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茫神州大地主沉浮

一﹑當之無愧的一代偉人

一代偉人鄧小平，終於同他「深深愛著的祖國和人民」永別了，他漫長的﹑波瀾壯闊的一生（1904-1997年），不啻是苦難近代中國的縮影。

近代中國人是很不幸的，生逢亂世，「兩千年來未有之」內憂外患，在這短短的一百五十多年中，交逼而至，以致國難深重，國恥無盡，他們幾乎沒有過上一天安穩﹑舒心的好日子。

但是，近代中國人也很幸運，時勢造英雄，在這空前的天翻地覆的大時代中卻出了一個又一個震古爍今﹑傲視中外的歷史風流人物﹔其中最令國人和世人稱道的莫過於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位世紀偉人了〔註1〕，毛是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鄧是第二代領導核心，兩人都曾在蒼茫的神州大地，長期叱吒風雲，主過沉浮。

亂世出英雄，古有定論﹔這是大亂的時代，也是英雄的時代，偉人的時代。

本來評價歷史人物，仁智互見，往往很難得到共識，特別是評價當代的歷史人物，因為歷史的塵埃尚未落定，個人和階級的利害過於直接。然而，評價歷史人物畢竟不能只憑個人主觀的喜好，還是有一定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觀標準，那麼爭議就不會很大了。

既是歷史人物，其歷史功罪，主要要看他是否能夠完成歷史的任務而定﹔如果他能夠傑出地完成時代交付的艱巨的歷史任務，他就可以成為流芳千古的風流人物，否則，他只不過是個跑龍套的歷史小人物，雖然他可能權傾一時。

那麼，什麼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任務﹖

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無盡的悲慘境遇可以歸結為兩大苦難﹕挨打和挨餓。所以，時代交付給中國仁人志士的最大歷史任務就是如何使中國人不再挨打﹑不再挨餓﹔不挨打就是強國，不挨餓就是富民，合起來就是富強。

所以從那時起直到今天為止，誰能使中國真正臻於富強之境，使中國人不再挨打﹑挨餓，誰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

按照這個基本的客觀標準，鄧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近代中國當之無愧的歷史偉人麼﹖答案是完全肯定的。

二﹑使中國人告別了挨餓的貧困時代

歷史證明，是毛領導中國人告別了挨打的屈辱時代。

是他統一了大陸中國，是他使中國人站了起來，是他領導中國人對外打了三次戰略決戰〔註2〕，是他衝破了美蘇的南北兩道圍堵線，是他打破了美蘇兩霸壟斷世界的二元格局，開啟了世界走上多元格局的前景，是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政治大國。儘管鄧對毛的晚年有所苛評 ，但他還是以寬容的心懷﹑實事求是地肯定毛獨特的重大歷史貢獻。他常常提醒反毛﹑批毛﹑評毛的人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何止如此，我們還可以補充他的話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今天可能還在美蘇南北包圍的夾縫中討生活，美軍可能還駐在台灣，美國第七艦隊可能還在中國的東海和台灣海峽耀武揚威，中國可能還被擋在聯合國門外。」

所以，不管你是愛他還是恨他，崇拜他還是詛咒他，毛的這項偉大歷史功勳使他 理所當然地成為近代中國人的頭號民族英雄。

同樣地，是鄧領導中國人基本上告別了挨餓的貧困時代。

是他自1978年第三次東山再起後，領導中國人在經濟領域裡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其中最足以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優越性﹑最足以滿足中國人願望的是佔人類五分之一的12億中國人，從此過上了安穩﹑舒心太平的日子。

如其不信，請看這幾個令人驚歎的數字﹕自1978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500%﹑人均收入從微不足道躍至1,800美元﹑國民儲蓄率增加百分之一萬四千，外匯儲備現已超過1,000億美元大關﹑出口從 每年100億增加至1,500億美元，特別是糧食產量現已多達48,000萬噸。

更令人興奮的是，據官方統計，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已經從1978年的25,000萬下降至去年的5,800萬，並且江澤民還宣稱，中共已下定決心要在2000年前，使這剩下來的貧困人口也過上溫飽小康的日子。

這些軟數字是建立在下面一批堅實的硬數字上面的﹕目前鋼鐵年產量超過一億噸﹑石油年產量突破一億五千萬噸﹑煤年產量高達15億噸﹑年發電量超過一萬億千瓦特﹑天然氣多達174億立方米等。

這僅舉其犖犖大者，以證明中國的經濟大廈不是建築在沙灘上，中國社會的繁榮不是泡沫經濟，風一吹就化為泡影了。

這些數字有力地反映，中國人的口袋是愈來愈充實了，飯是愈吃愈香了，日子是愈過愈舒心了。

中國人窮了一兩百年，按照現代工業社會的標準，也可以說，窮了好幾千年。所以，現在在鄧的領導下，終於基本上告別了貧困，告別了飢餓，過上了溫飽﹑小康甚至富裕的日子。於此可見，同毛一樣，鄧也非常傑出地完成了近代中國的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使中國人告別挨餓的貧困時代。中國的大革命不正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嗎﹖近 代中國人的夢想現在終於在鄧的手裡成為事實。

所以，說他是一位歷史巨人，一代偉人，他是完全當之無愧的。

他的這項豐功偉績，不論是在中國史上，還是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劃時代大事。這說明了為什麼在他逝世時，不僅舉國同悲，也舉世同悲﹔因為同毛一樣，鄧不僅是中國偉人，也是世界偉人﹔不僅屬於中國人民，也屬於世界人民。

三﹑既是革命家，也是改革家

那麼，鄧是怎樣完成使中國人告別貧困的時代的﹖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妨從他個人的性格氣質﹑思想理論﹑對外開放政策和一國兩制等四大方面來分析理解。

首先，他具有革命家和改革家的雙重性格和氣質，這種充滿矛盾的性格是他三下的伏因，也是他三上的伏因。毛是個徹底的革命家，終他一生，滿腦子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同國內外敵對的階級勢力鬥爭﹑打戰，就是連49年大革命勝利以後，搞經濟建設的時候，他都要同備戰緊密掛鉤﹔他對改革沒有興趣，甚至可以說是反感﹑反對，這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當時冷戰時期嚴峻的國內外主客觀形勢不允許他放棄革命，奢談改革。〔註3〕

然而，比毛年輕11歲並且在法國和歐俄待過多年的鄧小平，自50年代後期就日益明顯地傾向於改革。此後，他逐漸具備了革命家和改革家的雙重性格，從過去的毛派日益成為他自己的鄧派﹕一方面，由於畢生獻身革命，飽經革命洗禮，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革命的忠誠﹑對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高度警惕性，以及為人民謀福利的強烈使命感﹔另方面，日益明顯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使他對過去革命和改造的對象，如資本家﹑地主﹑知識分子，愈來愈採取寬大包容的態度。這使他最終被戴上了走資派的政治大帽子，在文革期間兩次被 打倒。但是，改革的傾向和性格卻又使他兩次東山再起。

鄧小平說，改革是另一次革命，革命就需要膽識﹑勇氣﹑魄力﹑果斷﹑犧牲和敢於試驗，敢於闖禁區，這正是鄧作為革命家之所長。當在改革征途中闖出麻煩的時候，要敢於當機立斷，採取非常的霹靂手段，保護大革命的成果，捍衛人民的利益。六四事件時，正是他的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軍人膽識，挽救了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保全了他作為革命家的晚節和作為改革家的聲譽﹔同時更重要的是，由此也使國家免於陷入一場內戰或分裂的災難。〔註4〕

西方有人把鄧比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個比喻實在不倫不類，未免太抬高戈氏了﹔千萬別忘了，鄧是革命家，是開國元勳，是戰功赫赫的英雄。反觀戈氏，充其量只不過是個二﹑三流角色的改革家，其生也晚，無緣接受蘇聯大革命的洗禮。如果一定要找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個人應該是趙紫陽，他們有太多相似之點了，他們最終也都嘗到了被自己人民所唾棄的苦果

所以，六四事件時，蒼茫的神州大地有鄧小平在主沉浮，實在是當時中國人不幸中之大幸﹗這都是拜鄧的革命家和改革家的雙重性格所賜。

江澤民在祭鄧的悼詞中指出﹕「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這不大像是官樣文章，而是他內心有感而發吧﹗

四﹑鄧小平理論

其次是創建融馬列毛思想和現代化理論於一爐的鄧小平理論〔註5〕搞改革沒有現成的理論可以照搬，必須通過 改革的實踐來創造。令人驚訝的是，鄧推動改革的時候已經是74歲的老人了，居然還有像青壯年人一樣的旺盛生命力，活潑的思想，豐富的想像力，強烈的求知慾和好奇心。真是令人由衷佩服！

他手創的鄧理論充滿了新意，完全不像是一個沒有接受過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軍人和行政實幹家的心智產物。然而，事實絲毫不容人們質疑，這些理論主要是他個人心智的產物，所以稱他為「改革的總設計師」，是恰如其份的。

這同毛何其相像，毛發動文革時也是73﹑74歲了，文革的理論完全是他的心智產物﹔不過，毛本來就是理論家﹑思想家﹑哲學家，所以這絲毫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毛批評鄧不用功，玩心太重，這難免使人對鄧的學識產生誤解，令人覺得鄧能夠構思出這樣豐富的理論，有點不太可能﹔不過，倒是鄧的親密戰友和被他視為長兄的周恩來知鄧最深，他說鄧是「舉重若輕」，勞逸結合，其實鄧是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即使是他在打橋牌的時候。

眾所周知，鄧理論的核心是經濟，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環繞這個中心而建構的。如果說，毛思想是政治掛帥，那麼鄧理論就是經濟掛帥。於此可見，毛鄧兩人思想的差異是多麼大了，毛鄧兩人的時代精神是多麼不同了﹔簡言之，毛的時代是求強，使中國人不再挨打，鄧的時代是求富，使中國人不再挨餓。時代的主旋律不同，當然思想的側重點各異。

鄧理論的核心是回到正統的經典馬列主義，突出生產力的重要性﹔凡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的中外理論和機制，不論是姓社姓資，都可以作為手段，加以利用。這就是鄧著名的「不論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貓論」。把生產力突出到這麼基本的地位，就是文革時所批的唯生產力論。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鄧這種高度優先發展生產力的看法，由於國內外有利的主客觀條件，遂成了鄧時代中國的主流思想，搞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

根據這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導出了一系列與毛時代精神迥異的經濟建設的理論﹑ 政策﹑戰略﹑方針﹑措施和辦法。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下列幾點﹕

第一﹑經濟建設是中心，一切從此出發，不能偏離﹔

第二﹑社會主義就是消除剝削，消滅貧富差距，最後共同致富﹔

第三﹑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體，其他形式的所有製作為有力的補充﹔

第四﹑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致富的其他手段，也可為我所用﹔

第五﹑讓有條件的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然後共同致富﹔

第六﹑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要同步進行，相互促進，不能一手硬，一 手軟。

由此，鄧理論為大膽引進和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金融機制﹑外資﹑經濟特區﹑技術開發區﹑股票市場等資本主義的致富理論﹑機制﹑手段﹑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開了綠燈。

由此證明，鄧獨創的這套融馬列毛和現代化理論於一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理論，足以使他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改革總設計師，改革的理論家和實踐家。

姑且撇開個人意識形態的好惡不論，純就鄧理論的內涵而言，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理論創造，因為他挑戰了馬列主義的計畫經濟思 想，也挑戰了毛的愈公愈好﹑愈大愈好﹑愈中愈好的經濟思想。所以，可以想像，實行鄧理論無論是在黨內或在國內，所遭遇的阻力一定是很大的，如果不是靠他在歷史上形成的革命家和開國元勳的崇高威望，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換上別人，鄧的改革理論恐怕不是窒礙難行，就是中途夭折了。當然，這只是作者個人的臆測。

五﹑全方位對外開放

對外特別是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是鄧理論的兩大支柱之一，另一個支柱是改革。為了加速經濟建設，不能沒有資金﹑技術﹑市場、人才、經驗，但這些都是中國所缺，而為東亞新興經濟體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所 擁有。所以，如果不開放，從那裡獲得這些為經濟中心服務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呢﹖

總之，沒有開放，改革將事倍功半，沒有改革，開放因為沒有著力點而將落空。所以，改革與開放，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所以改革與開放並稱。

但開放的機遇，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一直就存在的，而是毛周晚年在中國南北疆同美蘇經過激烈較量﹑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後得到的勝利的衍生物。1972年，毛周請來了西方國家的領袖尼克松總統，才解除了美國對中國的圍堵線，中國才有了進入聯合國﹑進入西方世界的機遇。而這時，鄧還在江西韜光養晦哩。現在有人說，中國在毛的時代，搞閉關自守，把自己的大門關起來，這是不符事實的。反毛﹑批毛，是觀點和立場的問題，但不能不顧歷史事實，信口編造。

毛周晚年打開了大門，鄧則蕭規曹隨，進一步把中國的大門，四向開放，這不僅符合中國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後越戰時代的國際新形勢。毛的晚年是天下大亂，鄧的晚年則是國際大和解﹔中國同美國握手言歡了，美蘇也握手言歡了，雖然還有區域衝突，但無礙大局。有鑒於此，鄧認為當代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與發展，從而為中國對世界的全方位開放提出了理論依據，指導中國對外關係。

所以，鄧屢次強調，中國需要一個安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以便全力發展經濟。鄧再三向美國表明不搞對抗，這顯然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出於中國希望同美國和睦相處，合作交流的誠意。

鄧時代的中國不僅對美國如此，要同美國和解，還要同以前所有失和或敵對的國家和解。所以，鄧復出後即頻繁出國訪問，雖曰睦鄰友好，但更是要創造改革機遇。江澤民在祭鄧悼詞中稱鄧為外交家，是很有深意的﹔於此足證，改革的總設計師對開放是多麼的重視了，重視到有時被認為到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地步。但鄧一直是清醒的，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尊嚴，這是絲毫不容妥協的。為此他曾嚴正駁斥了英國前首相撒契爾夫人在香港問題上提出以主權交換治權的荒謬提議。這使英國的鐵娘子嘗到了中國鐵漢子的厲害。鄧這種外圓內方的性格和作風﹑既靈活又不失原則的外交手法，毛評之謂「棉裡藏針」，真是傳神之至。

總結而言，鄧繼毛周開放遺緒，加強睦鄰關係，使中國在鄧時代保持了四境安寧，這是自鴉片戰爭後一百五十多年來國境最安定的時期﹔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中國北疆更無後顧之憂。同時，中國也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維持了友好的關係。近年來，外資大量湧入，外貿急劇增加，顯然受益於這種空前良好的中外關係，於此可見，改革與開放之密切關係。

六﹑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鄧理論另一個值得稱道的大膽理論創造，它不僅為中國和平統一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指導，也有力地促進了兩岸三地的經貿發展。這是經濟中心應用於中國統一的一個範例。

鄧不無自豪地說，一國兩制是他的創造，以前沒有人實行過〔註6〕。撒契爾夫人更是讚譽說，一國兩制是鄧的 天才發明，可見評價之高。然而，台灣當局和台獨份子卻說這是北京一廂情願的單相思，他們無動於心，因為對台灣不可行。

然而，事實證明，它在香港和澳門是可行的﹔今年7月1日起，香港將正式落實一國兩制，緊接著將於兩年後在澳門落實。於此可見，這並不是北京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是符合兩岸三地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大德政，也為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典範。

在此必須強調，鄧提出的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不僅反映當代國際關係的主流，也反映兩岸三地關係的主流﹔刻意製造兩岸緊張關係的獨台﹑台獨思想，是這種主旋律中的雜音，是所有炎黃子孫都不願聽的，所以，遲早必被消音。香港同胞，對鄧逝世，由於感恩戴德，悲痛逾恆，就是最好的證明。

七﹑結 論──江澤民時代的新歷史任務

如上所述，鄧為改革開放建立了豐功偉績，立了德，立了言，立了功，這都是鄧為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誠如江澤民在祭鄧悼詞中所言，我們一定要繼承鄧的遺產，並加以發揚光大。江此時此刻強調繼承發揚鄧的理論，是應有之義，也沒有錯，但是如果將來不能像鄧理論一樣，創造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江理論，那麼在他主政期間，充其量，將只是鄧時代的延長，不能創造另一個新時代。 　試想，如果鄧蕭規曹隨，只是繼承發揚馬列毛，而沒有創造性地發展馬列毛，那就不可能有輝煌﹑偉大的鄧小平時代﹔充其量，他只不過是毛的影子而已。

當然，我們絕不是說，江為了硬要創造自己的時代而去刻意標新立異﹔而是說，這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運命，因為鄧同毛一樣，為了使中國人脫貧致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換言之，在鄧主沉浮的這十多年裡，由於扭住經濟這個中心不放，以致只及一點，忽視其餘，因而直接間接地產生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問題，如官員貪污腐化成風﹑社會風氣糜爛敗壞﹑拜金和崇洋思想瀰漫﹑民族國家意識淡薄﹑環境嚴重污染﹑國有企業欲振乏力﹑民主法制亟待加強﹑台獨﹑藏獨﹑疆獨囂張猖獗﹑國民基礎教育不夠普及﹑人治仍然重於法治等等，都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難題。當然，這不是鄧理論本身應有的，而且正是鄧理論要避免的，只是顧此失彼而已。

這些問題，仔細分析起來，不都是直接間接地同精神文明和文化有關嗎﹖所以，我們認為，不論鄧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他的時代留下的最大的問題是，在他主政時期，同物質文明建設的輝煌成就相較，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幾乎無可稱道。鄧理論大談為何和如何搞好經濟建設，但當涉及精神文明建設時，不是官樣文章，流於形式，就是輕描淡寫，聊備一格。所以，難免有人說，在鄧時代人們物質上雖然富有了，但精神上卻貧困了﹔這同毛時代恰成鮮明的對比，那時人們精神上雖然意氣風發，但日子卻過得很清苦。事實顯示，毛鄧二人，求仁得仁，固有所得，也有所失。天下不付代價的事是沒有的，成就愈大，代價愈大，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由此足證，要說鄧改革有失誤的話，忽視或不夠重視精神文明建設應該算是最大的失誤。六四事件後，鄧在總結教訓時指出，風波之起，由於忽視教育。他大概是指政治思想教育，應該不是指一般教育。教育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但事過境遷之後，鄧卻把這個沉痛的教訓淡忘了，又回到他的經濟中心；這沒錯，但他卻對四項原則不夠堅持，又犯了一手硬，一手軟的毛病。

也許更合理的解釋是，他確實是想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但由於他個人的個性﹑學識和工作經驗的局限性，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說，雖然他知道如何下手，但時不我予，他畢竟已是年逾古稀﹔或者說，建設精神文明的物質條件尚未完全具備，只好留待他的接班人去做了。

姑且不論是什麼原因，精神文明建設已是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不是口頭上講講而已，而是要像毛抓政治建設﹑鄧抓經濟建設一樣，要有一整套的理論﹑政策﹑戰略﹑方針﹑措施﹑辦法。否則，長此以往，其後果誠如鄧小平所言，光有物質文明，沒有相應的精神文明，最後物質文明的成果，也沒有保障。令人欣慰的是，江在去年1月指出，「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可見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了。

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斷言，一旦具有高度先進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煥發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上述出現在上層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大堆問題，也將隨之消失或大為減輕。

由此看來，如果要為江澤民時代確定歷史任務，那麼狠抓精神文明建設或曰大搞文化建設，就是21世紀的新時代將交付給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及領導集體的歷史新任務﹔其性質和內涵容或與抓政治和抓經濟不同，但其難度和複雜性，則有過之無不及，切不可低估。

在毛鄧的偉大時代裡，中國曾經出了舉世景仰的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政略家﹑軍事家﹑科學家，甚至出了世界一流的企業家﹑運動員。這固然令國人感到自豪，但這是很不夠的，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和國家，時代呼喚中國必須進一步造就「心懷祖國，放眼世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 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宗教家﹑藝術家﹑音樂大師，等等。

只有當我們有了這些文化英雄時，中國的文明才能真正驕傲地立足於世界，與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一個有志氣的國家，除了富強之外，還應該要有高度先進的現代精神文明和文化﹔唯其如此，才配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國﹑強國。

中國人經過毛鄧兩代人的巨大犧牲﹑大膽探索和艱辛努力，目前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歷史的關口﹕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將向屈辱挨打的時代告別﹔隨著消滅絕對貧困，中國將向貧困挨餓的時代告別。未來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任務是，創造一個既繁榮﹑富強﹑又文明﹑正義的現代化國家。

感謝毛鄧，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繁榮﹑富強，現在我們亟需文明和正義。這就是江的歷史新任務，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歷史新任務。

江已繼毛鄧之後主神州沉浮，他的時代方才開始，來日方長。作為第三代的領導核心，江站在毛鄧兩位巨人的肩膀上，應該看得更遠，更廣﹑更深。未來的江理論，具體地說，應該是繼承毛的革命精神和理想，繼承鄧的改革理論和實踐，再加上自己的創造，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體系。〔註7〕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功的 ，需要耐心，需要時間。簡言之，毛代表革命，鄧代表改革，江代表發展﹔發展不是增長，增長只是量的變化，而發展則是質的變化，是心靈﹑思想﹑精神的創造提升。借用黑格爾的歷史唯心辯證法來概括：毛是正，鄧是反，江 是合，將毛鄧合而為一而形成江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

充滿挑戰的21世紀即將到來，我們作為海外華人，在深切悼念一代偉人鄧小平逝世之餘，化悲痛為力量，轉失望為希望，滿懷信心地迎接江澤民時代的來臨，並為創造比美於毛鄧時代甚至凌駕其上的另一個偉大的新時代，作出自己份內的貢獻。

鄧的逝世，標誌中國史上另一個偉大的英雄時代宣告結束。緬懷前賢，悵然若失﹗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江總，我們有厚望焉﹗

〔註1〕鄧逝世治喪期間，世界各國都紛紛致電悼念，以表示對鄧豐功偉績的推崇和追念。特別是聯合國，鄧逝世次日即降半旗志哀，隨後，安全理事會和大會都分別舉行儀式，表示哀悼。一般只有大國在位的領導人才能享有這樣的殊榮，鄧已退休，還以國家元首之禮相待，是不很常見的。另一位中國領導人，不是國家元首但逝世時也受到聯合國以國家元首之禮相待的是周恩來。
〔註2〕外三大戰略決戰是指韓戰﹑中印邊界戰爭和越戰。
〔註3〕評毛是個很敏感的問題，一般一談起毛就變得很情緒化，無法把毛放在他當時的時空條件下客觀地來看待他的言行。對於一個學歷史的人來說，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注四〕蘇聯解體後俄國人的命運，以及最近在阿爾巴尼亞發生內戰後阿國人的命運，是最好的例證。
〔註5〕官方對鄧理論的全文名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從來沒有稱過「鄧小平理論」，不知基於什麼考慮﹖如果為了突出「有中國特色」這幾個字，準此，毛思想前面豈非也要冠上「有中國特色的毛澤東思想」﹖這不是有點多餘嗎﹖
〔註6〕實際上，實行一國兩制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例子，例如中國的遼﹑金﹑元和清，就對他們治下的漢人實行某種形式的一國兩制。另外，鄧自己在1950年後期在西南局主持起草的《與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談判的十大政政策》中，就明確提出，實行西藏民族自治，西藏現行的各種制度維持原狀不變，達賴的活佛地位不變。這不是對西藏實行一國兩制嗎﹖
〔註7〕目前已有種種跡象顯示，江核心已經意識到建立精神文明的戰略重要性，並且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例如，去年10月10日在江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決議》，當時一般評論認為，這標誌江將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一次新的長征，一次有別於毛和鄧所領導的政治長征和經濟長征﹔具體而言，江領導的這次新長征將是 一次文化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