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把中國帶向世界

主持人：吳瓊恩（政大公共行政系主任）

發言人：毛鑄倫（夏潮基金會執行長）
　　　　楊錦麟（香港《信報》台灣版主編）
　　　　楊開煌（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
　　　　陳毓鈞（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
　　　　李慶華（立法委員）
時　間：1997年3月2日上午
地　點：台北市耕莘文教院演講廳
主　辦：中國統一聯盟．海峽評論雜誌社

吳瓊恩：今天我們以鄧小平先生去世後的中國未來與兩岸關係為題目，來共同討論。這是一個關乎你我個人的前途、國家的前途、甚至世界前途的問題。鄧小平先生是20世紀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今天我們從學術的觀點來討論他及其身後的局勢，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毛與鄧面對的問題不同

毛鑄倫：鄧小平個人在中國有什麼意義？他留下了什麼遺產給中國人？後人將如何處理？這是我今天要談的問題。1949年的中國大陸，因經歷了八年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可說已到達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困難的境地，是一個赤貧的國家。

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到1990年之間，我們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是毛澤東的時代，後一個是1978年之後鄧小平的時代。

毛澤東時代統治中國的特色，就是「自力更生」，不如此恐怕也是不行的。韓戰一爆發，美國就以世界超強之勢，把中國給封死了。很快地，50年代底，中共也與莫斯科反目，60年代後中俄雙方根本是軍力對峙的局面。在這情形下，中共領導層是有一種「亡國之禍」的憂患意識，於是毛澤東採取「自立更生」的政策，並且準備打核子戰。

但是，中共在1964年核武技術自主後，中國的安全問題獲得舒緩，毛澤東的路線開始受到質疑，這樣一來，路線創始人毛澤東的權力便受到影響。文革爆發後這問題暫時受到壓制，但文革一結束，毛澤東一死，這問題又立刻浮上抬面，此時，中共的主要人員在經歷文革後，大多相信劉少奇、鄧小平的看法是對的。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中國的物質力量在當時的條件下，更快地成長起來，如此才能有效地使中國與西方的武力水平逐步拉近。這裡面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對於西方自19世紀以來想要奴役中國、滅亡中國的不安全感，這種心理因素促成了他們的政策。而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就是他洞察到在當時的情形下，中國可以如何運用自己的優勢。

他並不是那麼教條主義，或者被某種意識型態束縛住的，所以我認為鄧小平帶來中共內部思想上的解放。鄧小平把中國帶到了世界上來，而不是一個意識型態的中國，這也使得西方沒有理由再排斥中國，而必須接納中國以新的面貌來進入世界，同時也無法阻擋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鄧小平從1979年到現在他過世，我認為他的政策已經大致上帶來了一個新中國。將近2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形成中國一個新的局面，有些人或許不看好，認為中共上層又將發生左跟右的鬥爭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中共中央面臨的是鄧的政策所留下來不少全新的問題，這會迫使他們選擇合作來維持核心的穩定。所以想要看見他們明顯尖銳的內鬥，機會並不大。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18年的改革開放，相對地造成一個富裕的中國社會，但同時也形成中國出現明顯的貧富落差的問題。這在鄧小平時代並沒有獲得解決，因為鄧主要是想集中一切力量，使中國富起來，但這問題一定要解決，不然中國便會出現不穩，所以擺在鄧後中共中央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維持它做為一個公平的角色，解決國內貧富差距的情況。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凝聚中共內部及廣大百姓對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政府的認同。所以我認為他們不會內鬥，必須合作。如果出現不協調的新聞，我認為那多是西方媒體的宣傳，或者是中共為著某種目的而演戲。

此外，有關台灣的問題。今年是簽訂《上海公報》第25年，《上海公報》的意義就是美國認識到一個中國。在1989年之後，美國人不再如此認同，於是台獨問題也隨此興起。可是今年鄧小平一死，美國新任國務卿歐布萊特前往大陸訪問，重新肯定《上海公報》，這對台灣造成不小的衝擊。但有意思的是1996年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是1995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這完全違背《八一七公報》。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華盛頓與北京作了一個交換，就是美國重行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北京默許美國加強台灣的軍事力量，這使得台海兩岸的和平蒙受極大的危機。我想，今天鄧後的領導核心想要解決台灣問題，統一中國，而台灣在美國扶持之下如此建軍，這是很不祥的。

兩岸互動唇齒相依

楊錦麟：台灣在媒體上，充分表達了對鄧後局勢關切，像是談到什麼戲劇性的變化，江澤民的政權是否會不穩，有沒有對台時間表的制定等等，這些都是反映朝野各界對兩岸是否能維持良性互動的一種焦慮。其實對於這種焦慮，台灣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也曾出現過，但不同於今天有如此深切的急迫感，這反映十幾年來兩岸關係的互動達到的唇齒相依的水平。

從台灣主流媒介對大陸局勢的研判，大多表示鄧死後大陸會亂，江澤民的政權無法維持，以致產生內部的鬥爭，並以此來作為判斷兩岸發展的前提。就像李登輝先生在鄧死後的多次談話中，不隱瞞他對江澤民穩定接班的保留。這保留的態度也有其道理，實在說來，兩岸目前雖然已突破從前的阻隔，但雙方真正的溝通還不是很多，互信度還不足，敵意也未泯除，所以無法掌握中共主流發展的脈動，台灣產生焦慮是情有可原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過去的兩岸關係的互動上，中共對台政策在理論上雖然繼承毛澤東的思想，但在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比較大的起伏，所以很容易使人想到鄧死後對台政策是否會有變化。

第三，我認為今天台灣對大陸的研判比起過去「匪情構造」的思維，有很大的進步，但是仍然擺脫不了過去觀察強人政治的慣性思維，一直還是認為中共當局幾十年不變，沒有將中共經濟改革開放後，可能會對政治體制所造成影響的因素考慮進去。我認為必須以很動態的眼光來考量這些問題。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僅管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的政策出現很多起伏，甚至像文革那樣，幾乎將中國各方面破壞殆盡，政府政策都亂了，但只有一個政策沒有變，那就是中共的對台政策。60年代毛澤東透過管道向蔣先生傳遞「一綱四目」的精神，文革一結束，鄧小平又重申之，這就表達出中共對台政策不變的事實。

因著台灣對於江澤民的穩定性持保留的態度，所以對「江八點」採取「認真地敷衍」，這使得原來台海兩岸和平互動的情形蒙上了陰影，失去了與大陸良性地改變關係的契機。去年，因著我們對大陸情勢研判失準，對江澤民政治能力研判失准，以致出現了3月軍演這種兩岸關係大幅後退的情形，表面上台灣沒什麼損失，但長遠看來，台灣與大陸關係出現了傷筋動骨的打擊。想再與中共重新建立互動，彼此誠信相待，要付出比過去初建關係時更大的力氣，損失無法估計。

我個人倒是認為，不要過分誇大鄧小平的逝世。鄧後期那種至高無上的影響力，顯然與毛澤東時代有極大的不同。我們可以由香港的反應來看，香港是最脆弱與敏感的，鄧死後香港股市淅漓嘩啦往上揚，這就是一個很清楚的表現。鄧小平令人肯定的貢獻，就是一個強人的逝世並沒有給大陸內部的經濟、政治情勢，帶來那種即時、劇烈的振蕩。如果我們切實體認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地位的穩定性，它的接班問題及權力交接問題已經獲得解決，我們也能清楚地知道中共現在即便有內部的權力鬥爭，也不可能像文革或大躍進時影響國家命運前途的情形發生，而且他們也不敢倒行逆施，違反開放改革政策，那麼鄧小平去世的問題，也就毋須過分憂心了。

台灣錯失了機會

我的憂慮是目前台灣對江澤民的認定還處於左右搖擺的情形中，這對台灣很傷。世界各國元首對鄧小平逝世沒有像台灣表現得那麼複雜，美國總統克林頓用簡單明快的語言表示，他們認定中國大陸的政策不會變，這種對鄧小平的評價，就是對江澤民的感情投資。在台灣有人說鄧小平是鎮國之寶，一息尚存江澤民才有地位，有人開始研判江澤民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是不是阿斗的眼淚？這種牽強附會的東西是政治小說家的發揮領域，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學者該研究的課題，這不僅把平民百姓搞糊塗，也把決策者搞糊塗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要表現得這麼複雜，鄧小平只死一次，這次本來可以給兩岸關係帶來一個好的契機，但台灣錯失了機會。

自1949年後，兩岸關係有個基本特點是「和而不同」，台灣海峽在過去幾十年中可說是相對和平穩定的。這格局在95、96年出現大的變化，不能將責任全都推給大陸，台灣也有責任。台灣的政策及所作所為把「和而不同」的格局破壞，將兩岸問題提前引爆，使問題不得不擺在中共決策的議程上，這不能只歸咎於江澤民地位不穩，大陸要轉嫁矛盾。

「但悲不見九州同」是鄧小平、楊尚昆這代人的遺憾，所謂的「統一大業」是江澤民或其後的執政者難以推卸的歷史責任。鄧小平的去世，本來給台灣主動改善兩岸關係提供一個表達善意的機會，台灣並沒有掌握，同時也給大陸帶來挫折感，使大陸在這種心態下產生的決策過程，非理性的成分有時候會增加。所以不要在兩岸關係上刻意製造矛盾，提前引爆兩岸關係的危機和隱憂，使大陸領導人最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台灣不希望大陸安定

楊開煌：江澤民在給鄧小平的弔唁辭中提到九個「一定要」，好像與華國鋒的二個「凡是」可以相比，在感覺上都給人一種教條主義的味道。但對大陸而言，整個社會效應是不一樣的。當華國鋒講兩個「凡是」時，大陸百姓想大概還要苦個好幾年，但江澤民講九個「一定要」時，大陸百姓想政策終於沒有變，這是江澤民成功之處。

自由世界或台灣明明認識而且知道江澤民不是個強人，但是在評價江澤民能否掌握大局時，都用強人的指標來檢證他，尤其對台灣而言，這是最大的錯誤。而造成這矛盾的因素在於台灣不希望大陸安定。心裡的慾望會轉變為自我教育，台灣在這種心態下，對於情報的解讀與研判就會朝這個方向去思考。若是不能自我修正與反省，收到的情報都是自己以為的那一類。

往後來看，江澤民是否穩定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一是江核心能否主控中共大局，另一個是江澤民是否繼續領導江核心。

以目前情形來看，江核心作為政治領導居於無可取代的地位，所以根本不存在穩不穩定的問題，這問題的本身就是錯的，江核心繼續主控大局是毫無疑問的。

至於第二個層次的問題，與第一個層次是互生的關係，在江核心中江澤民是無可取代的，往後江核心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將這無可取代的領袖，轉變成為受人擁護的領導核心。

統一分兩步走

但他也同時面對兩個考驗，第一個是如何將鄧小平所創立的集體領導沿續下去，而且打破出現分裂或強人的這種宿命的格局？江澤民必須認真回顧，鄧小平如何在一九積九年將位置讓出來，使得過去權威的領導，變成意識型態的領導，最後轉換為精神領袖，讓江核心能在集體領導之下，平穩地接替政權。

第二個是意識型態的考驗。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氣魄，相當於他第四次的復出。他不惜以87歲高齡南下，目的不在掌握權力，而是告訴領導人如果不走出馬列主義的思維格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可能繼續走下去。我認為它的重要性在於為改革開放開啟一個意識型態的門。這條路再走下去就遇到私有財產的問題，未來在大陸私有財產是否能受保障，並且與原有的國有企業如何調和，由此可考驗出江核心的權威夠不夠。

在江核心的格局之下，對兩岸關係會有什麼影響？我非常注意到江澤民在九個「一定要」中，有一點提到「我們要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完成祖國的統一，這有別於中共過去「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說法。後者是由鄧小平所設計關於統一後制度的安排，但是若將一國兩制放在前面，這種制度基本上就是一個過渡，表達出「統一分兩步走」的意思，與前一代的思想完全不同。

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苦心地把統一的過渡期拉開，就是盼望台灣願意回到「一個中國」，那麼兩岸目前實際情浀就是「一國兩制」，也就是王曉波教授所說的「就地合法」的情形。但台灣方面擔心一進去就被掐住，這實在是一種小器的格局，沒有想到我們是中國人，走入國際是我們現實的需求，但是走入中國是生命的召喚。

往後我們可以繼續觀察江澤民對統一的看法，是否真的是要把過渡期拉開？另外，在統一之後制度的設計是否也是開放的？我相信中共在研究後還是拿出「一國兩制」，但這與鄧小平所提出概念式的「一國兩制」應該是不同的。

台灣在華人世界是孤立的

今年內還有幾件事情，政府如果好好處理，仍然有益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一是達賴喇嘛來台灣的事情。如果李登輝能不見他，使他到台灣有別於到世界其他地方，就能使兩岸關係不致再度惡化。二是修改憲法的問題。三是香港回歸的問題。如果在這問題上台灣不能表現出民族感情，而只表現出經濟上的中介或政治上的緩衝等利用心態，那麼香港回歸之後對台灣是極為不利的，這會使得台灣在華人世界是孤立的，在亞洲成為孤兒。

陳毓鈞：對於鄧小平死後，中國未來的發展，我個人是非常有信心的。

第一點，最近一、二年我在大陸接觸到許多接待外賓的人，他們的年齡在50歲上下，大多都有放洋留學、訪問國外的背景，而且具有很好的世界觀及國際觀。這批技術官僚隊伍的壯大，已經逐漸變成中共中央發揮實際影響力的重心。

第二點是軍隊現代化的問題。在江澤民執政的七年來，讓許多知識水平低但又有戰功的將領逐步退休，使年輕的軍官可以上來，在我的觀察中，許多少將級或上校級的軍官年紀很輕，大多在四十幾歲而已。更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多半有出國訪問或留學的經驗。可以想見的是在21世紀，人民解放軍的骨幹所具有的國際觀與世界觀，以及他們對於軍隊在國家的角色與定位等觀念，都與上一輩軍官迥然不同。台灣現在研究人民解放軍，都還在假定他們要擴權，要干政，有沒有表態這些老套，這對我們是很不利的。

第三點，中國未來和中美關係還是有高度的關連性。1989年來美國一直強調民主與人權是高於一切，但在1993年杭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引起國際社會的討論，也引起美國另一種觀點的興起，就是他們認為美國的文明、文化、民主、人權也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也有人提出說看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不能用美國的標準來看，不然它就是一種新的宗教。這個輿論也在慢慢導正美國的對華政策，所以柯林頓說未來中美關係不再只強調單一的問題，我相信中美關係將會有良好的發展。

第四點，關於「中國分治」的問題，我與楊開煌先生的觀點有些不同。二年前李登輝先生在接見司馬遼太郎後，就提出統一之後才是一個中國，並拒絕再提一個中國。中共對李先生的話非常敏感，甚至認為他就是國民黨的代表，想要搞台獨，其實在國民黨內並不盡然。在這現實的情形下，我個人認為，最近台北當局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是一個回到原點的作法，這對兩岸未來的關係注入了良性的因素。

李慶華：鄧小平在生前作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個是對大陸經濟改革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個是對國際走向開放的路線。第三個是對台灣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現在他過去了，這對大陸本身會不會造成影響，他的主張會不會繼續？大家都十分關切。

有人說鄧小平時代的來臨是1979年，但實際上在1975年，他替周恩來進一步解釋「四個現代化」之時，就是他聲望最高的時候。這一年的人大，樹立了他的威望及路線。

不錯，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下台，但只要鄧小平比毛澤東後死，鄧的復出根本上就是擋不住的，他的人脈關係，他的能力，他的政治手腕，華國鋒根本不是對手。所以，鄧在1976年的下台，只是一個小波折而已。

江澤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即便與華國鋒有一些類似－－不是長期的在中央掌權，但是所面對的人中間怎麼用放大鏡找，也找不出一個鄧小平。

李登輝故意惡化兩岸關係

此外，東歐的問題，蘇聯的解體，給中共的教訓和警訊，恐怕勝過世界上（包括在台灣）的感受，這有助於他在權力交接時不要鬥爭或分裂。這些都是他可以穩定接班的有利因素。

當然，江澤民也遇到一些挑戰。一個是如何交待天安門事件，同時也扯到了如何對待趙紫陽的問題。天安門不平反，趙紫陽也不得平反；天安門要平反，對七十八歲的趙紫陽就要有一些安排。

另外，就是民主化的問題。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上被視為一隻好貓，但在民主改革上被視為一隻不太好的貓，接下來就要看江澤民如何處理這問題。第三就是貪污腐化的問題。一個沒有制衡的政府當然會使貪污腐化愈演愈烈，不斷發生。以上是我對中共內部的一些看法，我想基本上它是穩定的，但也有賴於新的領導班子如何面對挑戰。

關於兩岸的問題。每當兩岸發生重大領導變化的時候，兩岸人民都應當有所期待，盼望新的領導人開啟新的時代，帶領兩岸關係進到新的階段。在大陸方面，江澤民對兩岸統一不會像鄧小平一樣，有那麼強烈的急迫感，但是也因為他們沒有鄧小平那樣大的權力，改變鄧既定的政策，他絕對不能在任何時候被人抓到藉口，說他對美國、對台灣是軟弱的。所以在態度上，大陸對台灣不會那麼急，但也絕不寬鬆。

台灣如何打開僵局，保障兩岸和平以因應這局面？

這是最重要的。但鄧小平去世後，台灣最遺憾的就是我們沒有掌握這機會，發出我們對兩岸的政治號召。李總統在這時候講了一些很不恰當的言論，這些言論講出去是不妥當的。國家元首講話應當要謹慎，尤其人家在弔喪期間，講人家負面的事情，是不得體的。

這不是江澤民聽到不高興的問題，而是介入了中共內部的鬥爭。這樣的作法太沒有常識。

李登輝先生若是為了台獨，故意惡化兩岸關係，我們也盼望他「戒急用忍」。此時，我們應該提出一個好的號召，來改善兩岸關係。

開放兩岸三通和直航

現在最重要，最具體的就是開放兩岸的三通和直航，這是對我們有益的。再過三個月，英國女王頭上那顆鑽石－－香港，馬上就要變成江澤民頭上的鑽石，到時候透過電視對這件事的轉播，我們才能體會到香港回歸大陸，對台灣有何等的衝擊。

台灣目前用善意說、籌碼說、尊嚴說、安全說反對直航，其實講穿了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想利用這問題換得大陸同意這是「兩個國家」之間的航運，承認台灣是台灣共和國而已。所以在這時候我們要展現誠意，最好的方式就是開放兩岸直航。

楊錦麟：這次鄧小平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上，有二個人的名字沒有出現，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個是鄧力群，一個是趙紫陽。六四天安門事件我想是以後討論鄧小平最熱門的話題，有人說這是鄧小平一生最大的瘡疤，但鄧小平不是完人，這件事應該讓歷史來評判，不過現在不讓趙紫陽出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符號，反映出江核心對這問題的態度和立場。

鄧小平的逝世給江澤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遺產，但也留下許多負面的東西，要江澤民去面對，譬如邊疆少數民族的問題，國營企業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中國特色的民主化的問題。對於大陸的視野應放在江澤民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格局。同時，兩岸要有實事求是的歷史客觀態度，不要單憑自己的需求收集資訊來補充自己的感覺，如此才能解決兩岸問題。

陳毓鈞：關於大中華經濟圈，裡面有一些問題。

李登輝不希望大陸與台灣的經濟有太深的牽連，所以他對於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看法也不以為然，他希望台灣的經濟走自己的路，但這只是李登輝個人的想法，整個時代的潮流不是這樣的。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當然是大中華經濟圈的核心，美國在大陸有許多投資，克林頓對大陸在態度上的轉變，也是受到工商界的壓力。台灣的新聞局副局長李大維先生，跑到美國去，希望美國進入大中華經濟圈，這個舉動很奇怪，我想可能是連戰先生與李登輝先生的想法不同，也許這也在表示一種訊息，顯示國民黨內部不支持李登輝那一套也不一定。

關於國防外交的問題，我想若不走上談判桌去談，誰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兩岸交流目前只有經貿有點進展；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軍備競賽等問題都需要談，這例子就很像當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談判前都要置對方於死地，現在以、巴兩國用談判和平解決雙邊問題，所以談判是兩岸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台灣國防外交跟著美國走

毛鑄倫：今天台灣的國防與外交是跟著美國走的，連要進聯合國都是美國在撐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的國家都是美國的乾兒子、乾孫子，台灣拿錢給他們，替美國省事。像這樣的國防與外交，是「我們的」國防與外交嗎？這是兒戲。所以要跟大陸談統一問題，我想大陸的底線是台灣可以有國防和外交，但必須是親大陸的，不能再親美，不能吃裡扒外。一國兩制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當中國人就要站在中國的立場，對外必須一致。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這一百年來中國人為著民族的獨立與自尊一直與外國人對抗，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他還是維護民族主義的。台灣沒有什麼民族主義可言，作美國的附庸，當日本的經濟殖民地，我們卻可以向大陸吹牛的是民生主義發展的結果。

今天擺在中國海峽兩岸最主要的是民權主義的問題，我認為當初中共提出國共兩黨第三度合作是非常有創意的事情，國共大可合作落實中國的民權主義。對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偉大構想，台灣已走到完全相反的路上去，在座多位教授對兩岸關係採取樂觀的態度，但我個人是悲觀的。

楊開煌：「一國兩制」剛提出時，台灣就沒有很認真的面對，一開始就從負面去解釋。蔣經國反對「兩制」，李登輝反對「一國」，不太願意去看看鄧六條的內容中，其實對於台灣在每次有外人來時，損失殆盡的痛苦經驗體會得很深刻，所以他才提一國兩制，說明這次即使再有政治局勢的變動，台灣的社會經濟不會有變化。

蔣不認為中共會這麼寬大，認為中共有陰謀，以致討論的空間被扭曲了。但中共還是作了一些努力，譬如在國歌、國號等政治符號的協商，可見中共是非常希望台灣也回到一個中國的架構中。如果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實行成功的話，我相信在台灣內部討論的空間會有轉變。

兩岸關係與青年生命規畫

我很重視年輕人的想法，對年輕人而言，統一或獨立確實是比較遙遠的東西。但是穩定兩岸關係是我們現實上需要的，從15、20年前我就開始有機會，就著大陸問題發表演講，以前講的是仇匪、恨匪、反共的問題。

等九○年開放探親後，所作的講演主要介紹大陸形勢。但我最近一、二年的演講，很清楚地知道這是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生命規畫的一部分。因為他們都有機會到大陸發展。大陸的形勢與台灣的互動愈來愈緊密，所以如何來維持兩岸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且急迫的。

剛才楊錦麟先生問道：世界冷戰結束，亞洲冷戰結束沒有？

我覺得自去年三月台海危機之後，亞洲的冷戰開始結束。美國已經認識到中國有決心在這件事上流血，反過來中國也認識到現在若是要把台灣拿下來，這恐怕也不切實際。所以雙方擺了姿態後通通退回去。

在那次事件後，中共與美國迅速和解，由此可見亞洲冷戰逐漸結束，台灣必須有這樣的認識。

年前我去大陸，發覺中共政權對目前及往後的國際情勢非常有自信。從政權到老百姓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這種「大國意識」和毛澤東時代的「強國意識」不一樣，毛完全是用民族主義來支持，但今天的大國意識不僅有民族主義來支持，還有民生主義作支撐點。

現在中共也有百分之七十幾的鄉實行直接選舉，但美國媒體不報導這些，只報導負面的消息，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民主建設也在起步。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台灣在兩岸關係上面仍然是一種自大的心態，那麼我同意毛鑄倫的看法，兩岸的關係的確非常危險，所以今天如何讓我們在台灣的青年認識到，穩定的兩岸關係與他們的生命規畫、人生歷程乃是密切相關的，年輕人有這樣的認識，就可以從民間產生一種需要穩定兩岸關係的力量，回過來壓迫我們不理智的政府，好好的扮演中國人應該扮演的角色。

台灣籌碼一直在流失

李慶華：第一個問題，大陸向台灣打飛彈怎麼辦？要不要打飛彈與兩岸關係惡化或改善密切相關，與直航無關。李總統在人家辦喪事的時候批評別人，接下來又邀達賴喇嘛來台灣，這樣反而把兩岸關係搞壞了。我們的路線完全走偏了，現在走的是抱美國人大腿的路線，搞一個崇美、媚美的風氣，這樣像美國在台協會性騷擾的事件還會再發生。李登輝說中共政權是兒子，我們是爸爸，其實搞成了美國人是我們的爸爸，這種路線要整個作修正，至少我們在兩岸及外交的問題上要均衡才行。

第二，關於三通的問題。三通早就該開放，我們讓籌碼一直不斷的流失。兩岸很多談判，應該在鄧小平在世時就該進行，第一，鄧小平比較實際，第二，他主張兩岸和平，第三，他有拍板定案的權力。台灣並沒有在他在世時努力，已經喪失一個重要的機會，現在新領導班子上陣，我們又喪失了這樣一個機會，並且還惡化它，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現在兩岸選擇一些港口可以直航，但只准貨入境，人不准入境。這作法對台灣來講沒有幫助，無法吸引香港的大企業到台灣來，同時大陸也不滿意，這是一個很不智慧的作法，所以直航的事情要大家一起努力。

第三，關於達賴來台灣的事情，我覺得現在邀達賴來時機不宜。達賴有兩種身份，一個是宗教領袖，一個是政治領袖。現在鄧小平剛死，少數民族問題正在大陸爆發，這種敏感的時刻邀他來，大陸同胞如何解讀這件事，國際如何解讀這件事，中共如何解讀這件事，這不是我們關起門來覺得怎樣就怎樣的。報章雜誌披露內幕，邀達賴來是李總統的意思，這分明是惡化兩岸關係。達賴是一個偉大的宗教領袖，但我們在考慮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之下，時機的問題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