。上村認為，石原是日本的保守派，很多人不會同意他的觀點，但也未必同意《不》的觀點。

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建議日本權威出版社出版《不》，並得到「認真考慮」的回應。莫認為：「這本書固然有不成熟以至偏激之處，但最可貴的是向海外，尤其向美日傳遞了一個不可忽視的訊號。對於美國的自以為是和日本的戰爭史觀，中國青年人第一次發出自己聲音『不』，說明中國民眾開始要議論過去不容置喙的外交問題了。」

石原和張小波等隔海彼此說「不」，也是當前中日關係的折射。最近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到釣魚台群島（日本稱尖閣諸島）豎起燈塔，都令中日間的「新仇舊恨」重新浮到檯面上。更深一層的背景，則是「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成為熱門話題，為日本把中國大陸作為新的潛在對手，並同美國加強軍事結盟提供輿論基礎。今年3月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顯示軍事實力，日本政府首次向北京表示嚴重關切，在最近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又凸顯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日本政府並以減少無償貸款援助來抗議北京核子試爆，都表明日本已開始向北京說「不」。

除了日本，《不》也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傳媒的注意。美國《洛杉磯時報》指作者「毫不掩飾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日裡諾夫斯基的欣賞之意」；澳洲《悉尼先驅時代報》的評論指該書「認為在已建立的霸權和正在形成的力量之間攤牌不可避免」；英國廣播公司相信，書中「讚美恐怖活動和對台灣『主戰』的言論令西方讀者驚疑」。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稱書中的語調是「既自憐自艾又好戰」，並警告北京「必須謹慎處理民族主義情緒」，若過分加以煽動「後果或難預料」。

在北京，不少外國大公司辦事處的員工都奉總部之命去買一本《不》，當然，最關心的還是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大使館二等秘書柯修婉曾約宋強、張小波等三位作者會面，作了兩個多小時「誠懇的溝通」（張小波語），柯還邀他們赴美國考察今年的總統大選。

向美國大使館說「不」

此後不久，使館另一位二等秘書梅建華又約作者到北京崑崙飯店吃飯，五位作者一齊赴約。張小波對《亞洲週刊》說：「我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正說明我們的誠意。但那位先生似乎沒看過此書，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作者，有點尷尬。我就說不吃飯了，喝咖啡吧。」

這次會見最後以說「不」收場。據張小波說，美國使館二秘梅建華半躺半倚，第一句就問；「你們寫此書究竟出於什麼目的？」張說梅「坐勢傲慢，開口又不那麼友善，難以再坐下去，便起身告辭，那四位朋友也跟著告辭了。」翌日，美國使館一位姓潘的女秘書致電張小波道歉，說那天梅只帶了五百元人民幣（折合約五十二美元），無法請五位作者吃飯。潘還約他們再次見面，張則表示「確實太忙，沒時間」。關於這次會面，梅建華不願接受採訪。

駐北京的美國新聞處處長喬治‧比斯利則表示，他手中也有《不》，只是尚未過目。他向看過此書的大使館同僚徵詢過意見後，對《亞洲週刊》說：「這本書沒有什麼特別深入的見解，對中美雙邊關係的分析流於膚淺，無益於促進彼此瞭解。」但他指出，美國方面「對所有歪曲美國對華政策及被視為反美性質的東西」都會關心。

近月來，香港各種傳媒不斷發表有關《不》的報導和評論。這本書的繁體字版已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印製出版，同時授權台灣人間出版社推出台灣版。台灣持「統派」立場的《海峽評論》讚揚《不》反映「民間自動自發、自立自強的愛國精神」。但《新新聞》週刊的文章認為《不》「假民族主義煽動中國內部仇外情緒」，是一種「自卑與自大的隔代遺傳」。

《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徐宗懋看了《不》後，對「通篇是反美仇日的文句」深感不安。他認為：「這本書不是嚴肅的學術作品，卻是生動的心靈刻劃……如果這反映了一般中國青年胸中之怒，那麼亞洲和世界的前景將是可怖的。對任何國家來說，成為正在新興壯大的十二億人仇恨的對象，對彼此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今年3月至5月底台海危機最緊張時，旅美歷史學者余英時連續發表長文指責北京煽動盲目的民族主義來壓制台灣，是「轉向希特勒式的納粹強權」。余的觀點立即被李登輝接過去，也引起一些「統派」學者及美國華人學者的批駁。中國官方《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充當反華仇華勢力的急先鋒」。台灣《自由時報》的評論則認為，《不》「從遣詞用字到引證史實，都恰好證明余英時教授的憂心」。

銷路急升至15萬

國際及台港對《不》的關注，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因為他們本意是寫給中國大陸讀者看的，故作驚人之語也是為打破大陸知識界中「西方政治都是對的」這樣一種觀念。他們也沒想到《不》居然會成為暢銷書；銷量如今已急升到15萬冊，仍然到處脫售，令他們「名利雙收」。北京近日的氣氛也有助於《不》的暢銷。悶熱的夏天聚在電視機前觀看亞特蘭大奧運比賽的民眾，為中國運動員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大感不滿，民族榮辱感積累成無處發洩的義憤，恰好得到共鳴。

隨著《不》的傳播，中國大陸知識界也出現很不相同的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盛洪博士認為，《不》的暢銷「作為文化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作者矛頭針對西方「文化種族主義」和「種族霸權主義」。他對本刊說：「在西方有人天天罵中國人，從來沒有人表示奇怪，某些美國議員更以罵中國來拉選票。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點不同的聲音，就值得大驚小怪？」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崔之元認為，這本書批評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國內的事情，「是發洩對中國政府對美、對日政策的不滿情緒」。現在美國杜克大學任教的政治學教授史天健說：「我們不能把《紐約時報》的文章看成是美國政府的政策，美日也不應把《不》看成是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也有為數不少的大陸學者激烈批評《不》的觀點。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上海美國問題專家章嘉琳擔心，中美民間互存敵意會使兩國關係難以穩定。他認為，《不》的作者雖聲稱代表民意，「但從它命題不當、對美國瞭解之膚淺及語言的極端情緒來看，恐怕只能說代表一小群對美國有失落感的年輕人的『民意』。如果按照這樣的『民意』來修改中國的對美政策和整個外交政策，只能帶來一場災難。」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院的楊帆博士表示不能接受書中的觀點，「我從來就不認為美國會對中國有什麼威脅」。楊認為書中談到台灣問題時立論草率，說台灣就是要獨立。他剛去過台灣，「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也沒有這麼簡單」。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王東成教授反對《不》中攻打台灣的主張。他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贊成台灣獨立，在任何情況下我也不贊成打。我們應有絕對的智慧不打。就是台灣真的獨立了，不是中國人了，也不能說打。就像兩個兄弟，他不要我這個哥哥，我仍會認他是弟弟，為什麼要打？是國土重要還是人命重要？」王東成還強調：「我擔心煽起這股反西方思潮，確定了反西方策略，會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和政治制度的漸進改革受阻。」

中國知識界毀譽參半

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台籍學者林毅夫表示，他完全認同《不》中希望中國振奮、復興的激情，但中國要強盛「不是靠嘴上硬」。他說：「中國目前在經濟、技術上與西方差距太大，我們只有通過對西方的接觸和學習，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國富強的步伐。現在挑起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情緒，受損失的是自己。」80年代強烈追求西方文化的中國大陸學生及知識界人士，確有不少人到90年代產生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一位教授告訴《亞洲週刊》，某位青年學者不久前到北大演講，主張就是應該搞民族擴張。學生們竟掌聲大作，而這演講前後25次被掌聲打斷。

對於這一現象，《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的作者王山分析說，「六四」前大學生在社會上大有可為；現在看到的都是社會利益分化，大企業虧損，官員腐敗，自然覺得前景黯淡。他們要找出路和新的價值觀，可能找上極端民族主義。「中國經濟一旦大規模受挫，一件普通的事情都可能變為導火線，人們抓住一個東西、一件事情就會去發洩，這將是十分可怕的。」

原載香港《亞洲週刊》8月18日，承蒙同意轉載特此志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