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鄧小平先生

本文為了紀念鄧公小平，希望談談他在1977年復出後的功績與所留下的基業，題目中的「華夏」二字，是泛指大陸、香港與台灣；亦即概括他的對兩岸三地的政策，因為篇幅的考慮，我在列舉他的功績之餘，僅希簡略論及他在大陸所起之功效，然後，重點將放在他對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以及他的對台政策，關於這一部分，無可諱言，我將回顧鄧公當年之「耳提面命」，猶憶1987年7月，本人有幸應邀往北戴河，於29日與鄧公相會近6小時（包括賜宴），令我對鄧公思想及其為國操勞之用心，獲益與感受良深，鄧公亦曾相約1997回歸之日在香港再會，而今回歸在即，我也已接受香港某大學客座之邀聘，於6月初上任，為的是要踐約……孰料青天霹靂，噩耗灌耳，鄧公聲容猶在，竟已天人隔絕，豈只令人感歎系之而已耶。

七大功績簡述

鄧公復出後之功績浩瀚，但可以整理歸納成七大點：

（一）挽大廈於將傾，毛死後，鄧復出兩年半之內，清肅了「凡是派」，並大量平反文革期間無辜被整肅的幹部與元老（包括陳雲等人），河山再造；挽回人心；國家重返坦途。

（二）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在未來十幾年內，讓大陸近二億庶民（相當於整個歐洲二分之一人口）得以脫貧，更使中國日臻經濟大國之地位。

（三）將中國帶向立法、循法之途，毛時代27年來，大陸只有兩項立法（土地法與婚姻法），而在鄧復出後，單是1979年一年中，即有七項新立法（包括刑法、聯合投資法以及各級人大選舉法等），翌年（1980）又有四項法律制定（包括空前的收入稅法兩種），以後十多年，陸續有新法律出籠，其中包括合約法、註冊商標法、國籍法，及民事訴訟法等，值得一提的還有「行政訴訟法」（即民告官法），雖然台灣有類似的法律，但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來，民可以告官，在大陸尚是創舉，另外1993年再推出六項新稅法，這個趨勢，顯示了鄧公要將中國帶入立法、循法之意願。

（四）大換血輪， 鄧公起用新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已蔚為風氣，在起用新人上，首推他在四川一個工廠裡發掘了年輕有為的王兆國。立刻破格調中央擢用，短期外放福建後，再調回京，委以重任，繼此風氣，有更多新人陸續露面，包括朱鎔基與江澤民在內的重要領導人，均可說是鄧公起用新人的作風下出頭的翹楚，為國家帶來新氣象，中共十二屆以後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很多皆新人，而且年輕及有大專學歷的，所佔比例越來越多，十四屆的中央委員會中，新人佔44%；候補委員中，佔75%，全體中央委員會的平均年齡，已降為56.3歲，有大專學歷的佔83.7%，這與第九屆中委會的23.8%相比，幾達四倍，由於鄧公著重知識化，所以在1978至1987年間，已有469,000的具大專學歷的幹部，被提升到縣級領導職務，一反毛時代的外行領導內行之陋習，今日之中國大陸，已是由年輕、有知識的幹部所領導的現代國家，鄧公乘黃鶴西去，可以放心矣。

（五）推動外交轉向，鄧公復出後，中國陸續與美國、蘇聯先後建立正常關係，一反毛時代前抗美國、後拒蘇聯之腹背受敵窘境，不但解除了美國的禁運，也解除了蘇聯北起海參崴，西南經阿富汗與印度，再東南達越南的對中國之大包圍，故鄧公「改革開放」政策中之「開放」二字，首在祛除兩個超強國對中國之壓制，其中富有戰略意義，不可等閒視之。

（六）設計「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方案，討論見下。

（七）總設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點，可以說是最能代表鄧公在中國歷史的地位，我只想指出他在這方面的兩大信念，與三大戰略，其兩大信念是：（1）社會主義也可有市場經濟；（2）可以讓某些人先富起來，一反文革期間的想法，思想繞過來了，才能有鄧公「從實事中求真理」的改革。他的三大戰略是（甲）需要讓大多數中國人變成改革開放的「受惠者」，這樣，縱使他走後，全中國的人均因自己受惠而將群起捍衛鄧公的改革方案，任何人企圖妄加更改，將不得逞。（乙）務使區域之間，並區域與中央之間，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平衡（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改革之權力下放），這樣，就沒有人能像文革期間的四人幫，抓住了中央就可對全中國發號施令。（丙）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必須講究紀律，不可在經濟改革完畢前，奢言政治改革（自由化）。不然，一定將陷蘇聯戈巴契夫改革的覆徹，政治一失控，則一切都是空談了，洋人不解鄧公之戰略設計，故一再斥責其不尊重人權，並妄稱鄧公走後中國一定會遭地方割據，甚至造成中國四分五裂之慘局，殊不知，權力下放，乃鄧公刻意所造，而同時，鄧公注重紀律並將經濟改革放在政治改革之前（一如南韓與台灣之經驗），正是鄧公精心刻劃的戰略，除了達到區域間與中央起得平衡之外，還能保證全國步伐一致而不致遭遇瓦解崩潰。

鄧公「一國兩制」之設計與其對港、台政策

北京在香港回歸對台求統一政策，本有武力與和平兩大選擇，高階層對此點，原有不同聲音，鄧公力排眾意，選擇和平之途，1983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由於香港新界之租約屆滿，赴北京企圖洽談續約事宜，中方拒絕所請，並要求收回香港，英人深知無新界農地與水源之支持，香港將無法生存，故百般無賴，只好開始談判香港回歸。起先，英人以要脅中方需保證香港經濟繼續繁榮為條件，藉事拖延，孰料鄧公卻毅然答以「50年不變」；並且慷慨允許英國人在1997後，仍繼續對香港問題有其發言權，直到2000年，是故中英聯合小組任期，不是到1997，而是到2000年。至此，英人已無稽延推辭，遂有1984中，英協議（聯合聲明）之產生，關於此點，與1990年人大通過的香港基本法問世，以及嗣後的發展種種，世人皆知，無須贅述，只想根據本人瞭解，對近年來北京與港督彭定康間有關香港立法局爭執，略加置評，因這個爭執牽涉到全世界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問題，所以值得一談。

中英協議中，表示香港「現行」制度，在中方接收後50年不變，但對於何為「現行」，並無明確下定義，而離開1997交接時，又有13年的過渡時期，夜長夢多。如果彼此老實的話，按國際法規定與外交慣例，「現行」應該是指簽約時（1984），或換文時（1985）之既存制度，顯然英人港督彭定康並不老實。他先動了手腳，將1984年以前的制度，偷天換日地私下改變，造成一個既成事實，企圖迫使中方於1997接受，彭氏的改變，包括：（1）將實行了一百五十多年向來是由港督指派的立法局，一晃變成「部分」選舉產生；（2）又將一個一百五十多年英國人建立的、由行政部門主導的香港政府，改變成一個由立法局主導的新型體制。（3）他又匆匆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年來香港人從來沒有向政府示威的法律；美其名曰人權法案，彭督明明知道，他如此做，一定會惹起中方反彈，但他更知道，中方如回應以「臨時立法局」與廢止人權法案，則全世界（包括香港的某些人士）均將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信心，而彭氏呢？如他善於操縱大眾媒體，則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的英雄，大大有助於他凱旋歸國，為其競選國會議員造勢，所以，彭定康英雄桂冠的代價，是由中方為他付出的，這個代價，似乎太大了些，指出這一點，是表示：明眼人應知，像這樣的北京與彭督的爭執，不應該當成衡量未來「一國兩制」是否能適用於香港之準繩。

再說鄧公的對台政策與立場，鄧公曾親口相告，他的「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證明成功以後，還可以用於台灣（當然先要與台灣達成統一之協定），職此故，更有理由要讓這個制度在香港紮實做好，禁得起考驗，至於台灣，鄧公首肯：只要台灣不離開「一個中國」信念與目標，他的意願是大陸應該示以極大寬容，換句話說，儘管大陸不能奢言放棄武力，他認為：除非台灣肆無忌憚地搞台獨，或是極力拖延，甚至長久堅拒統一，大陸不到和平絕望，不應輕言放棄和平統一之努力，也許有人認為這是空談，以後事實證明他話當真，譬如在千島湖事件後，由於台灣領導人大罵大陸為「土匪」，南京軍區有某劉副司令（姑隱其名）曾請纓殺敵，卻被中央駁回，在1995年，由於台灣領導人訪美，引起了北京在7月對台灣海峽水域試射導彈，以示警告。原先宣佈試射一星期，可是事後卻提前三天結束，據知，這是因為中央得到情報，南京軍區有人蓄意乘機尋釁，以製造機會進犯台灣。所以北京立即叫停，以防不測，翌年（1996）3月間，當大陸再度對基隆水域試射導彈時，突然南京軍區的劉副司令，被調往離台灣較遠的濟南軍區，這一連串的例子，都證明了鄧公堅持對台和平統一之決心，一如其當年親口之保證。

所以說，鄧公之恩澤德被，除大陸外，尚兼及香港與台灣，並非沒有依據的，香港方面，雖然有少數人「唱衰」，但據報導，2月底由中文大學主辦的民意測驗，顯示有八成受訪之港人，對鄧小平過世後的大陸政局與香港未來，表示有信心，在台灣民意反應如何，我未有所聞，只知道，一位原由台來美國的中文報紙編輯，在受紐約一家電視訪問時，表示鄧小平去世，對台灣應是一件「喜事」，根據以上個人對鄧公對台政策之瞭解，這種盲昧竊「喜」的態度，如果是台灣的通病，將可能會給台灣帶來難以或免的災禍，因為，無知並不就能「免疫」的，個人如此，政府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