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走出歷史悲情的陰霾

一件台灣社會值得恭喜的訊息

繼《二二八事件史料彙編》之後，省文獻會又編輯出版了《台灣地區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鉅冊，都二百餘萬言。適時稍前立法院也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這分別的兩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合併起來看，光復後，台灣繼「二二八事件」後最冤抑的政治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就將解決在即了。這當然是一件台灣社會值得恭喜的訊息。

尤其是我，做為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感謝省文獻會的辛勞，為我們將一向台灣近現代史研究諱莫如深的一段史料揭露了出來；另外，做為一個50年代政治受難人的遺屬而言，我們更要感謝省文獻會把我們先人的事跡史料重見天日。一切在歷史中發生的，終必在歷史中消失，一切在歷史中產生作用的，也終必接受歷史的批判。我們願意走出悲情，結束這段歷史；我們也願意先人的犧牲，接受歷史公正的審判。此外，做為一個台灣歷史的關懷者，我們曾經呼籲過為賴和、王敏川、楊逵平反，也曾經呼籲過保衛抗日先烈林少貓的歷史地位，呼籲過要解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問題。我又如何能夠忘懷迫使我幼年家破人亡，受害終身的「白色恐怖」呢？所以，我個人對省文獻會參與《史料彙編》的朋友們，懷抱著三重的感謝。

有待於國家檔案法的立法

除了懷抱著三重感謝外，對《史料彙編》和《補償條例》也有幾點意見。

（一）根據省文獻會李宣鋒編纂的統計，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共有29,407件，涉案人員當以數倍計，更不知多少。但是，能搜集的個案資料只有60件，顯然不夠充分。雖然，省文獻會已全力以赴，但也有一些尚未克服和不能克服的客觀困難。

賴澤涵教授在主持行政院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彙編時，就遇到軍方拒絕開放檔案的困難，以致學者不能相信軍方所提供的檔案是充分和完全的資料。這得有待於國家檔案法的立法才得以克服。

此外，當年偵辦政治案件的機構太多，什麼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警察、憲兵……甚至各軍種司令部的軍法處就有權處決人犯，檔案管理不易，日久散失。例如，家父為憲兵中校，遭憲兵司令部判處徒刑七年。家母非軍人，更非憲兵，竟也遭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而執行。至今，僅存當年的執行登記簿紀錄，有關起訴書、判決書，經詢問，均已散失不存。果真不存，也必須開放檔案，才能取信於世人，這是已不能克服的困難。

如果能克服困難，省文獻會的《史料彙編》勢必須有續編。

即使開放檔案補充《史料彙編》，其實也很難呈現50年代「白色恐怖」的全貌。因為當時的偵查並無扣押的期限，收押後，不問、不審、不判的案例也不少，最著名的是龔德柏案。一般拘押一、二年，無罪釋放，但已過「十八銅人關」，受盡各種嚴刑酷打，連一紙開釋證明都沒有，自己又回家了。關於這部分的資料只能用更多的口述歷史來補充，但事隔50年，當時的受害人多已作古，只能「缺憾還諸天地」了。

（二）以《補償條例》言，法務部送審的草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後，竟多出了第八條第二款的排除條款，即「經認定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雖說明「前項第二款之認定，除由政府機關提出證據外，基金會並應設預審小組就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之」。

不是以二度傷害政治受難人為目的

故我們深感為德不卒，而有幾點質疑：

A.站在政府機關的立場，當年的判決當然是有「實據」的，又豈能是在路上隨便捉個人來審判。因此，就必須要有受害人能提出反證給預審小組「審認」。但是，受難人或當年已處決，或出獄後死亡，或年久證據散佚，又如何能提出反證？即使今日尚存者，至預審小組提出反證，這豈不是第二次審判，和對受難人的「二度傷害」嗎？更甚者，預審小組的「審認」能代替司法機關的判決嗎？補贖基金會僅是行政院授權的民間團體，預審小組成員也不具有司法官身份，又如何來「審認」甚至判決當年的審判為「不當」？這不也違反了行政權與司法權分立的憲法原則嗎？

B.在《懲治叛亂條例》中，並非只有「匪諜」或「二條一」著手實施叛亂才處罰，還有預備犯和陰謀犯。此外，不必是「叛徒」本人，也要處罰，第四條為助叛及圖利叛徒罪（共12款），第五條為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罪，第六條散播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罪，第七條有利叛徒宣傳罪。犯了這些「罪」的，算不算有「實據」呢？例如，前《自立晚報》記者張化民，從外電得悉，而報導中共試爆原子彈，以第七條判決之，這是不是有「實據」？孫立人、雷震可以是冤、假、錯案，但張化民報導中共試爆原子彈，使得台灣反政府的人心為之一振，難道不是「有利於叛徒宣傳」嗎？如果說張化民案的判決沒有「實據」，難道對當年的軍法官公平嗎？還有一些判無罪受扣押的，或最後免訴遭扣押的，一關都是好多年，但卻不在補償條例之內。

C.據後投降國民黨的前中共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的供詞，中共地下黨在台不到千人，僅九百多人。就算有九百多人的真共產黨不能分辨，難道就必須繼續犧牲幾十萬政治受難人及其遺屬的公道正義嗎？豈不又是「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人」的戒嚴心態的復活。再者，「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中，難道沒有因「實據」而受難的嗎？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可以通案處理，一律補償，而對50年代政治受難人必須二度審判，再度傷害呢？何況，50年代政治受難人多因「二二八事件」對「白色祖國」失望，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期望，但亦旨在自由民主解放台灣，政治事件本應政治處理，《補償條例》旨在彌補台灣社會傷痕，不是以二度傷害政治受難人為目的的。

（三）目前兩岸未能結束敵對狀態，中共一旦公佈「真案」名單，必然造成島內同志家屬的二度傷害，然沒有中共的證實，只憑當年政府機關的「證據」，也是難以「確有實據」的。但是，50年代政治受難人，基本上都是國共內戰的受害人，即使是冤、假、錯案，也是因為國共內戰才被冤的。所以，我們認為50年代「白色恐怖」，國共兩黨均應負起責任，無論冤、假、錯案，必須概括承受，並且，我們對國共兩黨有以下之建議。

兩岸政府共募基金補償受難人

A.由兩岸政府共同籌募基金，組成基金會，負責對受難人及其遺屬之補償，和籌建墓園、紀念公園、學術研究等。補償金發放方式，應比照「二二八事件」，取消排除條款，通案辦理，一律補償。

B.若未能兩岸合作及取消排除條款，則北京方面應宣佈，未能在台取得補償金之受難人和遺屬，無論是否冤、假、錯案，得取得台方拒絕補償之證明後，得向北京當局申請補償。

50年代「白色恐怖」是國共內戰的產物，國共兩黨唯有妥善處理，才是對台灣人民和對過去歷史負責的態度。

省文獻會的《史料彙編》初步提供了我們對50年代「白色恐怖」瞭解的資料，這是我要再三感謝的。《補償條例》為德不卒，唯望立院諸公能體察時代潮流，取消排除條款，還我社會公道，彌平歷史創傷，並以處理50年代政治案件為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開始。把歷史的還給歷史，讓台灣社會能在21世紀真正的走出悲情的陰霾。◆