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中國經濟泡沫破裂說」的荒謬

一、前 言

1996年8月2日，兩位日本學者長谷川慶太郎和中嶋嶺雄合力撰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日本如何面對中國的危機》。該書內容強調中國大陸之經濟成長僅是個「泡沫」而已，而香港在97回歸中國後，不可能再維持自由經濟制度與經濟繁榮，最後香港經濟的失敗將引發中國經濟泡沫的破裂，他們共同將之稱為「中國的危機」，而強調日本應事先有所因應，免受波及。

長谷川和中嶋是日本的右翼學者，一向對中國沒有好感，其論調雖與去年英國《經濟學人》的一連串報導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筆者認為有做深入評論之必要〔註1〕。第一是中嶋嶺雄為李登輝總統的高級顧問，其「中國經濟泡沫破裂說」，已成為目前政府擬定大陸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換言之，李登輝的「戒急用忍」說，如果能為台灣創造出更有利的談判空間，必須奠基在「泡沫破裂說」成立的基礎上。第二是長谷川與中嶋論述的產生既非來自對中國大陸實際觀察結果的歸納，也非出自嚴謹的邏輯推理，其內容較之《經濟學人》，多了情緒，卻少了理性，尤其觸犯學者最嚴重的「合成推理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將局部觀察所得，指證為總體現象。第三是國內部分學者對所謂「泡沬破裂說」亦深信不疑，如李登輝重要財經幕僚之一的陳博志〔註2〕 ，即一直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被國際高估，因此在兩岸經貿上力主保守，甚至提出「對等投資」及「對大陸投資設限」等論調。

長谷川和中嶋此書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章在解析日本人的「中國幻想」，第二章以自我毀滅的中國經濟為主題，第三章著重中國人口、糧食、環境、安全等危機，第四章以香港回歸為主題，預測中國即將面臨泡沬經濟崩潰的危機，第五章指出未來的希望在台灣，並對李登輝的民主主義大試驗表達相當程度的肯定。

本文將針對中國經濟之主題，對該書的「泡沫破裂說」提出駁斥之意見。撰文方向分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麼有人投資會遭遇挫敗」、「不遵守勞動法的公司當然生存不下去」、「取消外資優惠是非鄧小平化？」、「台商對大陸投資熱從未冷卻」、「香港回歸後經濟會亂嗎？」、「誰說江澤民要用上海代替香港！」等七個子題。

二、 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長谷川表示連中國人自己都講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的證據是曾問過中國經濟有關人員，希望能用一句話來表述，但得到的回答是「很複雜，一句話難以表述。」於是長谷川就斷言是因為沒有內容，所以說不出來。而中嶋則認為市場經濟原理與社會主義是不能相容，彼此對立的。

不管是長谷川和中嶋都犯了極嚴重的邏輯謬誤，我首先可以用一句話來描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規律來引導資源分配，但為避免分配不均，必須結合社會主義的公平機制。」如果長谷川詢問的對象是我，相信他可以得到完整的回答，如果他仍然不能理解這個表述的內涵，我建議他先去參考薩穆爾森（P. Samuelson）的「經濟學原理」。

該書的「混合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薩穆爾森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他一生都經歷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瞭解這種制度的本質缺陷，這些缺陷除了庇古（A. Pigou）所提到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以外〔註3〕，最大的毛病便是會形成分配上的不公平，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須引進一些社會主義的元素。如李斯特（List）、華格納（Wagner）等人的「國家社會主義」，強調政府功能與所得稅效果；而馬克思（Marx）的勞動價值說提醒西方資本主義要加入「產業民主」的理念，使勞工有充分的團結權、協商權和爭議權，以與資本家相抗衡，從而創造出一種勞資平衡的經濟環境。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中更首創經濟景氣變動理論，也開啟後來經濟學界探討景氣波動之先河。除了馬克思等人以外，奧本赫默（Frantz Oppenheimer）的自由社會主義，也有許多內容被結合在市場經濟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認為土地之成為一種財產，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但社會進步到資本主義後，土地依然是壟斷的財產，所以建議取消掉土地的產權，則市場經濟的運作才會產生自由的平等社會。〔註4〕在當今經濟發達國家，有些便取消土地所有權制，一般人只能擁有土地使用權（如新加坡）；即使承認土地所有權制的國家，也對土地利得課以重稅。所以中嶋說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對立、無法相容的說法，既缺乏理論基礎，也得不到實證經驗的支持。

三、為什麼有人投資會遭遇挫敗

長谷川以上海浦東開發區為例，說明區內及市內各處新建公寓空蕩蕩，空屋率很高。他說連邱永漢先生經營的18層辦公樓，也根本租不出去；而長榮集團則把1997年1月至6月底前從香港出發的集裝箱預約全部停止了。長谷川又強調上海的家電工業因銷售不暢，已經萎靡不振。

我不瞭解邱永漢先生的投資狀況，但將個人投資策略錯誤導致之經濟損失，歸咎於大環境不良，是一般企業家為尋求面子上好過一些的慣常作法，尤其邱永漢還要常常演講、撰文，教大眾如何賺錢致富，怎麼可能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思慮不周，策略失靈呢？其實在上海投資房地產成功的商家還是不少，長谷川大概長年躲在象牙塔中，看不到人間煙火，或者他根本沒有管道去瞭解全面的情況。例如，他提到長榮集團的情況便與實況正好相反，長榮一直很熱中於大陸投資與兩岸通航的商機掌握。我知道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在北京仍很走紅時，張榮發曾委託劉泰英替他爭取台北、澳門與大陸的航權，後來劉泰英因卡西迪事件成為北京的「拒絕往來戶」後，長榮頓失靠山，才使投資活動被迫冷卻，所以長榮並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現在長榮仍透過其他人士對北京進行積極遊說，希望能搶搭上兩岸直航的「黃金航線」，長谷川先生似乎應該多進行深入瞭解才發言，經濟的評論必須有實證作為基礎，不能只憑一面之詞，或少數案例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再談到上海家電工業是不是已經式微，長谷川又睜著眼睛說瞎話。明明上海是大陸家電工業的龍頭，所有家電品牌都必須先在上海打出名號，才能行銷於全國，怎麼會出現市場銷售不暢，已經委靡不振之說呢？我合理地猜想，大概又是幾家日本公司因投資與行銷策略錯誤，在上海家電市場的登陸計畫全盤挫敗，對著長谷川這個門外漢，正好大吐苦水，而長谷川也驢頭驢腦地照單全收，還寫成了書。如果有一天，長谷川與中嶋能確實考察大陸家電工業之發展，便會慚愧地要求書商盡速回收這本已流通市面的小冊子。

四、不遵守勞動法的公司當然生存不下去

中國大陸自1994年7月開始實行《公司法》；1995年1月，《勞動法》也開始落實，這是由「人治」步入「法治」的重要突破，只要對經濟發展稍有粗淺認識的人，都會肯定這種進步。但中嶋卻對勞動法適用於外資企業大加抨擊，認為中共此舉擴大了工會權力與黨的領導，並對工會領導階層要求「進入外資工作的中國職工，今後幾年內要讓他們與外籍職工同工同酬」一說，大不以為然。中嶋進一步指出在大連投資的日商萬寶至馬達之案例，他說這個公司是百分之百的日商獨資企業，卻因工會發動提高工資的鬥爭，以及大連市政府的介入施壓，而使公司受到極大衝擊，公司已決定今後不再進行新的投資。

中嶋在思考外資問題時，顯然是不理性而充滿情緒的。《勞動法》是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勞資合理關係的法令。它使勞工得以享有合法的團結權、協商權和爭議權。在美國與歐洲，就是因為擁這些完備的集體勞動法令，才使勞資雙方可透過團體協商，建立起雙贏的勞資體系，促進產業快速成長。而日本雖是存在濃厚「大家長觀」的國家，仍然有充份的法令來保護勞工權益，並透過「勞資懇談會」使勞資雙方溝通。如果中嶋能接受這些先進國家處理勞資問題的架構，就沒有道理用有色眼鏡來看大陸的《勞動法》。外資企業不管是獨資或合資，因為僱用的是中國工人，當然應該接受《勞動法》的約束，尊重工會的要求，進行理性的溝通。中嶋說萬寶至馬達的工資是國有企業的三倍左右，如果以國有企業基本工資250元人民幣換算，也不過是750元而己，與一般外資企業比較，這樣的工資水準是偏低的。何況日資企業一向的工作時間較長，對員工的要求也比較苛刻。我就聽說有時女性員工犯了過錯，還要被迫脫光衣服接受管工檢查，也有做錯事的員工被罰不能吃飯，掛著牌子游廠示眾的情況。所以如果沒有勞動法的約束，沒有工會的制衡，那些不肖而充塞威權領導，剝削勞工權益的外資企業不是更加無法無天嗎？

五、取消外資優惠並不是「非鄧小平化」

長谷川認為中國這個國家的風向隨時在變，甚至會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所舉的例子是，中國大陸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正逐漸取消（如增值稅退稅率的降低），他說這是放棄鄧小平路線，即「非鄧小平化」。

作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經濟學家，我實在很難想像長谷川的邏輯思考方式。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工業發展程度低，農村中存在大量隱藏性失業人口，而且一般民眾對環境品質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對想來中國的外資，不管是什麼行業都來者不拒，也提供予大量的優惠。記得當時我就告誡許多台灣企業家，要趕快進去卡位，再晚就沒有機會了。經過十數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蓬勃發展，已接近「起飛」、「小康」的階段，在對外資的選擇上自然會向高科技、低污染、高附加價值與創匯強的項目傾斜，這不僅是中國大陸，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外資政策都是如此。

何況中國大陸正準備提升其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發言權，除了更高程度介入APEC活動外，也積極爭取加入WTO組織。依據自由經濟原則，中國大陸對外資必須向「國民待遇」收斂，也就是要取消政府人為的管制與優惠補貼，對外資進入障礙的放寬與優惠政策的撤除是必須同時進行的一體之兩面。

再者，中國大陸近幾年不論是貿易帳和資本帳都大有斬獲，使外匯存底節節上升，迄今年2月分止，已逼近1,200億美元，為免過度累積外匯存底，造成通貨膨脹的危機，中共當局未來將走向貿易帳平衡與減緩資本淨流入的政策，這也是近年中國大陸有許多企業赴外國投資上市，而在外資引進政策方面卻減少優惠的原因。

綜合以上，逐漸取消外資優惠是中共財經高層對情勢判斷正確的理性作法，也是鄧小平改革路線的深入實踐，怎麼可以隨便指責為「非鄧小平化」呢？

六、台商對大陸的投資熱從未冷卻

長谷川指出在「千島湖事件」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有冷卻之趨勢，他並舉證王永慶台塑集團暫停福建電廠投資計畫，來強化他的觀察與推論。長谷川的論調和台灣官方說法相類似，但卻與實際現象背離。台商從1986年以後，便開始經營中國大陸市場，初期以「兩頭在外型」（原料進口、產品出口）的三來一補方式為主，漸漸地轉往三資企業發展，最後則以對準內銷市場的「兩頭在內型」投資為主調。此其間雖然歷經「六四天安門事件」、「千島湖事件」、「中共飛彈擾台事件」及「李登輝戒急用忍事件」，但台商不僅沒有因政治或非經濟干擾而退卻，反而前仆後繼，絡繹於兩岸之間。就筆者掌握的資訊，目前在大陸的台商已超過三萬家，投資金額達到350億美元，僅次於港澳，大幅領先美、日及歐洲等國。

台商熱中於大陸投資有十個理由，第一是對大陸投資的「心理距離」最小，進行投資的交易成本最低。第二是大陸的政府官僚作風雖令人不滿，但與台灣官僚相當近似，台商既擁有豐富經驗，應對起來自然得心應手。第三是蔣介石和蔣經國長期封鎖國外資訊，使台商國際化能力不足，只能在大陸尋求發展。第四是看好大陸經濟的前景，即使現在不賺錢，先行卡位也是好的。第五是國外許多客戶想與台商形成策略聯盟，共同進軍大陸市場。第六是在大陸找到親戚朋友，想藉投資來照顧他們生活。第七是大陸勞工與台商在語言和文字上都可溝通，方便進行管理。第八是對大陸消費者偏好習性較有信心掌握，行銷策略往往可達到預期效果。第九是大陸對台商的優惠一般領先於外商。第十是利用產品與技術週期，可為已在台灣退出流行的產品或過時的機器找到新出路，既能增加收益，也減少了倉儲成本。

或許長谷川接觸過不少台灣政府官員，但這些人若非從未去過大陸，就是台商見了他們也不會吐露真話。但長谷川卻毫無選擇地接受這些二手傳播，實在稱不上是合格的政論家。至於王永慶在大陸投資案的幾番反覆，主要是基於政治考量，他的貸款都來自台灣的銀行，他的特權都來自台灣大官的恩賜，他的黑資料都掌握在總統府的機密檔案中，他那有豹子膽，敢拂逆李登輝戒急用忍的指示？所以長谷川以王永慶的例子來支持他的論據，也是不正確的。

七、香港回歸後，經濟會亂嗎？

中嶋引用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他說「香港沒有未來了，97後的香港將因趨於封閉而消亡。」其實中嶋的說法，和1995年2月26日在《遠東經濟評論》中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瑞德曼（M.Friedman），以及同年6月16日在美國《財星雜誌》中柯瑞爾（Kraar），和今年英國《經濟學人》的連串報導相近似，都是著眼於悲觀預測。他們都指出97後的香港將失去活力，很快地便走向「深圳化」，而且港幣也將被人民幣所吞噬。

平心而論，香港的未來決定於香港人和外商的態度，如果他們對97後香港的前景看好，甚至工商企業還願意繼續擴大投資，香港就沒有轉劣的可能！基此，筆者先整理出香港外商的意見，或許有助於這個問題的回答。

港府主管貿易的英籍官員康沃爾表示，目前在港的一千多家英商，沒有一家會離開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在去年7月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日商對今後五年香港商務環境評定為樂觀的比率高達90%，而且有43%的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將擴大在香港的企業發展，46%反應將維持現狀，只有11%表示將縮減規模。美國商會在去年10月也對在港的兩千家美商進行調查，有高達95%的美商認為未來五年的香港商業環境將「令人滿意」。而且未來三年有53%的公司計畫擴張在港業務，只有4%打算減資，1%準備撤資，42%將維持現狀。至於那些在香港設置亞太營運總部的跨國公司，也有46%表示會擴編人力，只有9%將縮小總部規模。

97後香港的前景如何？據筆者判斷，在外商和港人的全力捧場下，香港在10年內應該可以繼續維持繁榮穩定，而其國際金融中心與營運中心的地位亦不會動搖。即使曾對香港前景表示悲觀的佛瑞德曼，今年3月在香港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專訪時，也坦承他過去的論點有誤。他現在看好香港，相信在97後固然新聞自由會有所緊縮，但經濟自由不變，至少幾年內維持經濟繁榮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佛瑞德曼還提醒世人，一般香港商人對未來前景看好是他們的理性選擇，他們絕對比任何人更有資格做出正確的判斷。

八、誰說江澤民要用上海替代香港

長谷川呼應中嶋的說法，預測港幣會終止與美元間的匯率交換，而香港金融中心的角色也將不再存在。而中嶋更大膽推測江澤民考慮用其心腹之地－－上海來取代香港。長谷川和中嶋的論調常見於國際媒體，而台灣主流學術圈也有相當多人接受這種看法，從而對香港的未來充滿悲觀。

其實香港與上海的角色是完全不相同的，匯豐銀行總經理Langley便強烈反駁中國政府會拉抬上海，打壓香港的說法。他說上海只能發展成國內金融中心，香港仍是中國向外找尋資金和人才的最佳管道。目前香港13家銀行在大陸設有27家分行，19個代表辦事處；而外資銀行在大陸上兩百多家代表辦事處和70多家分行，都是以駐港機構來導控和協調。因此，中共領導人為了中國的利益，會努力維持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何況上海和香港在角色的扮演上非但不衝突，而且還是互補的。

此外，中資企業在保證香港經濟繁榮上，也扮演著關鍵角色。據香港中資企業協會的統計，至1996年6月止，在香港註冊的中資企業有1,756家，總資產額425億美元，雇工53,000人，橫跨各種賺錢的行業。中資企業在港經營的貿易額占香港總貿易額的22%。中資銀行吸收存款，占香港銀行存款總額的24%。中資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占香港保費總收入的21%。中資承辦的貨運量占香港總貨運量的25%。中資企業承建的各類工程占香港建築工程總量的12%。中資控股的公司有67家上市，而「中國概念股」更成為外資的重要投資工具，其市值占香港股市總值的三分之一。

經過十數年的經營，中資企業在香港已蔚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尤其許多太子幫人馬更藉中資企業而大發特發，成為標標準准的資本主義信徒。過去香港人曾對這些太子幫主導的中資企業頗有怨言，但現在這股勢力卻反成為維繫香港社會安定的最重要憑藉。單就切身利益的考量，他們當然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維護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穩定繁榮。

記得1982年，柴契爾夫人赴中國大陸與鄧小平會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爐，香港將在1997年7月1日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許多香港人頓時彷徨與矛盾起來，與香港利益捆在一塊的英國商人更是憤怒不已，大罵柴契爾賣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怡和洋行最敏感，動作也最快，在1984年3月便宣佈將總公司註冊地從香港遷往百慕達，隔幾年又退出香港股市，轉往新加坡上市。在之後的十數年中，有大量香港人遷出，而媒體也不斷報導諸如97後「香港將死亡」之類的訊息。現在回歸中國成為定局，現實的香港人也迅速自我調適，迄去年底董建華當選特區首長後，香港人似乎已經撥開陰霾，伸手迎接陽光燦爛的明天。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最近的一些經濟指標，便可發現筆者所言非虛。過去幾個月，香港股市連創十數次新高，樓宇、房地產市場熱絡異常，汽車銷售量也增加了好幾成。再看去年統計，回流的移民就有六萬人，香港人對97的恐懼漸漸地散去，甚至工商界還普遍認為，97後中國資金將大量湧進香港，外國資金也會透過香港進入大陸，而且民族意識特強的中共領導人更需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比英國人更有能力經營好香港。有了這些理由，我們實在沒有道理去懷疑香港的明天。

九、結 語

當我初次閱讀到長谷川和中嶋的著作時，非常的震驚，按照兩人的知識背景，不應寫出如此情緒化、非理性，也缺乏客觀證據和邏輯性嚴謹的文章，何況中嶋本人還是李登輝的高級顧問，對台灣大陸政策形成有相當之影響力。我合理的解釋是兩人的右翼色彩，蒙蔽了其學術良心；情感上的「仇中國」，更加深文字的偏頗，甚至嚴重到抹黑的程度。我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對該書第二章「毀滅的中國經濟」，提出一些批判，希望能減少這本書對讀者的誤導。李登輝總統去年在國民大會中痛批亞太營運中心的「西進政策」，接著又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中指示大陸投資要「戒急用忍、行穩致遠」，隨後王永慶、高清願響應李登輝訓示，都分別擱置其大陸電廠投資計劃，經濟部也推出替大陸熱降溫的「兩岸經貿管理辦法」，整個台灣的大陸政策有趨於保守的態勢。然而觀察台商的大陸投資行為，不但金額未曾因政府保守政策而縮減，且赴大陸尋求卡位、商機者更見踴躍，可見民間已自有其理性判斷，不容易受政治人物左右。

不過，台灣的大陸政策趨向保守化，也使呈現僵局的兩岸關係無解凍之跡象。李登輝始終相信「中國經濟泡沬破裂說」，因此主觀上相信「戒急用忍」，可以時間來換取談判空間，爭取到最好的談判籌碼，李登輝這種想法的理論基礎正得力於長谷川與中嶋的這本著作。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經濟正在快速成長，雖存在一些待克服之難題，但整體而言，仍處於良性循環的軌跡裡，故大部分圈內研究機構均預期到21世紀初，便可達到「經濟起飛階段」，進入「小康水平」。反之，台灣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期，非經濟干擾使經濟競爭力有弱化之現象，經濟成長的瓶頸也已浮現。將兩岸經濟力相對比，台灣所倚仗的經濟優勢正在逐漸流失，所以「戒急用忍」的拖延戰術，會不會把台灣帶到一個毫無談判籌碼，被中共予取予求的困境呢？這個問題實在值得關心台灣前途的各界人士深思，也是筆者願意耗費時間、精力來駁斥長谷川和中嶋這本書的真正動機。

〔註1〕針對英國《經濟學人》對中國經濟之悲觀評論，筆者在《海峽評論》第73期中曾撰文詳細回應。
〔註2〕陳博志現為台大經濟系教授，是李登輝財經政策的主要智囊，其言論常見於《自由時報》報導。
〔註3〕所謂市場失靈，是指因為公共財，外部效果，自然獨佔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而使市場機制的資源分配功能失靈。
〔註4〕奧本赫默對土地的看法顯然是受到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影響，但他並不完全接受喬治取消地租的改革方案，他認為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土地的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