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悲情，走出二二八

2月25日，建國會召開記者會，到場者有彭明敏、辜寬敏、陳永興、葉菊蘭等人，《自立晚報》載「彭明敏強調二二八事件源於當時台灣和中國二個不同文化、教育程度的社會強迫式的結合，而現在的台灣和中國如果又被迫『統一』，二二八還可能重演。」陳永興更言：「國民黨至今仍是一個外來政權。」

彭明敏所說，就是一般所謂的二二八「文化衝突說」，但這不是他自己的創見，而是一般二二八台獨史觀的濫調，並且也不是本土的二二八史觀，而是來自美國海軍特務柯喬治（G. Kerr），當時是拿來作為主張戰後美國托管台灣的理由。

今天台灣雖已言論自由，但彭明敏的社會形像是前台大教授、政治系主任，學者講話雖有學術自由不必負政治的責任，但必須負知識的責任。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究竟是不是「源於台灣和中國二個不同文化、教育程度的社會強迫式的結合」，彭明敏不能說話不算話。

瞭解日據台灣史的人應知道，由於台胞的慘烈抗爭（50年間犧牲65萬人），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一直不敢太激烈，直到1937年6月1日起，才全面廢止報紙的漢文版，當時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新民報》才停止了漢文版。1937年到台灣光復（1945年），不過八年，日本人就能把台灣人的中國文化改造成不是中國文化了嗎？

再說，當時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新民報》，之前是《台灣民報》，再前是《台灣》，再前是《台灣青年》。《台灣青年》之前，還有林獻堂主導的東京台灣留學生的「新民會」。

台灣文化本是中國文化，到了馬關割台後，台灣有皇民化，大陸也有新文化運動。皇民化是異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但是，台灣人的文化運動卻不是朝向皇民化，而是追隨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早期台灣啟蒙運動領導人林獻堂是梁啟超的信仰者，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倡「新民說」，辦《新民叢報》，台灣人也有「新民會」、《台灣民報》難道是偶然的嗎？新文化運動由《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始，並且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林呈祿亦在《台灣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敬告吾鄉青年》。

《台灣青年》的宗旨是什麼，林獻堂在其創刊號上有言：「吾人之幸而不為禽獸，賴有先聖人之教化存焉。而先聖人之道，又賴文字載之以傳，故曰漢學者，吾人文化之基礎也。今有一二研究漢學之人，眾莫不以守舊迂闊目之，是誠可悲。夫豈有捨基礎而能對樓閣者乎？今欲求新學若是之不易，而舊學又自塞其淵源，如是欲求進步其可得乎。」

《台灣民報》的宗旨則是蔡惠如在創刊號的文章中所說：

「噫！我們最親愛的台灣兄弟，快快醒來！漢文的種子既然要斷絕了，我們數千年的固有文化，自然亦就無從研究了。連我們自己的民族觀念都消滅了，將來世界上的人類若比較起來，我們就可以排在最劣等的裡面了。但是劣等的人類，究竟叫做甚麼東西？有人說叫做奴隸。這個奴隸的名詞，我們台灣的兄弟到底承認不承認？若是承認，我就沒有話說，若是不承認，趕緊想個法子，去補救漢文的一線生機。使這風燈上頭的種子，永久不滅，就是保存我們的固有文化，振興我們漢民族的觀念。」

文學是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台灣青年》的創刊號上，就出現陳炘（後為二二八烈士）的《文學與職務》主張台灣也要白話文運動，而其理由則是「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接著後來陳端明又發表《日用文鼓吹論》再言：「然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早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豈可袖手旁觀。」

張我軍（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之父）在倡導台灣新文學的文章中說得更清楚：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灣自歸並日本以後，因中國書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兩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

「我們知道『中文』於我們台人是斷斷不可缺的，我們不但應當極力保存『中文』，並且要極力倡盛中文才是。但我們要保存或倡盛中文，切不可蔑視歷史的觀念，切不可拘守一時代的文。現在中國的文學已盡行革新了。而台灣都還泥守著古典主義的墳墓。」

《台灣民報》不但刊載了大量的大陸資訊，並且也轉載過大量的大陸新文學。在戒嚴時期，許多大陸作家作品在台被查禁，我讀到魯迅的作品，還是從影印的《台灣民報》讀到的。

由此可見，雖然日據下台灣文化也有變化，但是，並非朝皇民化變化，而是向中國新文化運動看齊的變化。除了新文學論戰外，大陸30年代有中國社會史論戰，台灣也有中國建設論戰，代表馬克思主義派的是許乃昌（前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之父）、蔡孝乾（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人，50年代白色恐怖被捕投降，後任職國民黨情報局至死）。甚至於大陸有梁啟超和孫中山，台灣就有林獻堂和蔣渭水；大陸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台灣也有民眾黨和共產黨。更甚者，蔣渭水領導的民眾黨黨旗，模仿中華民國國旗，而為青天三星滿地紅。三星者，三民主義也。

至於教育，來台的軍隊多為大陸的農民子弟，不文盲已經不錯了，會有什麼教育。但是，光復後，日本教授走了，除林茂生外，台大有幾個台灣人教授，不都是由大陸來的，包括光復後的台大台灣人教授蘇薌雨、洪耀勳、洪炎秋也都是從大陸回來的，而不是原來就在台大教授的。

光復之初，國民黨可以是一個比外來政權更殘暴、腐敗、無能……的政權，但它卻不是外來政權，而是台灣人民唯一的祖國政府。真正的外來政權是坐在陳永興旁邊的辜寬敏，他是日本貴族院議員、台灣第一台奸辜顯榮與日本女子所生。台獨派的《新潮流》當年就曾批判他：

「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以昭和為年號，用紅太陽當國旗，整天跟日本權貴來往，乞憐於各帝國之間，一派皇民貴族作風。」

……「辜寬敏拿『皇民化』路線來搞台獨，十足地顯示他反對國民黨統治台灣，大部分來自於對日本的依戀和對中國人的鄙視。這一點可以說是繼承辜家的傳統。」

陳永興「愛台灣」，愛到辜寬敏，愛到台奸，這是什麼「人格者」呢？

「二二八事件」真正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蕭條及復員困難，有28萬台籍日本兵返台，有五萬軍工業工人失業，二是國共內戰，台灣人民呼應大陸同胞反蔣反國民黨；三是國民黨官僚的貪腐暴虐。

所以「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什麼文化教育不同無關，也與什麼「強迫式的結合」無關。彭明敏擔心統一後會重演二二八，不過是恐嚇台灣人不可贊成祖國統一。但彭明敏沒看到上個世紀台灣與中國主權分裂割讓日本之時，比二二八更為慘重，二二八受難家屬不過主張被殺二萬人，而馬關割台，卻被殺65萬人。引日軍來殺台灣人的就是坐在彭明敏旁邊的那個建國會顧問辜寬敏的爸爸辜顯榮，並且，辜寬敏至今以繼承其父志業自居。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的不幸事件，我們要警惕二二八的重演就必須要有對二二八的知識，「知識即力量」，那就必須把二二八從政治的歸還學術。有真實的二二八的知識，我們才能在二二八中汲取真正的歷史的教訓。

「亡人之國，先亡其史」，彭明敏是不幸的台灣歷史的產物，他無知於台灣歷史，是值得同情的亡史之人。但是，蘇格拉底有言「罪惡起自於無知」，台灣歷史不知何時才能走出無知，唯有走出無知，才能走出悲情，走出二二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