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人不應是新台獨主義

去年12月1日，正值台灣「三合一選舉」台北市長選情緊繃的關鍵時刻，李登輝突然拋出的「新台灣人」的提法，一時間激起島內政壇，社會的強烈反響，如今選戰塵埃落定已經一個多月，島內社會各界對所謂「新台灣人論」仍在議論紛紛，可見，「新台灣人論」的效應遠遠超出這次選舉；這一概念究竟會對台灣政局發展和兩岸關係演變產生何種影響？頗值得觀察。

島內有人說，李登輝提出「新台灣人論」與統獨無關，他只是想化解島內省籍矛盾，促進族群融合而已。對這種說法，恐怕竟連李登輝本人也不認同。

事實上曾經提出「新台灣人論」者不指李登輝一人，更非自李登輝始。而且同樣提出新台灣人這一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涵，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目的。應該嚴格的加以區別，莫混為一談。

其實「新台灣人論」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蔣經國主政時期。蔣經國在其晚年即曾公開宣稱「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此話一出，曾一時引起反響。蔣先生講這話當然不是無的放矢，是企圖化解當時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嚴重的省籍矛盾，無非表示像他這樣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已經在台灣生活、工作了幾十年時間，「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應該也是「台灣人」，不能在被視為「外省人」，大家應該消除隔閡，不應該彼此再有矛盾。這顯然是積極的，具有正面意義的，的確「與統獨無關」。從政治層面而言，蔣經國做此宣示，亦在破解當時黨外反對勢力所宣揚的所謂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說法，建立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是為其正在大力推行的國民黨「本土化」、台灣政權「台灣化」這一條的路線和目標服務的。不過蔣經國的這一番苦心，看來並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

大約在四、五年前高希均、關中等幾位「外省人」正式提出「新台灣人」這一概念。高希均先生還利用他創辦的《遠見》雜誌，發起過一場「新台灣人」的討論。他們提出這一概念，是有感於李登輝主政後台灣社會的族群分裂愈演愈烈，對台灣的發展極為不利而憂心重重，希望通過「新台灣人論」的鼓吹，即表示他們這些「外省人」對台灣的認同，同時也試圖獲取「本省人」對他們的認同。另外，新黨中具有本省人身份的立委楊泰順、陳癸淼也曾鼓吹過「新台灣人」，陳癸淼還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新台灣人辦公室」。眾所周知，新黨成立之後一直被民進黨等獨派人士抹黑為「外省人」的黨極力加以打壓，楊、陳二人以「本省人」身份提出「新台灣人」的概念，無非也是為了爭取「本省人」對新黨的認同，提高新黨的支持率，擴充新黨的票源。再有就是宋楚瑜，他在當選省長的第一天，即公開宣揚「新台灣人主義」。宋楚瑜選擇此時鼓吹「新台灣人主義」，則顯然與他「外省人」身份當台灣省長有關。要「本省人」放心他這位「外省人」省長，絕對認同台灣，要與「本省人」一起為台灣打拚，同時也希望「本省人」支持他順利執政。總之，無論高希均、關中也好，楊泰順、陳癸淼也好，宋楚瑜也罷，他們提出「新台灣人」的概念，動機和目的都是無可非議的，也的確「與統獨無關」，其共同特點是具有典型的「內斂性」和「保守性」。他們所標榜的「新台灣人」和「中國人」並無衝突。但他們的用心良苦，當時並沒有引起包括李登輝在內的台灣「本省人」的呼應，呼籲了一陣子就煙消雲散了。

事實上，李登輝正是「省籍情結」的最大煽動者、鼓吹者。人們應還記得，李登輝在剛剛接掌政權之初，也曾說過：「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儘管和蔣經國的話有所不同，他把「台灣人」放在前邊，「中國人」放在後邊，但不管怎麼說，李登輝還自承自己是「中國人」。他這樣講，是因為他當時羽翼未豐，一批大陸籍國民黨元老還佔據要津，因此他需要「韜光養晦」，講些大陸籍元老們中聽的話，以騙取他們的信任與支持。然而一旦當他大權在握，權力鞏固之後，其真實面目便暴露無遺了。從此他不再講自己是「中國人」，並採取種種手段，甚至外聯民進黨為代表的島內獨派勢力，大肆排擠、打擊國民黨內的外省菁英，以致造成國民黨的嚴重分裂、新黨的出走。進而在1994年4月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大談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竟稱由他擔任「黨主席」的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甚至說「『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並以「摩西」自況，宣稱要帶領台灣人「出埃及」建立所謂「真正屬於台灣人的國家」等等。從而不僅使台灣社會原本相當嚴重的省籍矛盾雪上加霜，同時也引起了兩岸關係的緊張與倒退。

就這樣，李登輝極力煽動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省籍情結，把國民黨內的外省勢力幾乎「趕盡殺絕」，鞏固了他的權力，為其當上「台灣人的民選總統」掃清了道路。

那麼，李登輝為何在這次「三合一選舉」中卻一反常態，突然提出「新台灣人主義」，主張「走出悲情」、消除「省籍情結」呢？原因無他：其一，當初他煽動、利用「省籍情結」雖然得到了很大甜頭，卻也造成了國民黨的嚴重內鬥和分裂，97年底縣市長選戰的慘敗，國民黨已經丟失了大半江山，如若再大輸了這場「總統」選舉的「前哨戰」，2000年「總統」寶座國民黨必定難保，作為國民黨的主席如何交代？將來歷史如何定位？他不能不三思而行。何況在投票前幾日，李登輝據可靠消息評估，馬英九極有可能勝選，與其如此，何不送個「順水人情」？於是李登輝才拋出「新台灣人主義」，替馬英九站台助選。

誠然，過高評估李登輝的「新台灣人論」對台北市長選情的影響並不符合事實。實際上，馬英九之所以能擊敗陳水扁，起關鍵作用的乃是新黨的支持者的「尊王保馬」效應。不過也應當承認，以李登輝的特殊身份，在選戰白熱化的關鍵時刻提出「新台灣人論」，的確使企圖依靠挑撥省籍情結開拓中間票源的陳水扁陣營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其二，更值得玩味的是：李登輝提出「新台灣人主義」其背後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李登輝心目中的所謂「新台灣人」與「中國人」是何種關係？選戰結束後不久，李登輝在「國大」的一席演講，以及隨後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記者採訪時對「新台灣人主義」的進一步詮釋，再清楚不過地為我們解答了上述的問題。

李登輝說，他提出「新台灣人主義」，並「不是單純在選舉時為台北市長當選人馬英九拉票的競選策略」，他的「新台灣人主義不只是對內、對外也是」，「在新台灣人主義下，大家可以團結，也可以對大陸表明台灣的立場」，「台灣已擁有獨立主權」，「大陸應該承認這個事實」。並說「新台灣人主義可以當成國家認定和共識的開始」云云。顯然，李登輝心目中的「新台灣人」已經不是「中國人」；他之所以要提出「新台灣人」這一概念，就是要引導「新台灣人」脫中國化、「出埃及」，重新凝聚「台灣獨立主權國家的認定和共識」。其潛台詞，是要在台澎金馬的所有的「新台灣人」，不管先來後到，無論「本省人」、「外省人」，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大陸（所謂「對大陸表明台灣的立場」）。因此，李登輝所謂「新台灣人」的概念，實際上是獨派人士所一貫宣揚的「新興民族」的代名詞、新的「台灣國國民」的代名詞。無怪乎李登輝此論一出，島內獨派人士立即心領神會，同聲叫好。

由此可知，李登輝的「新台灣人主義」並非是「內斂性」的、「保守性」的，而是「外向性」的、「進攻性」的。其真實用意顯然與前述高希均等人完全不同，不僅與統獨有關，而且是密切相關。該論的提出，或許在短時間內可以迷惑島內的一部份民眾，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緩解省籍矛盾的作用，但從本質看，從長遠看，對於海峽兩岸整個中華民族的整合卻有百弊而無一利。如果真的這樣，那將不僅僅是「新台灣人」的新的悲哀，同時也是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悲哀、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當然李登輝的目的能否達到，那又另當別論了。

1999年1月10日於北京小月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