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的根本矛盾與出路

在10月中「辜汪會晤」前夕，台灣和香港先後釋放出辜振甫此行訪問大陸，有促成李登輝與江澤民在可見的未來相互會面的企圖。由於李登輝的總統任期只有不足兩年，而明（1999）年春以後，台灣各方政治勞力便會全力準備2000年的總統大選，隨著「後李登輝時代」的即將來臨，李登輝的權力將會因此而快速下降。故此有論者猜測，所謂的「可見的未來」，其可能的情況應只是未來半年之間，使得不少海內外人士對外將舉行的「辜汪會晤」充滿了頗多的想像和期許，希望兩岸關係能夠藉促成「江李會」而取得重大突破。

對於「江李會」的可能性為何，局外人不易估計，但從兩岸關係近年演變的脈絡看，有關的消息可信性甚低，若不是有心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便是兩岸當政者因種種原因而刻意製造的一種政治花招，目的離不開營造兩岸緩和氣氛或給對方增添政治壓力。

客觀而言，經過過去幾年的攻守互動，今天兩岸當局肯定地相當清楚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條件上限和下限。首先，對大陸領導人而言，他們最希望看見的自然是兩岸統一於「一國兩制」之下，當中北京政府為中央，台北政府為地方。當然，有關「一國兩制」的內容可以透過談判而有所增減，北京甚至有可能在談判的過程中作出重大的讓步，包括台灣所要求的政治自主性。但從北京的角度看，無論怎樣讓步也不可能在未談判前先承認台灣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因為這無異承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

至於台灣方面，其領導人最希望看見的卻是北京最不願看見的情況，即兩岸先在國際社會中互相承認對方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而縱使這最高理想不能實現，兩岸在真正進行政治談判之前，北京起碼必須先承認台灣與大陸為對等的政治實體，然後才在這對等承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和平統一安排。基於這最起碼的要求，北京所堅持的「一國兩制」既有可能使台北從屬於北京，台北方面自然認為無法接受。

從上述兩岸在統一問題的堅持中，矛盾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北京最欲達到的，台北不願讓步，而台北最希望獲取的，北京也不願妥協。更需注意的是，根植於這矛盾之中的，並非統一的理想問題（台北方面迄今為止仍表示追求統一），而是兩岸互信的問題。北京擔心若然給予台北所要的對等承認，台北將更有可能利用對等承認邁向更獨立的方向。另一方面，台北則猜疑，任何「一國兩制」的統一安排，其終極目的只是要將台灣合併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使台灣的政治自主性從此喪失。只要這種互相猜疑的現象持續，不論舉行多少次「辜汪會」或甚至出現更高層次的「江李會」，相信均無法打開兩岸政治對抗的僵局，因為要打破這樣的僵局，只決定於兩岸領導人一念之間：即北京相不相信台北在取得對等承認之後仍會追求統一？或台北相不相信在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之後兩岸仍有平等相待？

當然，要使得這「一念之間」有重要的改變，即從猜疑轉為信任，單靠片面的主觀善意是不可能達到的，必須有賴兩岸雙方針對對方的猜疑，採取清晰有力的行動，藉此掃除彼此之間的猜疑，重建兩岸互信。

就這一角度看，兩岸高層互訪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應是政策與行動的清晰一致。對台北來說，它除了在口頭承諾追求統一之外，必須以更清晰的政策與行動，展示其對統一的承擔。對北京而言，今天台灣的根本問題是，在官方的統一口號背後，具體行動上往往透露出種種似統還獨的訊息，更遑論台灣還有高舉獨立建國的反對黨如民進黨和建國黨。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統獨糾葛紛圍下，連台灣人民也沒法判斷究竟台北當局的立場是統還是獨，這又教北京如何能夠安心地按台北的要求，先給予台北對等承認，然後再商談兩岸統一問題呢？

另一方面，對台北來說，儘管北京不斷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甚麼都可以談，台灣的「一國兩制」將擁有比香港更寬鬆的內容，但現實上，台北卻經常聽到不同的矛盾解釋。最明顯的例子，如北京有時候指「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有時候又說「一個中國」是指「兩岸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中國」，兩者之含義差異極大，孰為正確？因此，台北很難不問，「一個中國」究竟是指些甚麼？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中，兩岸的對等性如何能夠取得制度性的保證？這些或其他問題，都是台北方面反覆顧問的。如果北京不能給予明晰的，能夠令大多數台灣人民接受和釋懷的界定，他們又如何能容走向兩岸政治談判？

總言之，「一念之間」既輕鬆又沉重。輕鬆是因為任何一位兩岸當政者均可立地而起，採取行動；沉重是因為「一念」既定之後，必須鍥而不捨，一往無悔。兩岸矛盾的打開，最需要的相信就是「一念之間」轉猜疑為互信的決定，並在這決定之後，努力以行動爭取互信的逐步建立。

（《崇正報導》第44期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