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

這是最冤屈的時代，也是最公道的時代；這是最離散的時代，也是最團圓的時代；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1950年在台北

離開當年存放日本人骨灰的大廟，移禁到青島東路3號，大有從地獄來到人間的感受。舊時的日本大廟，坐落在台北市西寧南路，斜對面就是台灣戲院。這座大廟被保安司令部改裝為保安處的看守所，亦稱「情報處看守所」。由於廟址就在台北最熱鬧的地區－－西門町，關在「大廟」裡的人，入夜都會聽到戲院門前賣茶葉蛋的叫聲，開場和散場時的男女嘻笑。夜更深時，當最後一場電影散場以後，按摩女的笛聲就開始揚起在夜空裡。這些聲音的組合，形成了在押人與外界的聯繫，但卻是這麼捉摸不住的聯繫，徒然給人帶來無可奈何的傷感。一位在押的教授，就曾在鐵窗的牆壁上用鐵釘刻下「忍聽窗外鶯燕聲」的詩句，作為他的心情寫照。將日本人存放骨灰的大廟改作管押政治犯的看守所，實在是相當殘忍的設計。入夜在淺黃色的電燈泡下的一片陰氣，就讓人喘不過氣來，更那堪提著鑰匙和手銬的看守，半夜一聲大喊，叫到你的號碼。這裡禁止與外界通信；不許到院內放風；審訊都是半夜進行的，每一個審訊室都擺滿了刑具。但真正令人畏懼的是：一入此門，你的命運就不再掌握在你自己手裡了。你無法根據法律和情理來推斷你的歸宿甚至下落。人的基本權利，在這裡是一個笑話。

這座日本大廟是台灣保安司令部保安處（亦稱情報處）的看守所，而青島東路3號則是台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在情報處調查完畢的在押人，如不獲釋，就一律移解軍法處。說它們有天壤之別，是因為在軍法處：審訊都是白天進行的；審訊時雖然沒有律師協助，堂上卻有推事、書記官和檢察官三個人；軍法處不會用刑，因而在押人都敢翻供了；軍法處看守所白天可以放風，儘管只有一個小時，卻是非常珍貴的與自然的接觸；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經過嚴格檢查，在押人與外界可以通信了。即使對自己命運這一丁點兒掌握，也給人帶來一線希望。

一到軍法處看守所，我卻有了新問題。在保安處看守所第五號房，我曾只有一位本省籍的難友，其餘盡是外省人；在軍法處看守所的13號房，至少在一段期間內，我卻是唯一的外省人，同兩批台灣人關在一起：一批是南部東港的漁民，一批是雲林的農民，每批差不多八、九個人。前者是閩南人；後者卻是客家人。我是唯一的外省人。在一九五○年的春天，在看守所裡，本省人對外省人是有嚴重戒心的。因為，捉他們的是外省警察，關他們的是外省看守，判他們刑的是外省軍法官。一句話說到底：「阿山無好郎（外省人沒有好人）！」

剛到13號房時，我的困難誰知是我的外省人身份。牢房裡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誰最先到，誰就是龍頭。我的龍頭是東港一位漁民。他從不猶豫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和地位。睡在馬桶旁邊當然是我的義務。但誰同我一起倒馬桶卻成了問題，因為馬桶是要兩個人提著去倒的。等到刮大颱風那一天，室長叫我去倒馬桶，我才嘗到「少數民族」的滋味。誰知壞事會變成好事！「颱風裡倒馬桶」使我交到了一個好朋友：他就是來自雲林的農民阿陳。

看守打開牢門時，阿陳就已脫得只剩一條短褲，他抓起肥皂和一條藍色的毛巾，同我提起馬桶就往外跑。來到院子裡，身上一沾雨點，他就開始往身上抹肥皂，等到我們橫過院子，來到廁所，他已渾身是肥皂泡沫，連短褲上也打了肥皂。洗乾淨馬桶，然後裝上四分之一的清水，我正準備同他提起馬桶，頂著颱風跑回去。卻聽到阿陳說：「慢慢走，不用急，我要讓老天給我洗個澡。」

果然不錯，等我們在颱風中漫步走回牢房，阿陳的一身泡沫都不見了。我的衣服雖然也都貼在身上，卻也覺得一陣快意。將馬桶放回原地以後，阿陳同我講了一句話：

「我們台灣就是靠一年幾次颱風洗刷乾淨的！」

我終於有了阿陳這個倒馬桶的夥伴。牢房裡接著來了幾個外省人，都是澎湖來的山東流亡學生。氣氛並未輕鬆下來，反而更加緊張了。新關進來的阿興伯是主要因素。阿興伯74歲，來自宜蘭，帶病入監。阿興伯曾經是全台灣知名人物。日治時代，他曾同日本警佐打官司，而且居然打贏了。他的勇氣贏得了鄉親的讚賞。光復以後，他卻經歷了一連串令他失望的事件。連官司也打輸了。於是阿興伯有了一句口頭禪：

「╳╳╳政治不好。」

這句話把他送到牢裡。關在牢裡他還是說：「╳╳╳政治不好！」一直說到最後一天。阿興伯被抬出去的那一天，輪到我和阿陳倒馬桶。阿陳卻兩手插著腰來到我面前，右手一伸指著牆腳幾個山東流亡學生說：

「找你們阿山倒馬桶去，今天我無愛和你去了。」

夏天還未結束，蟬鳴依舊稀落地傳來牢房，台灣則發生了三個大「匪諜案」，每個案件都牽連了二、三十個人，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外省人。這些案件改變了牢房裡的人口組成。最後的判決不可避免地衝擊到阿陳等人的「阿山印象」。

原定關15個人的牢房，現在塞進來33個人。按照空間和人口的對比，每人睡眠處只能分配到寬兩片地板，長僅三尺的空間。在這種條件下維持秩序是個大難題。每個人都必須在非人的條件下，學著與人和睦相處。地域概念被擠得只剩下方言部分。這三個大案相繼結案時，凌晨被叫出去槍決的都是外省人，這一事實，徹底地衝垮了阿陳等人的「阿山印象」。澎湖來的李老師擦地板問題，則改變了我的「阿陳印象」。

李老師是山東煙台聯中的事務主任。澎湖防衛司令部李司令為了強迫流亡學生當兵，槍斃了該校校長，把李老師吊了三天三夜，結果他的雙手的骨頭被吊斷了。在青島東路3號，有一條打掃衛生的規矩。每個人輪流在飯後擦地板。這對李老師是嚴重問題，他的手抓不住抹布。我記得很清楚，當龍頭在排班擦地板時，阿陳輕輕地對他說：

「這個阿山的地板我擦了。」

輕輕的一句話，像雷一樣打中了我。我一直恨之不已的省籍觀念，一下模糊了。此後，阿陳一直是我倒馬桶的夥伴，直到他換押到別的地方。臨走時，阿陳將那條藍色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對我說：

「別忘了颱風可以洗澡。出去以後，免當兵了。到雲林來同我種田吧。」

我隻身在台，這句話使我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溫暖。但我除了表示感謝以外，卻說不出話來，因為自己不知道，命運到底有多少掌握在自己手裡。

那年11月，我被押送台南。全案20餘人，一半獲釋，一半被軍法處藉故處刑。我屬後者。當我們集中在院子裡，準備離開時，我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牢房，誰知從樓上一個窗口看到一條熟悉的藍毛巾在揮動著。阿陳還在這裡！我立刻也向他揮手道別，卻只見樓上窗口出現了一名看守，木棒揮動處，那條藍色的毛巾不見了。

那是我48年前最後一次看到阿陳。

1998年在北京

第一天到北京，在飯店辦好登記手續，就看到一個面善的人。48年磨損的記憶，使我不敢冒失。他似乎也多看了我幾眼，沒有說話就走開了。我們都是來參加國慶參觀團的，多數是旅居世界各地的台胞，特別是來自台灣的。第二天，當我在飯店吃早餐時，這個面善的人在我面前坐下了。他胸前掛著「台灣受難人互助會」的牌子，微笑著對我說：

「記得我嗎？」

輕輕一句話，再次像雷一樣打中了我。我懷疑的沒錯。是阿陳！13號房！颱風裡倒馬桶！那條藍毛巾！

「48年了！你還愛在颱風裡洗淋浴嗎？」我立刻問他。

「記得嗎？只有颱風來時，牢房空氣才新鮮。但颱風帶來的『八七水災』卻也沖壞了不少良田，造成了很大的災難。」阿陳同我對上號了。

「你關了多久？」我接著問。

「13年另8個月。」

「出來以後，日子好過嗎？」

「『解嚴』以前，離開雲林都得向派出所報告。回來時，也要報告。現在不要了。」

「家裡的人呢？」我記得當年阿陳有時是有人送飯的。每次都離不了菜脯，也就是蘿蔔乾。

「兩個孩子都去了台中。一個開工廠；一個開了一家川菜館，他的粉蒸牛腸和擔擔麵在中部很出名。在雲林作田的只剩下我和牽手了。你關了多久？」

「我關了四年半。1954年9月10日出來的。聽你的話，出監獄以後，沒再去當兵。我考取了大學。記得你替他擦地板的李老師嗎？是他幫我忙報考的。1964年我到了美國。真對不住，沒有找你去種田。」

「你找我也沒用，你出去的時侯，我還在牢裡。」阿陳苦笑了一下。

那天國慶參觀團遊長城，在長城上，望著遠處的山巒，我一下記起了台中的江醫生。我問阿陳：

「你記得越獄被捉回，戴著手銬腳鐐，躺在血泊裡示眾的江醫生嗎？」

「怎麼不記得？他的案子槍斃了23個人，只有他是台灣人。」

「他是日本東京帝大醫學院畢業的。1942年就來到中國。他就是在長城上發願救中國的。」我告訴阿陳。

「你怎麼知道的？」阿陳不禁問我。

「江醫生的學生馬大夫不是關在13號嗎？是他告訴我的。」

看到阿陳不說話，我又說：

「以東京帝大的醫學博士地位，江醫生在日本或在台灣都會有好日子過。可是他卻選了這條道路。」

「也許我們的路是他走出來的。」阿陳望著起伏在遠處的山巒說。

長城上飛來了一陣細雨，一陣涼意，使我記起了颱風，也記起了在13號飯後繞圈唱的《母親的眼淚》，不由輕聲哼了起來：

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呀，
那樣的沉痛，那樣的悠長，
拖帶著千萬個母親的哀傷，
母親的心中，像烏雲遮蔽的太陽，
母親的眼睛，常被淚水洗蕩，
母親的思念，遠在他鄉，
孩子們呀，孩子們呀，母親在念著你呀，
孩子們呀，孩子們呀，母親在呼喚你，
像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呀，
是那樣的沉痛，那樣的悠長。

阿陳也用台灣話哼起來。

「很奇怪，我一有說不出思念，就會哼這首歌。我現在每天晚上都念一遍《金剛經》，從此我要默祝遇害的一切難友都得到超度。」我似乎是在自言自語地許願。

「你知道嗎？青島東路3號現在是『來來飯店』了。」阿陳也似乎是在自言自語。

長城回來，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參加晚宴，我和阿陳坐在一桌。我們談到就要訪問上海和北京的辜振甫。我對阿陳說：

「當年阿興伯是不諒解辜家的。他認為，辜家在日治時代是『總督府行走』，光復後，他們是『總統府行走』。如果今天阿興伯死而有知，他對辜振甫的北京之行會說什麼呢？」

阿陳笑了一下。沉思片刻，然後慢慢地說：

「辜振甫愛聽京戲。也會唱幾段。日本人懂京戲的不多。美國人愛聽京戲嗎？」

那天宴會後，北京已在朦朧夜色中，一片燈火燦爛。是薄霧？還是空氣裡的污染物？天安門廣場上的街燈，都像霧裡看花。我忍不住問阿陳：

「你看颱風還能洗乾淨台灣嗎？」

「一年刮十次颱風也無用了。」阿陳長歎了一口氣說。

我們坐的是不同的巴士。他是3號，我是7號。我一邊找車，一邊回頭望去，只見阿陳正在同廣場上幾個穿著綠色軍服的警衛握手告別。我趕快閉上眼睛，卻看到藍色的毛巾被木棒擊落。我趕快低下頭來，快步上車，其實為的是不讓別人看到我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