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

台灣中學試用課本《認識台灣》的台灣史觀，認為台灣是移民社會，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它極力淡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迴避中華文化、儒家思想，自絕於中國，提出所謂台灣命運共同體和台灣精神。本文將考察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指出該課本的盲點和破綻，探討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一、古代台灣原住民與大陸

《認識台灣》課本在寫台灣史前史之後，一下子就跳到17世紀前後，說台灣是漢人和日本的走私、海盜據點，後為荷蘭人、西班牙人所佔領，無視17世紀以前史書記載的台灣原住民與大陸漢人移居台灣的史實。《認識台灣》（社會篇）更是乾脆從16世紀葡萄牙人「望見福爾摩沙」台灣，開始寫「吾土吾民」。中國史書上最早明確記載台灣的是3世紀《三國誌．孫權傳》。黃龍二年（公元203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浮海求夷洲」。根據所得情況，丹陽太守沈瑩在《臨海水土記》，記述夷洲的地理方位、氣候、地形以及居民的生活習俗，可以推斷夷洲就是台灣，夷人的生活習俗與後來的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形態相印證，可以看出其歷史淵源關係。到7世紀，《隋書．陳稜傳》再次出現有關台灣的記載。隋煬帝於公元607、608年和610年三次遣將入海到流求。從地理位置、動植物和氣候看，流求就是台灣，陳稜率軍進到波羅檀（今豐原），說流求人分部落，各立頭目，弓箭狩獵，刀耕火種，文身貝飾，有尚人頭骷髏、食人肉之風，還處於原始野蠻狀態。可見，流求人就是夷人的後代，也就是今天台灣原住民的先民。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說：當地原住民「初見船艦，以為商舶，往往詣軍中貿易」，說明當時已有大陸船商到台灣通商。

12世紀南宋時代，江南一帶經濟開始發達，泉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船舶時而停泊澎湖，也有眾多漁民移民澎湖。南宋詩人陸游（1125-1210）憶在泉州任官時的詩說：「行年三十憶南遊，穩駕滄溟萬斛舟，嘗記早秋雷雨後，舵師指點說琉球。」看來，船舶到過琉球。於是，泉州知府汪大猷於1171年在澎湖建屋，遣軍屯戌，歸福建晉江縣管轄。13世紀元代初，忽必烈於1274年和1281年二次出兵日本，為此，曾於1270年設澎湖巡察司，加強後方。後日失敗後，為防備日本南來，於1292年和1297年二次派軍「宣撫」琉球（即台灣）。這說明元代雖沒有在台灣設行政機構，但已視台灣為其管轄內。元代末，海上旅行家汪大淵1344年左右寫的《島夷志略》，記錄所見台灣大崎（今高雄）附近情況說：地產黃豆、黍子、硫磺、鹿、豹，以貿易瑪瑙珠、粗碗、處洲瓷器，「海外諸國，蓋自此始」。14世紀的琉球人已與7世紀隋代的琉球人不大一樣，雖還有取人頭懸木桿習俗，但社會經濟生活已脫離野蠻蒙昧階段，與大陸有通商關係，大陸商舶還經過那裡往來南方各國。

從上述史料看，台灣進入歷史時期，從3世紀到15世紀，台灣原住民只與大陸漢人有往來，再沒有接觸到其他外界人。台灣原住民從漢人得到鐵器類用品等，社會生產力和文化逐步有所提高。

二、明代漢人移居台灣

明代初朱元璋為防備海上反抗勢力和倭寇騷擾，於1389年下令禁止沿海居民私通外國，遷澎湖居民入內地，但未能阻止沿海居民繼續遷居澎湖的趨勢。漁民在澎湖捕魚，與澎湖相隔只30海里的台灣北港漁場也就成漁船經常出入之地。漁汛期間，由大陸沿海直航到那裡的漁船，「歲無慮數十百艘」（福建巡撫黃承玄語）。他們為避風、捕網、修船具，就慢慢在台定居下來，形成數戶、數十戶的漁村，先後又發現大員（今安平）、打鼓（今高雄）等良好港灣，把村擴展到台灣西部沿海各地。接著從事種植的農民也到台灣墾荒種植。因台灣地廣人稀，農民們得以不受阻礙地擴展墾植範圍，建立起一批又一批的村莊。到17世紀初，聚居在這些村莊的漢族人囗約有一、二萬人。

明朝採取閉關海禁政策，只許外國以「朝貢」方式正式通商，台灣有了居民點之後，16世紀以來「海盜」和倭寇就以台灣為落腳點。16世紀中葉「海盜」和倭寇（打著「八幡大菩薩」旗號）以澎湖或台灣為基地，到福建沿海進行貿易或強劫，倭寇「船上十之八、九為唐人」（即中國人）。著名的海上貿易武裝集團陳老等1554年以澎湖為基地；林道乾集團1563年被福建總兵俞大猷率軍追至大員（今安平），後去馬來半島大泥；林鳳集團1579年被福建總兵胡守仁打敗，自澎湖轉往台灣北港，後率大船隊，往呂宋島班詩蘭（今在該地有其後裔）。雖較大的海上貿易武裝集團在明軍圍剿下，無法在台灣長期居留，但散商仍活躍於台澎各地，從事海峽兩岸的貿易活動。據1602年隨沈有容追擊倭寇到台灣的陳第在《東番記》說：台灣與大陸通商，「今則日盛。……以瑪瑙、瓷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漢族商人雜居在原住民部落之間，以大陸貨物交易當地特產，同時把漢人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傳授給原住民。《東番記》所記述的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和文化特點，還多保留在今日台灣原住民社會生活中。

隨著台灣的開發，有了物產，日本開始注意台灣。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戰役，93年派原田持「高山國王招諭」，要台灣稱臣納貢，但一無所得。1602年倭寇船遁入台灣，終被明將沈有容殲滅。1616年德川幕府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兵船進犯台灣，又被沈有容擊敗。明朝雖在台灣沒有設統治機構，但認為台灣屬其管轄，不許侵犯。

顏思齊、鄭芝龍集團本來在日本九州平戶，與松前潘合作，從事對華貿易，1621年脫離松前潘，入據台灣北港，建立統治機構，設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先鋒等官職，管理台灣，同時進行海上武裝貿易。其同鄉泉州、漳州人來歸者日眾，即安置他們開拓嘉義、雲林一帶。他擁有數千船艇、萬多黨徒，組成強大艦隊，縱橫東南海上，以海上貿易所得物資與日本、荷蘭交易。1628年鄭芝龍為借助明朝力量，獨霸海上而就撫明朝後，勢力更壯大。這時，福建年年旱災，鄭芝龍即招集飢民，前往台灣開墾。鄭芝龍不領明軍餉，也不聽從明調動，但擁兵自重，「威權振閩」，對1624年入侵台灣的荷蘭殖民者一直是強有力的抗衡力量。台灣不是司馬遼太郎等人所說的「無主之島」。

三、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

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設立東印度公司，同葡萄牙、西班牙爭奪東方的殖民地利益。而台灣可作為基地，西進中國大陸、北通日本，成為國際角逐之地。荷蘭殖民者1604年曾入侵澎湖，不久被明軍驅逐遣出。1622年再度侵佔澎湖，要求與福建「互市」。福建巡撫仍要荷蘭退出澎湖，只許在台灣「互市」。因而1624年荷蘭入據大員（今安平）、侵佔其周圍地區。《認識台灣》課本強調台灣「非明朝版圖」，不符合歷史事實（見上述）。西班牙也於1626年入侵台灣北部雞籠（今基隆）、滬尾（今淡水），至1642年被荷蘭打敗而退出台灣。1645年因清軍入閩，鄭芝龍受清招撫而北去之後，台灣才為荷蘭殖民者所獨霸。

荷蘭侵佔台灣的目的在於獲取商業利益。因而荷蘭在大員設荷蘭商館，作為行政機關，只分兵駐守各​地​，不派行政官吏。讓漢族商人當承包商，與原住民進行物物交易，荷蘭殖民者收承包稅，得台灣特產出​口。對原住民各社，要其長老按荷人命令處理其事​務，​每年召集各社長老開評議會，詢問政績，設教堂、學校，以西拉雅族語造「新港文字」，傳佈基督教。其教化地區雖不廣，但影響相當深，直到一百年後，乾隆中葉，尚有原住民「習紅毛字和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蘸以橫書，自左而右，登記錢穀數目」（黃淑敬《台海使槎錄》）。荷蘭殖民者按其本國制度，土地歸國王所有，變漢族農民為荷蘭商館的佃民，按「甲」（土地面積單位）繳納田租。（荷蘭《巴達維亞日記》稱「甲」為摩爾享）至今台灣仍以「甲」為土地面積單位，一甲相當於0.961公頃，合14.5454畝。這些可以說是荷蘭殖民統治留下的文化痕跡。還有台南赤嵌樓、淡水紅毛城和澎湖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等歷史文物，可讓人憑弔。荷據台最盛時期（1650年左右）原住民人囗在15萬至20萬人之間，漢人移居台灣者約10萬人，而荷蘭人主要是駐守台灣的兵力，平時只有1,200人，最多為2,200人。在台灣社會中漢人移民的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原住民在現實生活中受漢人文化的影響較深。荷蘭殖民文化在當時只起了如上述作用，不能把荷蘭殖民文化與漢人文化相提並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