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與兩岸關係的突破

劉康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


兩岸關係的長期互動中,現在依然有許多障礙。意識形態問題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障礙,常常成為兩岸關係中的爭執焦點。但弔詭的是,意識形態問題在不斷成為兩岸爭執的核心的時候,其重要性卻往往被各方忽視。最明顯的是,大家明明在為意識形態問題爭個不休,卻都否認他們在談的乃是意識形態問題。潛台詞好像是說意識形態是虛的,而我們現在都是很務實的(各方不是要麼強調「務實外交」,便是大講「實事求是」嗎?)。各方其實對意識形態並無認真和清晰的認知,看法本來是很混亂和糊塗的,更遑論對其重要性有充分的瞭解。

有鑒於此,本文就意識形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引起對此問題的重視。本文認為,台灣方面(包括朝野、傳媒與社會輿論)常常以「民主/極權」的兩極對立思維來界定兩岸關係,在大陸方面也多半以「統一/獨立」以及「民族情感」、「民族大義」等為主要訴求,雙方在溝通與語言表述上產生很大分歧。這些問題,尤其是與「語言」和「論述」(後者的大陸術語稱為「話語」)有關的方面,均屬意識形態範疇。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都產生於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冷戰格局,不僅僅局限於兩岸或國共之爭。全球性冷戰雖似乎結束,區域性冷戰和熱戰卻有增無減。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資訊傳播的作用日益增強。意識形態作為媒體傳播最重要的實質內容,影響更為無遠弗屆。

那麼,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兩岸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執的焦點究竟又是什麼?

什麼是意識形態?對此是一直有不同的定義和解釋的,學術界有幾10種看法。我不想在這裡掉書袋,也不要討論深奧的學理問題,僅舉一兩種看法以說明問題。一般流行的觀點,認為意識形態是代表了某種利益集團的對事物的看法和態度,因此包含了相當的偏見,與大眾認定的「事實」有相當的差異。所以一般人把意識形態看成為比較負面的東西,並與政治宣傳、思想灌輸或「洗腦」等觀念聯繫起來。必須指出,這種流行的觀點是非常有影響的。大眾傳媒對意識形態的簡單和基本的定義就是如此,老百姓的日常語言裡面也是這樣認為的。還應該指出的是,意識形態的負面內涵往往與共產主義和反共的理念聯繫在一起。過去在共產黨國家裡,成天講的都是應該如何去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鬥爭。在反共的地方當然就完全反過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被描繪成洪水猛獸。所以說,意識形態的流行的、負面的定義是與親共和反共的冷戰分不開的,這種關於意識形態的定義本身反映了冷戰的兩極思維,因此也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那麼,比較新的定義是怎麼樣的?簡單來說,就是把意識形態不僅僅看成為負面的,代表了某一利益集團或階層的觀點和看法,而是將其視為我們人類社會必須有的價值觀,或者價值體系。價值體系是多層面的,起碼包括了(一)個人生活的價值與意義,(二)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職責,(三)民族與國家認同等等。這些層面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構成了每一個個人的「主體性」,也構成了社會、民族乃至國家的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的表述和傳播則是通過我們的語言和論述,通過媒體和其他傳播與溝通管道,如新聞出版、文化教育的機構以及娛樂休閒、商業與廣告的部門等等。因為這些部門和機構的任務或者主要是製作、傳播不同的價值觀念,或者必須要通過傳播價值觀念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從這樣的定義來看意識形態,我們可以關注的問題就包括了︰(一)語言與論述的作用,(二)傳播的影響與作用,(三)公眾輿論的導向及其對政治和社會政策的影響等等。這些是從傳播、社會,以及政治和經濟的層面來考量意識形態的作用。當然意識形態作為價值觀,又是與我們每一個個人有密切的關係的,特別關係到我們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因此又具有情感的、心理層面的意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在公、在私、在理念、在情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影響,必須有綜合和全面的認知。

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每個人都有他/她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當然,每個人對世界都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都反映出一定的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又的確是屬於具體的利益集團而不是屬於個人的。因為唯有利益集團才可能通過社會的不同機構與管道來製作與傳播其價值觀,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意識形態是否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或僅僅是偏見呢?如果我們認識到,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總是要透過一定的立場,一定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對所謂的「客觀事實」、「普遍真理」等等,就應該有一個新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實際上無法避免意識形態的影響。意識形態的作用不是去歪曲所謂的事實,而是通過一定的方式來闡述甚至建構「事實」。具體來說,我們今天公認的「太陽從東邊出」、「人必須孝順父母」、「人都是有原罪的」等等觀念,被不同社會和族群的人當成客觀事實或普遍真理(當然在別的社會和族群看來就不一定如此)。

簡言之,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把某種特定的價值判斷闡釋和建構為被最多的公眾所接受的普遍真理。這樣作當然是為了特定的集團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為了大眾的普遍利益。有史以來,迄今尚未有一個真正的觀念和理想被全人類普遍接受,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的歷史固然充滿了真槍實彈的戰爭的血腥,但也無時無刻充滿了語言文字間的意識形態大戰,幾千年來都是如此。熱戰動槍,冷戰動筆。冷戰(即語言符號和意識形態之戰)是政治鬥爭的有機部分,有時是核心部分,而絕對不是附加部分。但不同利益集團在把自己的意識形態闡釋為普遍真理的同時,從來不忘記攻擊對手的意識形態是歪曲事實的偏見。另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把自己說成是務實派、現實政治派,一切以實質性問題為主旨,同時攻擊對手是意識形態派,一切從僵化的觀念出發而不顧及現實。這樣就建立了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等級,似乎意識形態是不重要的,應該拋棄的。這當然是一種政治策略而不是事實,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兩岸意識形態矛盾有哪些歷史淵源?有哪些關鍵問題?

從歷史來看,兩岸意識形態之爭起源於國共之爭,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對此已有詳盡的論述,這裡毋庸贅言。但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歷史是在不斷被闡釋的,對於國共糾紛這段歷史的闡釋也在不斷變化。這種歷史闡釋的變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需求關係非常密切。最值得注意的是歷史闡釋與當代情勢的聯繫,這才是歷史爭論的焦點,而不是去爭論誰的歷史觀是正確真實的,因為所謂「歷史事實」,說到底是一個如何闡釋的問題。

在大陸方面,近20年的改革開放,對毛時代的階級革命意識形態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建設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本文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二者意義相同,因此為方便計,將一律稱意識形態,但本文所指,與流行的觀念不同,希讀者注意)。大陸在重估國共鬥爭史方面,有以下動向︰一、在總體評估上,並無大變化,特別是在政治、軍事鬥爭方面,大陸並未見觀點上或史實上任何修正。在文藝領域,國共鬥爭始終是一個重大的「主旋律」題材,如大陸數年前耗巨資拍攝國共在40年代末期的三大戰役的《大決戰》,以及「解放南京」、「解放西南」等題材,還有30年代紅軍題材、長征題材等,均與抗日題材有同樣的份量。究其原因,主要是國共鬥爭構成了共產黨革命意識形態和建國的基礎。為了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同時也由於意識形態模式的慣性(即通過一定的「英雄業績」的神話製作,來建構意識形態價值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國共鬥爭的主題還將在大陸文藝領域持續下去,不過主要是出於「內需」,而且商業娛樂色彩更強,價值色彩漸減少。二、在一些具體領域內,則有許多鬆動,特別是對抗戰歷史的闡釋。從江澤民開始,對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正面作用,逐漸予以更多評價,強調中華民族的抗日民族情感、民族團結等。國民黨抗日將領的業績,如李宗仁、張自忠等,近年來也在大陸影視文藝上出現。這使國民黨人物在大陸文藝的面目呈兩重性,有時是正面英雄(抗日題材),有時是反面角色(國共鬥爭題材),如李宗仁。由於抗戰牽涉到統戰和國共合作,對於兩岸的直接聯繫較大,大陸文化界近來更多地強調抗戰的民族團結、民族大義、民族情感,而日益淡化國共衝突。

在台灣方面,從解嚴、開放黨禁後的十幾年以來,兩岸意識形態之爭呈現了多重面目。第一個趨勢是︰從台獨立場反大陸,而不再是從國民黨立場反共。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演變。主張台獨的利益團體通過重新認識台灣社會、重寫台灣歷史、建構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強調省籍矛盾、推出以排斥大陸省籍的「四大族群」等等一系列的行為,來轉化、改變兩岸對立的價值判斷。在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一直是國民黨反共立場的意識形態基礎。這裡面的價值觀有歷史的沿襲(漢與賊,即正統、法統與「匪、」「偽」的對立),也有來自冷戰的觀念(「自由世界」與「極權統治」的對立,是美蘇兩大勢力集團冷戰的主要意識形態標識)。近十幾年來的台灣,對兩蔣反共意識形態的這兩個基礎都有嚴厲的批判。兩蔣所謂的法統、正統,在台獨人士看來,完全是鎮壓台灣主體性(即台獨意識)的藉口。事實也正是如此,兩蔣是把極端台獨人士和中共同樣視為匪盜奸賊的,因為兩者均挑戰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從「二二八」、50年代的白色恐怖到兩蔣幾十年間的高壓統治、特務政治,以致開放黨禁後的「美麗島事件」,都是對兩蔣的「自由世界」觀點的強烈嘲弄。台獨人士把兩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描述為對台灣本土社會、對本省籍人民連續不斷的鎮壓、打擊,把國民黨政權描述為「外來政權」,日益凸顯了台灣(以台獨力量為代表)與大陸或大陸籍(特別以新黨為代表)之間的矛盾。相形之下,國共對立的意識形態基礎日漸動搖。

第二個趨勢是,目前當政的國民黨,則推出了某種「後國民黨意識形態」,其特點有二︰一是模糊並否定現在的國民黨與兩蔣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關聯,二是混淆反共與反大陸的界線。後國民黨意識形態強調其台灣本土性,把「中華民國在台灣」作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兩蔣所堅持的國民黨作為中國的法統、正統的觀點,已經被國民黨拋棄。唯一保留下來的,大概就是反共這一條。不過在後國民黨意識形態中的反共,與兩蔣的反共,又有了結構上和實質性的變化。兩蔣一貫堅持的是中國大陸人民從不接受共產黨的「非法」統治,反共因此是匡復正義、回應民心的義舉。而現在的國民黨卻基本默認了中共在大陸的合法性,否則就不會一再提出「分治分裂的兩個政治實體」以及各種類似「兩個中國」等說法。雖然如此,國民黨卻從來不放棄反共立場,特別是反對中共的立場。但是,既然默認了中共在大陸的合法性,卻把反中共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基本立場,便造成了邏輯上的矛盾︰你承認了他的合法性,卻又反他,那麼你不就把自己放到了一個不合法的地位上去了麼?當然,這個邏輯的前提是︰中國是一個,我們都承認一個共同的、合法和主權的中國。兩蔣就是這麼看的,他們只是不承認中共合法而已。但是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從事實上否認了這個根本的前提,因此反中共就不存在什麼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因為我作為一個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或「實體」,我的合法性跟你的合法性是平行而不悖的﹗再進一步推理下去,反中共就與反中國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了。後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確是這樣認為的︰我反中共(中國)是因為中共(中國)不給我台灣生存空間,是因為中共(中國)不斷打壓我的實際(獨立)和主權的存在。因此,中共與中國的界線日益混淆。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把某種特定的價值判斷,闡釋和建構為被最多的公眾所接受的普遍真理。大陸是如此,台灣也是如此。大陸目前的核心問題是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其意識形態也完全圍繞這個核心。但現代化是複雜多面的,大陸目前只強調經濟,忽略其他(所謂「精神文明」和政治制度改革等,都遠不及經濟和科技)。大陸的意識形態傳統也與經濟現代化有根本的矛盾。因此,目前大陸的意識形態是極其複雜和充滿矛盾的。這也反映到兩岸關係上面。限於篇幅,這裡僅僅指出一個主要的趨勢。大陸的意識形態現在以「小康」的生活和民族大義這兩點來為其經濟現代化目標服務,因為這兩點最能為大陸人民所接受,具有某種「普遍真理性」。第一點讓13億人都對個人物質生活的豐富抱有希望。而第二點在歷史和全球化這兩個範圍裡,凸顯一個逐漸發展起來的民族國家的自信和自豪感。這一點也很好地迎合和利用了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和期待。當然,大陸社會目前變得日益複雜多元,上述的意識形態只是我概括的一個大的趨勢,跟官方的意識形態「主旋律」是有區別的,區別主要是在語言表述上(這是實質性的區別,因為意識形態的本質就是語言和表述)。官方仍未擺脫過去的意識形態話語,如「基本路線」、「四個堅持」等等。但大陸的媒體、文化教育各部門除了在最正式的政治儀式(如各種黨代會)上使用官方話語,大部分都只是關注經濟、科技和物質繁榮的話題和民族主義的話題。這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表現出與官方的距離。知識分子精英又與官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很不相同,有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強調經濟效率的,也有主張社會公平、批評貧富兩極分化和官僚腐敗的。不過應該強調的是,大陸的意識形態中,個人「小康」、民族尊嚴這兩點,是占主導地位的。目前這種意識形態的主導與大陸的經濟現代化目標基本一致,官方、社會和見解較獨立的知識界,對此並無根本性的分歧。

在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下,大陸在兩岸關係上的意識形態側重,就在於「統獨」對立以及「民族情感」、「民族大義」等方面。種種研究、媒體與民調均表明,大陸人民基本上都是從民族的立場和角度來看待台灣和兩岸關係。官方、社會、知識界並無大的差異。這種趨勢更凸顯了意識形態的情感因素,其聚合與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但是這種意識形態卻建立在對台灣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的瞭解和興趣的基礎上。大陸一味強調民族情感,一方面激起大陸人民對台獨更加劇烈的反彈,另一方面則忽略了台灣人民由於歷史原因在民族、國家的認知上與大陸的差異。這在實際效果上強化了兩岸的敵對情緒。在資訊方面,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瞭解僅僅通過與台商、台灣遊客的一些表面、膚淺的接觸,和媒體種種透露的台獨立場的宣示。

至於台灣,我的看法是意識形態與政治實際目標的矛盾十分尖銳,社會不同階層與集團的矛盾也十分尖銳,因此跟大陸不同,雖也有某種意識形態的主導,但並未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共識。我前面分析了台灣的兩大意識形態趨勢和政治目標。無論是台獨或是後國民黨的政治目標,共同點是對於兩岸分裂、分離的普遍認同和期望。我想指出,這種分裂分離的期望,並非是台灣大多數人民的共識。台灣在媒體與輿論方面遠遠比大陸開放,使得反台獨、反民進黨、反國民黨的力量還能有某些管道來表述自己的立場。更重要的是,分裂分離的政治目標與意識形態的表述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簡言之,民進黨、國民黨這兩大利益集團目前的政治目標是與大陸分裂分離,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宣示並不是分裂分離,而是民主。

以台獨為基本政治目標的民進黨的意識形態策略,在對付國民黨和島內輿論方面,以強調台灣悲情、省籍矛盾為主,打的是「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牌。在對外和兩岸關係方面,則主要打的是「民主」牌。民進黨主要人物邱義仁說︰「大家都知道,民進黨是主張台獨的政黨,但是這個黨即使主張台獨,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價值,那就是民主。」「民主從民進黨的立場講,絕對是一個價值而不是工具。……若台灣至今對民主的追求只呈現是一個工具性的話,則北京政府連這工具性都不要時,我們更應該珍惜,更希望台灣把民主當作工具性的工作推動下去,使民主變成一個價值。」〔註1〕邱更信誓旦旦地強調,為了民主,民進黨不惜放棄台獨主張,只要台灣人民的公投、自決不接受台獨。邱雖然一再強調民主不是民進黨的工具而是絕對價值,但他基本上還是承認民主目前在台灣(當然包括民進黨)只呈現工具性,要變成價值還有待將來。且不論民主在台灣的島內政治呈現的是什麼樣的工具性,在兩岸關係上,兩極對立的色彩是十分明顯的︰北京政府連民主的工具性都沒有、北京是個反民主的政權等等,在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文宣中,比比皆是。

在國民黨方面,民主牌更是最重要的王牌。國民黨就辜振甫訪大陸進行的民調的一個主題就是民主︰「六成五民眾認同辜振甫所打出的民主牌,並認為中國大陸民主化將是兩岸統一的關鍵。」〔註2〕國民黨對於統一的看法,也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統一和「一個中國」是有條件的,必須以民主為統一的前提。〔註3〕張榮恭認為,「未來理想性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不只是一國兩制作為衡量的標準才是一個中國。」〔註4〕在後國民黨意識形態裡,「民主」取代了「法統」,反共、反中國的理由亦由中共(中國)「非法」變成了「不民主」。這似乎是個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可以表明不反對統一的立場,一方面又表明國民黨是民主的真正代表(既針對中共又針對島內反對派)。胡志強在美國的演講裡強調「民主不是分裂」,「台灣人民的意願是擁抱民主,而把台灣永久從中國分割出去則不是我們的政策。」〔註5〕總之,民主/極權的兩極對立在國民黨的兩岸關係的意識形態宣示中是核心。「民主」的特殊涵義是不言自明的,其邏輯也一清二楚︰因為你大陸是共產黨政權,共產黨的本質是反民主的,所以我就不會跟你談統一。「統一」如果作為一個話題,那只是一個「未來的理想」。潛台詞是你中共一天不垮台,我台灣一天不跟你談統一。

這裡必須指出,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指責大陸「不民主」,但「不民主」的內涵不同。民進黨認為大陸不承認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不民主,而國民黨認為中共這個共產黨政權本身就是不民主。相比之下,民進黨觀點的內涵與目的都遠較國民黨清楚。在民進黨看來,你中共在中國搞不搞民主,或中國是不是由中共治理並不是問題,只要你承認我台灣主權獨立,是一個與中國平等的國家就行。而按國民黨的觀點推理下去,如果中國在未來30年、50年仍由中共治理,當然是不言統一。那麼假設大陸完全採納了台灣式的民主,是否可以談統一了?如果大陸實行的民主政治與台灣不同,中共也並未垮台,那麼是否應該統一?更為關鍵問題的是,什麼是民主?大陸怎樣才算民主?按照國民黨的觀點,似乎是不符合國民黨民主標準的就不算民主。且不談這種觀點有多少現實可能性,就其邏輯自身而言,又有多少民主的成分?所以國民黨在界定什麼是「民主」的具體、確切內涵時,總是含混不清。唯一明確的只有對大陸「不民主、反民主」的指控。

「民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這裡需要指出這麼幾點︰第一,必須區分民主的不同內涵。學術界近來在時間和空間上對不同民主觀念有深入的研究,充分說明民主不是一個普遍的、永恆不變的觀念。我們這裡不必去詳細區分這些不同時空的民主觀(如古希臘的民主觀、孔子的民主觀等)。我們基本可以把民主作為一個現代的觀念。但是必須區分民主作為具體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作為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觀念這兩點。就拿西方的民主觀來說,英美的民主觀偏向於政治制度,而法國的民主觀更偏向於觀念、態度和意識形態。第二,民主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分不開。而談中國的現代化,不僅僅要談現代科技、現代經濟,也要談現代的民族國家的建立、現代的社會、現代的文化。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其主旨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欺壓下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種努力。在社會文化的現代化方面,五四運動是一個開端。五四提出來的兩個口號,「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與文化的基礎。但民主在民族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卻始終未能成為主導。從歷史上看,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現代的民族國家,卻並沒有建立行之有效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因此可以說,民主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主要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的觀念,而未形成政治制度。第三,即使把民主狹義地定義為政治制度,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普遍、統一的民主制度。西方國家中,英美德法的民主制度各不相同。民主制度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是分不開的。

上述民主的各個複雜層面,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任何有關民主的意識形態宣示中。台灣的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在打民主牌時,也無法繞開這些複雜層面所引發的矛盾。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台灣對大陸打出的民主牌缺少複雜的理念,而具有驚人的單向性。這就是「台灣=民主」、「大陸=極權」的簡單的兩極對立。在島內政治上,對於「黑金政治」、對於台灣「民主化」的爭論相當熱鬧,表現出對民主的認知的複雜與豐富性。但在兩岸關係上,民、國兩黨打的民主牌卻極其簡單和空泛。大陸的「反民主」和「極權」主要有哪些具體表現?大陸如何實現民主?應該實行何種民主的政治制度?台灣的媒體和學術界研究大陸問題的專家們,卻非常令人失望。到目前為止,台灣媒體基本上是照搬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報導,很少對大陸有獨立、深入的分析。大陸問題研究也始終沒有脫離「匪情研究」的意識形態框框。

總之,我認為「民主牌」在台灣並未形成一種為公眾所接受的普遍認同。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日益強烈的疏離感、反感和敵對情緒,不是簡單地由於大陸極權而台灣民主所產生的,也並未被所謂的「民主」意識形態凝聚起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對立情緒,當然有來自大陸方面的原因。來自島內的原因,則包括了分離、分裂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大陸的實際情況缺乏瞭解、對大陸的對台立場無法認同等複雜的因素。美國、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媒體對台灣的影響,也不可低估。美、日等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的發展,深感憂慮,通過全球化的媒體,製造「中國威脅論」,並常常把台灣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一個樣本,也影響了台灣的民眾情緒。這些都不是靠一個「民主」的標識來實現的。相反,「民主」掩蓋了台灣民眾對大陸認知的複雜、多元性和盲目性。在另一方面,雖然主張統一、堅持對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的認同的力量在台灣目前呈弱勢,但由於台灣文化、歷史與大陸的不解淵源、台灣社會的多元與開放,更由於台灣與大陸日益增長的經濟、文化和人際交往和兩岸人民日趨密切的實際利益聯繫種種因素,「民主」牌在島內的聚合力就更成問題。

綜上所述,在兩岸關係上,大陸和台灣各自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認知與表述有巨大的鴻溝和差異。大陸方面以「民族大義」、「民族情感」為意識形態基本訴求,以「統/獨」的兩極對立為基本形式,這與台灣以「民主」為訴求、以「民主/極權」的兩極對立為形式,完全是南轅北轍。大陸對台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國家的政策導向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有社會各層面相當程度的共識。而在台灣,似乎並沒有意識形態宣示與實際政策導向之間的一致性,也缺少社會共識和凝聚力。這一差異是很值得提醒反對統一和主張台獨或獨台者注意與深思的。

兩岸意識形態的兩極對立反映了冷戰思維的慣性,也揭示了國際關係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因素。兩岸關係的確與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息息相關,在意識形態上,台灣的「民主牌」正是美國對華關係的「人權牌」的翻版。這與台灣主導的利益集團(民、國兩黨)利用美國、日本的力量來反對中共(中國)的政策相吻合。而大陸打出的「民族大義」牌,也多半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是中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格局下為自己確立新的地位的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兩岸的意識形態戰體現了各方的內在矛盾與衝突。

有鑒於意識形態對立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如何有效地化解意識形態對立,則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課題。本文的目的是提出這一問題並作初步的分析,希望引起各方的重視,從而尋求兩岸關係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選擇。最後,我想提出一些建議,雖睥之無甚高論,聊表一點我的心意。在提建議前,必須說明一下我的基本態度︰我希望兩岸能夠「化解敵意,共同謀求合作,在和平的環境下,互相幫助,善意競爭,水到渠成地走向統一之路,才是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的理性抉擇。」〔註6〕

我希望台灣的各政黨與利益集團充分認識到意識形態牌(「民主牌」)的限度和兩面性。也真誠地希望台灣的傳媒與知識界真正做到開放意識形態,開放對於冷戰、歷史、兩蔣政治、國共鬥爭、統獨之戰,以及對於民主、自由等價值的理性爭論。我本人98年1月至6月在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作客座教授,接觸了台灣媒體與學術界不少朋友。我有一個比較深的感觸,就是台灣的媒體與輿論受美國和日本的影響太深,對大陸的成見也太深。我並且深深感到台灣的分裂、分離的意識形態已經對台灣民眾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目前在台灣講統一、講中國文化、講中國的歷史、中國的發展與未來,都很困難,基本上無法由媒體向全社會傳播。相反,「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認識台灣」、「台灣新新人類」、「建設大台灣」……佔據了島內大部分媒體與文化空間。也許除了美國和日本,對於台灣來說,每天在大陸、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在亞洲和世界發生的事情,似乎都引不起媒體的關注和民眾的興趣。島內的一切的確都非常熱鬧。但要是認為一切的熱鬧都僅僅產生於島內,這樣的心態就很堪憂慮。

意識形態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的消極反映,也不僅僅是對現實的扭曲,更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到每一個個人的情緒、心理、立場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積極參與建造或破壞政治、經濟、社會的進程。我想生產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政黨和利益集團在打意識形態牌的時候,對此是有清楚的瞭解的。所以我希望政黨不要以工具化的態度,來打「民主」或「省籍」的意識形態牌,要知道一旦形成了廣泛的影響,其負面或正面的作用都會是十分長遠的。大陸文革時期「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對於大陸社會心理、倫理、文化方面的負面影響,恐怕不是幾十年時間可以消除的。台灣的民、國兩黨需要有負責、慎重的態度和長遠的視野,來處理兩岸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我對大陸也抱有同樣的希望。大陸主管兩岸關係的部門應該正視意識形態的正面和負面的作用,放棄工具理性。這裡面也同樣涉及一個視野的問題。兩岸關係對於大陸來說,不應僅僅看成是一個地方性的「對台工作」,或中美關係的問題。應該從中國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的總體策略來看。大陸的現代化除了經濟方面,更必須有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重大制度創新。意識形態的話語創新也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課題。沒有這個整體的、全局的創新,是很難改變大陸對台灣的意識形態模式和話語模式的。而固守舊的意識形態框框和話語模式,嚴重妨礙大陸政府和民眾對台灣社會的全面瞭解與交流,也嚴重妨礙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立場的瞭解與接受。我在台灣半年時間,切身瞭解到台灣一般民眾對大陸媒體和輿論的語言表述的陌生感甚至反感。大陸應該充分開放對民主、自由、人權等一切問題的討論,開放媒體,開放對台灣的報導和交流。

本文已經寫了很長。但涉及的問題複雜而廣泛,無法深入討論。對兩岸關係的突破,雖然在本文的題目裡提出來了,但我沒有什麼高招,我想那是執掌了權力的人和有更高智慧的人的職責。我從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立場,希望他們能夠以中國長遠的利益、以中國人的福祉為重﹗

1998年12月30日於美國賓州

〔註1〕〔註4〕引自《主權共享、兩岸分治︰一個中國原則面面觀學術討論會綜合座談紀錄》,《海峽評論》95期(98年11月),15、21、27頁。
〔註2〕〔註3〕見台灣中華歐亞學會《歐亞研究通訊》(98年11期),1、3頁。
〔註5〕 Jason Hu, Taiwan Is No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Marynd Institute for Global Chinese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No.1,1997, p.5.
〔註6〕劉康,《論述兩岸關係,跳出兩極思維》,台北《聯合報》,1998年6月2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