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 和平發展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鄧小平在人間經歷了93個寒暑，他的生命幾乎與20世紀同始終。他見證了本世紀初中國的苦難，全程參與國共內戰，是中共建政的主要功臣。最後20年，他凝聚了畢生經驗與智慧的結晶，為中國的邁向21世紀奠定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與孫中山一樣，畢生殫精竭慮，奉獻於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孫中山在《實業計畫》、《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中所規劃籌謀的基礎建設，在鄧小平手上已完成了70%以上。而鄧小平所做的，有一部分甚至是孫中山生前所未能想見，或未及想見的。

鄧小平的思路非常務實，使他能夠脫離口號與教條的枷鎖，超越前人的成就，為中國的長遠發展擬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方案。鄧小平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揚棄僵硬的馬列教條主義，充份考慮中國特殊情況，一方面解放生產力，另一方面又要達到共同富裕的理想，這與孫中山的「均富」主張可說不謀而合。

鄧小平的思想非常靈活，不會只凸顯矛盾的對立面，而忽略了矛盾的統一面。1978年鄧小平策動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政策，隨之逐步引進市場經濟，這與原來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制度大有不同，因此輒遭左派理論家的質疑。起初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後來調整為「計畫與市場並重」的雙軌制。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否相容，本是一個嚴重的理論爭議。但鄧小平卻簡潔有力地主張「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不是要限制生產力，而是要發展生產力」。因此，他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不存在根本矛盾，可以互相結合。於是，他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

事實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以界定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提升綜合國力，增進人民福祉，達成共同富裕的理想，而採行的廣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政策的總稱」。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主張。依據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行動方針，只要施政符合上述的標準，並充分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則即使在馬、列著作中沒有提及的，也可以放手去幹；反之，則即使馬、列著作中雖有明文記載，也大可不必盲從。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為進一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大力鼓吹「不加速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終能在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聲中，中國大陸一枝獨秀地創下高達12.8%的經濟成長率。其實，自從1989年東歐以至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相繼垮台，中共政權非但屹立不搖，而且更加落實改革開放政策，這應歸功於鄧小平的先見之明，以及穩紮穩打的經改策略。

改革開放以實踐為基礎

1989年初，戈巴契夫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當時筆者即主張，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言，鄧小平實比戈巴契夫更有條件獲得該獎。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固然同樣倡言改革開放，但卻也有三點不同：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原創性的，無論就深度、廣度而言，都是無與倫比的。1978年之前，除極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曾嘗試過夭折式的經濟改革外，在一個像中國大陸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系內實施改革是前所未見的。其實，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乃賡續1956年「八大」的決議。中國大陸在1956年後的20年間，由於與俄共關係惡化，又歷經「反右」、「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以致經濟發展停滯、倒退，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鄧小平復出後，才有機會推動1956年「八大」的決議，從事經濟改革。戈巴契夫的改革則是在1985年，至少落後鄧小平六年，而且是在中國大陸的改革取得相當成就後才提出的。

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主動的，與戈巴契夫被動的改革顯然不同。早在70年代末，美國五角大廈的一份戰略分析報告即指出，蘇聯若再不大幅縮減軍費（包括裁減境外駐軍），則依其經濟結構，最遲到1985年，整個經濟體系就會瓦解。但由於1979年及1980年相繼發生阿富汗事件與莫三鼻克事件，當時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騎虎難下，不得不增派境外駐軍，致縮減軍費問題懸而未決。即使在布里茲涅夫去世後，繼任的兩位短命總書記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也分別因為疾病纏身及年紀老邁，難以有所作為。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才開始提倡「新思維」與「重建」。戈氏所推動的改革政策實際上是迫於形勢，情非得已，甚至是在70年代早就應該做的，只不過當時的國際情勢不容許罷了。相反地，中國大陸在1978年，無論就國內或國際情勢而言，均無非改不可的壓力。其經濟改革是主動進行的，是在長達

20年過份頻仍的政治動亂後，才決定與民休養生息，致力經濟發展。

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實踐為基礎，是漸進而有步驟的；戈巴契夫則僅停留在傳播改革理念與調整共黨體質的階段。鄧小平掌權後所推動的第一件工作乃是在農村落實承包制，激發了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的積極性。不但改善農民生活，使農村出現一片難得的繁榮景象，更贏得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的信心與支持。依常理，經濟改革較易從城市與工商業做起。然而，城市的生活水平原就比農村高，改革也將拉大貧富差距，這正是大多數國家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波折不斷的原因所在。鄧小平則先從農村下手，使基層農民對改革的需要感同身受，從而為進一步的改革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

戈巴契夫的「重建」在經濟改革層面一直停留在觀念傳播的階段，不但人民生活絲毫未見改善，且其大部份時間都在從事黨內意見溝通、外交活動與裁減核武談判，未有具體步驟與策略來進行經濟改革，這也正是導致戈巴契夫下台的主因。戈巴契夫雖身為共產黨員，卻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過份迷信政治權力，忽略了「經濟」這個「下層建築」的重要性。

反觀鄧小平，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特區」的構想，並選定深圳做為特區。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區」的構想本將遭遇很大的阻力。尤其是經濟政策的改弦更張，極易刺激左派教條主義者的反撲，以致改革事業前功盡棄。鄧小平為避免政策左右搖擺不定，並深化改革開放，藉著香港回歸祖國的問題，巧妙地運用愛國主義情緒，高舉祖國統一的大旗，使得左派對於深圳做為特區的構想無從反對。亦即為求及早收回香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保持香港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並選擇毗鄰香港的深圳做為特區。深圳的經濟若辦得好，自可穩定香港人心，香港回歸祖國的願望當可及早實現。

在選擇深圳做為經濟改革的前進基地之後，珠海、廈門、汕頭、海南等其他特區又相繼浮現，且領域不斷擴大。珠海之於澳門的意義，就如同深圳之於香港。而廈門是閩南地區的主要港口，汕頭則是粵東地區客家人的主要口岸，相應於台灣以閩、客為主的族群結構，這兩地的雀屏中選，絕不是偶然的。至於海南，原為黎族所居，後則多為來自粵、湘的移民，就如同台灣本為原住民所居，後則多為來自閩、粵的移民。且海南與台灣又一樣是孤懸海外的島嶼，同屬亞熱帶氣候。就長遠的眼光來看，海南島劃為特區，對台灣自有其象徵性的意義。

鄧小平就從這五個特區開始了他全方位改造中國的宏偉計畫。隨著特區的快速發展，沿海又增設14個開放城市，很快帶動了整個沿海地區的發展。時至今日，連極西的喀什也有卡拉OK廳，這本是特區才有的景象。顯然整個祖國大地在鄧小平務實而靈活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已經走出貧窮、落後的陰影，一個嶄新、現代的中國即將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定的基調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正由於鄧小平超卓、獨特的思維方式，使他得以在辯證和理念的層次上，對社會主義做最靈活的詮釋。他在改革開放的策略運作上，與戈巴契夫正好是成與敗的對比；而在結合社會主義理想與中國特殊國情的思想建樹上，則賡續了共產黨先驅李大釗對中國革命問題所做的探索。

李大釗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創建的工作，畢生致力於傳播社會主義的理想，李大釗早就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有自己發展出來的特色，他說，社會主義制度將是「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又說，考慮中國的問題，不能「置吾國情於不顧」。這其實已為鄧小平主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埋下了伏筆。李大釗又說，「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這與鄧小平所主張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不是要限制生產力，而是要發展生產力」，可謂血脈相連。李大釗認為「社會主義亦有相當的競爭」，這已意謂著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相互為用，兩者並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李大釗自許「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做踏實的工夫」，他一再強調，在認識上必須「據乎事實，求其真實之境」，這也是鄧小平主張務實、實事求是的先聲。

強調矛盾的統一面

做為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大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調和論」的立場。他說：「遵調和之道以進者，隨處皆是生機，背調和之道以行者，隨處皆是死路。」他的「調和論」接近於《周易》陰陽對立轉化的機制。李大釗在《調和剩言》一文中說：「宇宙間有二種相反之質力焉，一切自然，無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則為對抗；由他方言之，則為調和……社會之演進，歷史之成立，人間永遠生活之流轉無極，皆是二力鼓蕩之結果。吾人目有所見，皆是二力交錯之現象；耳有所聞，皆是二力交錯之聲音。」也因此，他認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絕非矛盾」，「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元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

同樣地，鄧小平思考問題時，不僅看到矛盾的對立面同時，也強調矛盾的統一面。因此，在經濟改革上，他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至於許多人爭議不休的，經改與政改誰先誰後的問題，鄧小平則認為兩者必須配套並進，「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再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

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也具體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係。其次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最後是精簡機構，克服官僚主義，提高行政效率，實現管理民主化。

鄧小平已具體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並且初步擬定了改革的重大方針。遺憾的是，他的政改主張尚未能如經改一樣普及而深化，即離我們而去。為了賡續他未遂的遺志，為了表示對他的深切懷念，我們應盡速落實政改，以便在此世紀之交確保經改的成果。

鄧小平不僅帶領中國走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貧窮、落後的陰影，同時也帶領中國走向寬廣的世界，成為國際外交舞台活躍而受敬重的要角。

鄧小平簡潔有力地以「和平、發展」做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原則。「和平」是就政治的角度而言，「發展」則考慮到經濟的角度；「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就在這樣明確而全方位的外交策略之下，中國在國際上逐漸取得與其幅員、人口相符的份量與地位。鄧小平最終是要國際社會相信：「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的力量。中國發展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本著「和平、發展」的原則，過去對中國不友善的鄰國，如印度、馬來西亞等，都已大幅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歐洲對中國的投資急遽增加，雙方經濟連繫日愈緊密。美國也在最近由克林頓總統和國務卿歐布萊特正式宣告，在本任期內將以加強中、美關係做為外交工作的重點，所謂「圍堵中國」的論調，將不受歡迎。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整體來說，目前的國際環境對中國是友善而充滿期待的。鄧小平逝世後，各國元首紛紛致電推崇他在中國的高度成就和對世界和平、繁榮的具體貢獻。鄧小平以一己平凡的身軀，為中國贏取了國際上無數的崇敬與友誼。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原點，而中國現代史正是一部內憂外患不斷、綴滿斑斑血跡與綿綿悲情的民族苦難史。自鄧小平復出以來的20年，可以說是中國近一百六十年來，得以休養生息、和平發展最長的20個珍貴的年頭。正是在這樣珍貴的基礎之上，中共於1996年3月提出「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以延續並擴大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唯其繼承鄧小平的遺志，完成他所擬訂的政策目標，最能表達對鄧小平的哀思與感念。

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從未享有過如此長久的和平歲月，在鄧小平之後，我們竭力爭取另外一個20年的和平發展期，亦即另一個世代的努力，以貫徹鄧小平未遂的遺願。在祖國統一問題上，我們應本著最大的耐心與智慧，尋求最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解決模式。鄧小平生前擬定的對外開放（以尋求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對內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仍應是中國跨世紀的最高指導綱領。

我們要深入瞭解並發揚光大鄧小平的思辯方式和發展戰略，以完成中國全方位的現代化。亦即，在追求生產力解放的同時，不應忽略了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應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及政治改革方案。鄧小平畢生承擔了中國的苦難，卻又以他的生命智慧給予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與期待。他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一句話，在千百年後，仍將繼續撼動每一位中國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